内容摘要：以婚姻、家庭、家族为描述轴心的清代文学在女教问题上多有阐发，特别是作为女性弹词作品的《天雨花》和《笔生花》。清代文学中女教传统的内容有道德礼法教育，其中由女子的外在容貌与仪表、女子的内在品性与素养、女子的本领与生活内容三部分组成，另外还包括文化艺术教育和女教的核心——贞节这两方面。清代文学女教传统的成因包括四个方面：清代以前女教传统的影响、清代的社会历史与进步思想、家庭中来自母亲方面的影响和来自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清代 文学 女教 笔生花 天雨花
Female Education Traditions of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Analysis of popular bard songs,Heaven Yuhua and Pen Flower
Abstract：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centered on marriage, family and clan,mentioned a lot of the female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two popular bard songs, Heaven Yuhuaand Pen Flower. With the help of the two songs, we probe into the female education that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 We chew over this theme with two clues, one is thecontent of female education, the other is the causes of traditions. The content of female educationincludes morality and proprieties which consists of features and appearance of female, innermoral character and attainment, skill and living content, as well as the kernel of culture and artseducation female education, the ligustrum lucidum. The causes of female education traditions offemale education can be explained as four parts, influences of the female education before, the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Qing Dynasty, influences from mother, and femalethemselv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 Female education; Heaven Yuhua ; Pen flower
目 录
一、引言
二、清代文学女教传统的内容
（一）道德礼法教育
1、女子的外在容貌与仪表
2、女子的内在品性与素养
3、女子的本领与生活内容
（二）文学艺术教育
（三）女教的核心--贞节
三、清代文学女教传统的成因
（一）清代以前女教传统的影响
（二）清代的社会历史与进步思想
（三）家庭中来自母亲方面的影响
（四）来自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
四、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清代的文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家族倾向，许多文学作品都不约而同的将婚姻、家庭、家族作为描述轴心，扩及点染世态人情,或者进一步将关怀的层面延伸至家国兴亡。这些作品与其它时代的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侧重于伦理亲缘关系的展现，以家庭、家族生活为生发点，表现伦理道德、等级制度、门第婚姻、宗亲关系、子女教育、家族传承等对个体生命、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牵绊，从而成为了时代文化的折光镜。
书写女性命运更是清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家庭作为古代女子“破蒙”的“学校”，也是“毕业”的“学校”，是她们受教育的唯一形式，本文所研究的“女教”，就是指古代女子在家庭中受到的来自父母长辈的教诲和培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女教也并不是儒家父子人伦的中心，但清代文学却并未忽视这一内容，在女教问题上多有阐发。介于此，本论题截取了中国女子传统教育的一个剪影，结合《天雨花》和《笔生花》这两部由受到女教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的女性作者创作的弹词作品来探究清代文学中对当时的女教传统的体现。
提及封建社会的女子教育，人们便会产生蔑视，毫不足论的情感，其实，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并不完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障碍，其中既有禁锢女性的糟粕，但也包含了不少合理的因素和优秀的成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人生和社会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文学中的女子教育传统一直被历来的文学创作者所忽略，甚至回避，将清代的女子教育传统以文学为载体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启发性。
二、清代文学中女教传统的内容
清代文学中对于当时民间以及士人阶层教养女子的情形都有所反应，此时的女子接受到的教育拥有了更加宽泛的内容，除了传统的道德礼法教育中的女容、女德、女工之外，还重视对女子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呈现出一种由自由向严格过渡的特征。《天雨花》的作者陶贞怀是梁溪人，身世不能考，《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是淮阴人，各版的文学史中对于她们的介绍都比较少，但从她们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她们都是从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闺秀，接受到的都是来自士族家庭的关于女子各个方面的教育，她们在创作中便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种种女性体验投射到小说中去。
（一）道德礼法教育
自古以来女子自懂事后就要接受严格的封建妇女道德礼仪的教育，汉代班昭的《女诫》、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代郑氏的《女孝经》、明代吕坤的《闺范》和《闺戒》等古代女子的教科书都对女性的言行品德有着详尽的教导。到了清朝，对于妇女外在仪容、内在品德以及女子的生活本领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女子的外在容貌与仪表
清代社会对妇容的看重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女子仪容的要求特别多，也特别高。清代女子的蒙学通俗读物《闺门女儿经》中要求女孩子从小就注意言笑应当“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昼莫嬉笑，夜莫游行”。行止要求做到“行莫乱步，坐莫摇身”。女子针对不同的场合、不同对象，还要相应表现出特定的仪容。“戴礼在《女小学》卷三中说：‘事上则有婉愉之容，对夫则无轻佻之色，见客则致庄敬之貌，接下则鲜戏笑之形。’蓝鼎元又将女子仪容进一步具体化，将女子的仪容具体划分为事亲之容、敬夫之容、起居之容、妊子之容、居丧之容、避乱之容六大类。要求女子在避乱之时做到‘必毁容貌，恶衣服，使人畏忌，不生觊觎之心。近世有以毒药敷面，伪为癞疾，盗贼莫敢相逼，尤保全名节之善计也”。
《笔生花》中玉华过继到姜显仁家时作者用一长段的文字描写了当时玉华强忍住内心的慌乱和难过，举止行为表现的落落大方的情景：
当时小姐出鱼轩，侍妾如云捧玉颜。凤目微凝尤带泪，双眉半蹙强含欢。亭亭小步花砖稳，冉冉香风玉佩珊。两个女奴扶翠袖，一程来到画堂前。显仁夫妇同吩咐，先谒家祠拜祖先。仆妇侍儿前引导，玉华随步款金莲。
作品中对于女子言行的描写十分丰富，可见当时对女子言行举止方面的教育是比较严格和规范的。
汉代着名才女班昭的《女诫》一直是封建女子的必读教科书，在《女诫·敬慎第三》中明确提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这种以女子之“弱”为“美”的思想其实也就是推崇妇容的病态美，而到了清代，对这种病态之美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双缠过的脚也彰显了一位女性的阶层背景或她的特权教养”。
《天雨花》中的左仪贞虽然有安邦定国之才，但是她被外人称道的还有小于别人的“金莲”，书中描写仪贞“轻移莲步下楼行”的飘逸,正反映了清代社会对于女子小脚的看重。
2、女子的内在品性与素养
在封建社会，女性最本质的使命就是做丈夫的妻子，做子女的母亲。所以，几乎所有对女性的教育和评价，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而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点的。由于妻子的原因使得丈夫不得父母的欢心，不得家族的认可，甚至违背了基本的伦常规范，那么这位女子无可辩驳地要受到社会的批评。她们可能是丈夫、子女罪恶的承担者，也可能是丈夫、子女荣耀的分享者，女性的成功，在于她成就了丈夫和儿子的道德功业，自己也因此获得荣耀。清世祖的《内则衍义》中就要求女子事父要做到劝学，要劝丈夫努力求学，努力上进。佐君亦是事夫之责，女子要辅佐丈夫。还要求女子“赞廉”，如果丈夫有一官半职，应当保证丈夫首先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教育儿女又要做到：“教子”、“勉学”、“训忠”。
“《笔生花》虽然充满了叛道色彩的刺激性，但这些叛道的色彩和痴痴的白日梦始终被笼罩在了温馨的妇德的氛围中，而且姜德华所有的冒险经历都成为她日后施展妇德协理家庭的宝贵经验”，复妆婚后的姜德华一心在调和闺房，拉拢姻缘，有时“贤德”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她不但不妒，而且还极力协调少霞和慕容纯娘、沃氏的关系，她说:
“我既然，鸾凰好合归文氏，应使夫唱妇共随。一为文君偿过失，二为怨女作栽培。倘能个个欣和顺，也见闺人有令徽。”第二十六回，德华为少霞纳两妾，少霞不从，她说:
君可知，将酒劝人无恶意，为什么，风流一世忽迂呆？歌锦瑟，醉瑶台，正是才人遇合该。你莫教，三五小星容不得，我还要,画屏十二列金钗。教成一部霓裳曲，看舞听歌与子偕。
德华对于少霞纳妾的热心虽然有作为妻子的优越感和对妾室的同情心，但追根究底还是她从小所受到的女子的“三从四德”的教育的影响。
在女性的品德方面，《天雨花》表现了女子所应具有的另一种妇德典范。女主人公左仪贞从小熟读诗书，多才多艺，是作者着墨最多，刻画得最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女性所具有的聪明勇敢、舍己为人、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等高尚品质，而这些品质才是作者所崇尚的“德行”，并非传统的无女性自我的“三从四德”（如德贞之女德），而是有独立人格的新型女德。她遇事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与母亲的软弱和缺乏主见相反。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左仪贞为援救堂姐孝贞，擅自私改父亲的信件；为其兄偶涉风流被父痛打，求情不允，竟当场亦作赠妓诗，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这是清代文学中对于女性内在品性与素养的另一种诠释。
儒家提出了“孝”的思想，“孝”是百行之本，道德之源，万善之先，立教之根。
《论语》中记载道：“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作为子女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父母用礼；等到他们逝世了，安葬他们用礼，祭祀他们也用礼，这样才能称之为“孝”。清代女子教育方面的教科书和通俗书籍中无一不对女子之“孝”作出具体详尽的阐述，清世祖的《内则衍义》中指出女子之孝主要是相对于事父母、事舅姑而言的。女子未嫁前“在室所受者，父母之恩；所奉者，父母之教。既嫁，所受者，舅姑之恩；所奉者，舅姑之教”。“孝”在女教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笔生花》中，在邱心如的笔下,姜德华是一个标准的孝女。德华自幼就“幽闲贞静娴闺训，能软能刚见事明。孝笃椿萱由本性，义深姊妹重天伦。浙江一省芳名着，盖世无双谁不闻。”即使在她被选为秀女，赴京途中意欲自尽全节之时，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之死将是对父母的大不孝：
叹萱闱，此生未得庆宜男，将我是，好比珠擎掌上看。这一生，本拟膝前常侍奉，学他个，承欢取乐舞衣斑。再不料，忽教平地风波起，与父母，一霎分抛骨肉残。我虽教，视死如生全节操，痛只痛，慈亲晚景叹孤单。……但祈死去森罗殿，见冥王，细以哀情诉一番。求得个，转世再为姜氏子，报亲恩，相依久久永承欢。
同孟丽君富贵后拒不认亲相比，姜德华早早的向亲人泄漏了自己的身份，不肯让家人为她心。她入狱探望父亲，把自己的行藏写在了纸上递与父亲。在易装期间，她宣称自己是姜近仁之子，名姜小山，而不肯像孟丽君那样改为他姓。
为了孝道，她可以放弃婚姻。她自称:“虽然是，三生旧约姻缘分，怎奈吾，一旦更妆已占鳌，那还思，锦瑟调弦循妇道，惟只愿彩衣娱戏效儿曹。”面对文少霞对于她是否女儿身的试探，德华心想:“岂知吾,姜氏虽为闺阁秀，不是那，寻常脂粉可同论。那图儿女私情爱，惟念椿萱养育恩。罔极昊天当报复，除斯其实概无闻。便作教，有惭妇德三从缺，文君莫，枉费殷勤。”在德华男儿装后，并没有忘记作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尽的孝道和从小受到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还曾很决绝地说:“文炳若无忘旧约，亦可使，同归一室效英皇。彼如薄幸重婚娶，那时节，拼了今生不改妆。现在双亲悲绝嗣，吾便就，代充子职又何妨。”她的孝在这里不仅是对父母的赡养孝顺，而是又上升到了对于国家统治者的一种忠诚。而听说少霞续娶慕容纯娘后更是曾下定决心：“少霞既，重婚弃此三生约，惠英也，决意抛开一段肠。从今后，孝养双亲充子职，又何妨，虚情一世作男妆。”
在几次面对婚姻的挫折之时，她首先想到的都是为人子女所应尽的孝道，而不是一味的沉迷于儿女私情。
3、女子的本领与生活内容
中国素有重视女子劳作教育的传统。《管子》曰：“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针、一鉥 ，然后成为女”，“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到了清代，清世祖在《内则衍义·勤之道·女工》中还着力强调：“自国及家所需于女工者甚多，上而后妃，下而庶妇，皆当娴习，故《内则》女子十岁姆即教以绩麻治丝、织纴组紃 ，其为妇女终身之事明矣……凡为妇女者，可以女工为缓哉？故《女诫》以专心纺丝绩麻为妇功，并戏笑戒之，诚恐开怠荒之端耳。”可见，清代的统治阶级强调从宫廷到民间都应该重视女子的纺织劳作教育，被清代妇女作为启蒙教育读物的《礼记·内则》中就说道：“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纫组训,学女事,以共衣服。”要求女子从十岁起就应该开始教之以纺织技术。
《笔生花》中作者夸赞文佩兰时说道：“巧做女红多妙技，精通翰墨善清谈。……女听母言遵《内则》……”媒婆为佩兰做媒之时也将佩兰的女工技艺之精湛作为介绍的重点，增加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女工作为女子教育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所处的地位可见一斑。
清人在对女子进行劳作教育时，很强调一个“勤”字。有一个“勤”字，就可以克服很多毛病。刘氏在《女范捷录》中指出：“勤女者之职，俭者富之基。勤而不俭，枉劳其身；勤而不俭，甘受其苦。俭以益勤之有余，勤以补俭之不足。若夫贵而能勤，则身劳而教以成；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
在女子劳作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都贯穿着一个“勤”字，还强调正确处理“勤劳”与“节俭”的关系。《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在第八回的开端回忆自己的少女生活时也说道：“细数平生诸际遇，姑从少小记分明，止无非，父谈古则书和典，止无非，母督闺工俭与勤。”作者回忆起自己出嫁前的闺中生活，女工的勤俭教育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代女子学习女红已成为必修之课。
《天雨花》中的封建家长左维明曾对主母桓氏说道：“女子自应遵母教，如何为父管闲情。即仪贞，我不过教他些文墨礼义；女工之事，与我何干。”可见清代教给女儿女红之事的责任是由母亲来承担的，这也反映了女红作为古代女子闺中教育内容的传承性。
（二）文学艺术教育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化知识教育从来是和道德礼法教育紧密结合为一体的。“自来淑女,无不知书”,青史留名的淑女贤妇几乎都知书达礼。
清代女子文化艺术教育颇为兴隆，许多女子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艺术教育。清代有教育条件的女子，除了学习以上所提出的女教专书外，还学习《孝经》、《论语》、《礼记内则》等儒家经典。清代女性读书习文之风大盛，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才女和女性文学，陈维崧《妇人集》收录的明末清初的几十位着名女性，绝大多数都是长于诗文的才女；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收录才女达一千二百六十之多，并且还形成了家族传统。
另外，在艺术教育的各个领域，清代女子艺术均有涉及：在女子书法艺术教育方面，涌现出了不少对书法有较深造诣的女子，还有绘画、刺绣等，这些女子大多出自豪门大户，或者出有书法传统的书香门第。
《天雨花》中的封建士大夫左维明也是主张妇女学文化的。作品第一回写左维明在留春园邂逅桓闺清，对她一见钟情，除了偷窥到她的容貌美丽外，还与拾到她的一把自题诗歌的扇子有关。他想：“我思女子之中，若通些文艺，必竟脱俗；就是不美，自有一种文雅可观，料不是油盐酱醋的恶气，必然言谈举止，都带些林下清风。”显然，清代士族文人对于女子之才是抱着欣赏赞扬的心态的。
左维明还让女儿们自小就像男孩一样读书。左仪贞天性聪慧，从 13 岁起就为父亲起草文书、书札，从中学到了丰富的社会知识，格外得到父亲的钟爱。左维明说：“至于一个仪贞女，质地非凡是性成，千伶百俐多机变，心性刚强气又英。能言快语兼有意，天赋聪明此女身。”他决定亲自担任仪贞的老师，把女儿当作男孩来培养。书中第七回，左维明对夫人说：“我观此女，非夫人可教。你一来但知溺爱，一来恐仪贞有才，必不能服你。你如今将她只算是个儿子，交付与我。我亦不以为女，当以子视之。”左维明亲自对女儿的言传身教，造就了左仪贞勇敢、坚毅、富于智慧等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认为是专属于男性的。由此看来，清代士大夫家庭中对于女子的教育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三从”、“四德”，向着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笔生花》中的女主角姜德华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绝世的学生，说她勤攻书史，熟知诸子百家，作起文来更是字字琳琅，篇篇锦绣，早就赛过了老师和父亲:“灵根原夙种，一经雕琢更精良，片言立悟同千义，一目能教览十行。七岁吟诗成锦绣，九龄开笔叶宫商。”德华的文学素养之高，除了她本人的聪明才智之外，当然也离不开父亲与闺塾老师为她创造的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
（三）女教的核心——贞节
清代对于妇女贞节观的强调，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礼记·郊特牲》首先对女性提出贞节要求:“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之后，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灭绝人性的要求便越演越烈。至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贞洁观念也随之强化起来。程颐更将寡妇再嫁与失节联系起来，说男子“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为夫守节推到了妇女道德的巅峰。明太祖下诏曰:“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在君王的直接倡导之下，自宋至明清，守节、殉节之人数迅速上升。下面一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有宋一代，见于《宋史·列女传》及其他传中的贞洁妇女有五十五位。《元史·列女传》收录节烈妇女达一百八十七人。明代妇女守贞尽节者有三万余例，明实录及至书多有记录，择其显者，《明史·列女传》仍收录了三百零八位。清代，所见记载的节烈女子亦不下数万人，而入史者达六百一十六人。”甚而，有些地方为了请旌设立贞节牌坊以光耀宗族，竟逼迫女子殉夫的事常有发生。清代流行于福建一带的一首民谣便唱到:“闽风生女半不，长大期之作烈女……”可见清代节烈风气之盛及贞节观念影响之巨。
《笔生花》中，第四回，姜德华发现文少霞在窗前偷窥，心中大为不满:此子料来非别个，定就是，东床下榻那文君。为何如此多轻忽，没来由，礼法全忘入内庭。漫道雀屏曾中式，便较姑舅妹兄称，亦须谨避嫌瓜李，怎便潜来窃探人？忒肆狂风忘顾忌，却令我，成何体统是何形。
在女扮男装之后，她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女性心态，贞节观念占据着她的内心，让她小心提防着来自外界的威胁。
甚至在闺秀才女这个观念比较开放的创作群体中对于贞节观念也是比较重视的，她们是一个既易接受新风却也易保守传统的特殊群体。这也应了罗伯特·休斯的话:“正是在与那个传统背景发生对照的情况之下,创新才能被设想出来。形式主义研究清楚地说明,这种同时保留传统又与传统决裂的情况构成了每一部新的艺术作品的实质。”《笔生花》女作者邱心如对《再生缘》的“出轨”颇为不满：
新刻《再生缘》一部，当时好者竞争传。文情婉转原非俗，翰藻风流是可观。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 。刘燕玉，终身私订三从失，怎加封，节孝夫人褒美焉？
《女则》云：一行有亏诸行败，何况这，无媒而嫁岂称贤？郦保和，才容节操皆完备，政事文章各擅兼。但摘其疵何不孝，竟将那， 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实乃美中之不足，从来说，人间百善孝为先。
这短短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视到邱心如从小所受到的贞节教育教育对她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女作家们对自我才能的肯定总是与最顽固的贞节观念融合滋长,反映出传统贞节观念教育对女性思想影响的深远。
三、清代文学中女教传统的成因
清代文学中所反映的女教传统作为一个时代的女子教育情况的反映，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集中体现，既有来自前代的影响，也有清代新潮的思想观念的激发、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和女子思想觉醒后的自我要求。
（一）清代以前女教传统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德重于容。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就主张男子择偶应注重心灵美、内在美，而不要挑剔外表漂亮与否。这在《论语》中有记载：“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贤贤易色”是说男子择偶应注重她的品行道德，而不挑容貌打扮、漂亮时髦的。这话虽然是出自弟子子夏之口，但无疑是符合孔子的思想主张的。关于女子教育，《论语》中又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将女人与小人并提，表征着存有蔑视女子教育的观念，但究其“难养”，到底不是“弃养”、“不养”。“难养”在教育学上与“慎养”是同义语，意谓不可不教，不可错教。
西汉时，董仲舒继续继承、发扬传统儒学，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之道为统帅，实行儒家所主张的维护封建秩序的德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导之以德”的德教和“齐之以礼”的礼教”。他在“三纲”“五常”之道中提出了妇顺之德，要求女子顺从男子，妻子要“奉夫之命”、“为妇而助之”，并且要作“孝妇”，还要“奉君之命”。这种妇德之顺反映了封建主义的父系家长制所要求的尊重男子与父权，对于后代严格要求女子的妇德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东汉，当时着名的才女班昭所作的只有一千多字的《女诫》就已是第一部专门用于教育女子的闺训。班昭主张妇女应该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在后世的家训着作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如唐代李恕《戒子拾遗》认为：“女子若不微涉青编，颇窥缃素，粗识古今之成败，浏览古今之得失，不学墙面，宁止于男？”由此可见,班昭关于女子应该接受教育的主张，客观上有助于造就德才兼备的女性人才。
东汉末年的汉代文学家蔡邕对女儿蔡文姬自幼实行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曾作《女训》一篇，以梳妆为例，阐述了外表美与心灵美的关系:“夫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人咸知饰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他强调既要“修面”也要“修心”，二者应是统一的。而两者较之，修心比修面更重要。仪容不修饰，只是“愚者谓之丑”，无伤大雅，犹可；而内心不修整，“贤者谓之恶”，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否则无地自容的。因此，必须努力做到“心之洁”、“心之正”、“心之整”。蔡文姬正是接受了这种外表仪容和内心和谐统一的教育，才使得其在诗文、辞赋、书法和音律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成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才女。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少所拘忌”、不拘礼教、重个性、逞才、适情，形成了这一时期尚文的社会风气，使得女子家庭教育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涌现出一大批光彩照人的才女。东晋的“咏絮之才”谢道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出身名门望族，其家诗书继世，仕宦显扬，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诗书情有独钟。父亲对她的爱好兴趣，非但没有干预，反而积极引导。叔父谢安更注重培养她对诗文的兴趣，常与她吟诗作对。
唐代，后宫在长孙皇后的主持和管理下，女子教育逐渐出现重视女子文化知识教育和德行并重的倾向。在武则天冲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礼教藩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之后，她更加重视对后宫女性的文学艺术教育。上有好焉，下行效仿，皇室好学、重视才女的风气对民间重视和提高女性文化有很大影响，从《全唐诗》所辑六百多首女性诗中，有女皇帝、公主、女官、宫女、女尼、女道士、女校书、闺秀、民女等不同阶层的妇女诗人就可以看出。
宋代的女子教育，主要靠家庭，对于广大中下层女子而言，受过书史教育的，堪称凤毛麟角，但上层官宦家庭还是比较重视对女性的文化教育的。宋代着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父母在教育上比较开通，并不是把她关闭在粉楼绣阁里学习女工，演练封建家礼，而是被允许“抛头露面”，走出闺门，走出高墙深院，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有诗为证：“……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迷恋于大自然，竟忘却了归路。在一般家庭中的女子，出嫁后便等于中断了教育，担负起了生儿育女的义务来。李清照则有很大不同，丈夫家也为书香世家，他俩结婚后，不仅生活上相敬如宾，感情甚笃，而且学业上互相切磋，相互鼓励，合作学习研究。可见，这时候妇女的教育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闺塾之中的家庭教育，到了丈夫家也有继续受教育的例子。
这些前代的女子教育传统使得清代的女教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广阔，除了事父母、事舅姑、事丈夫、待宾客、守贞洁等为将来做一位贤妻良母做准备的教育之外，还在父母的指导下，自幼施以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封建社会对妇女进行教育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妇女本身的地位，而是为了妇女能够更好的担当她的社会角色。女圣人班昭在序中阐述了她作《女诫》的动机：“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她认为，男子可以自善其身，而女性当出嫁，若不教之以礼，或失礼节容貌于他姓之门，而宜羞耻于父兄宗族。为使女性在出嫁后不“失容它门，取耻宗族”，为人母的班昭“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这样，女子离开父母到夫家，便可靠此《女诫》来督促自己的言行。
这种以文化教育来使女性更好的担当其社会角色的教育目的在明代的戏曲《牡丹亭》中也有体现，在第三出“训女”中杜宝与杜母商量为丽娘找闺孰先生的时候对杜母说：
“想女工一事，女孩儿精巧过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杜父想要将丽娘塑造成一个知书达礼却不知世间有情的名门闺秀，其目的却不是为了丽娘的思想成长，为培养她的真才实学，而是为了与他日所嫁夫君匹配，在婚姻市场上增加筹码。之后，从丫环口中得知丽娘白日睡眠时加以训斥，并道出了训斥的理由：“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显然是为了丽娘出嫁后能被人称道从而为父母的面子争光。可见，在明代，虽然女性文化品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视女性为男性附属品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对女“才”的追求是为了提高“相夫教子”的能力，更好地满足男性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甚至是为了光耀门楣，作为一个家庭对外的附属品。可见，作品反映的仍然是一种赏玩，俯视女性的态度。
（二）清代的社会历史与进步思想
清代，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继续走向衰落，统治者出于其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大力褒奖寡妇守节，对守节者赐以祠祀并树牌坊，将女子的操行贞节教育制度化、社会化。
“三从四德”仍然是女子教育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满清政府在入关之前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由于长期生活在马背上，他们与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汉族不同，对于女性的约束相对而言要宽松的多。女性与男性在相似的环境下成长，同样接受骑射的教育，着名的孝庄太后就是一位兼具政治才干和文采的杰出蒙古族女性。这也成为了清朝统治者鼓励女性学习的文化因素之一。随着清代科举制的完善，社会新思潮的涌动，商品经济的繁荣，尤以江南为代表，女性读书习文之风大盛。清朝时期，江南特有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寓居，更增添了江南的求学为文之风。长洲谢徽说：姑苏“民俗富而淳，财赋强而盛，故达官贵人，豪隽之士与羁旅逸客无不喜游而侨焉。”
使江南的城市乃至乡镇无不以学文为上，争相以文人雅士自居。明清之际文学大家钱谦益评价当时江南女子的学文之风说：自有沈宜修母女后，“于是诸姑伯姐，先后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紝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于是，江南闺门涌现出了一批有才识的女子，促使了社会女性教育观念开始转变。而出版业的发展,教育方式的多样化，私家藏书的盛行等，都为女性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江南文化日趋兴盛的影响下，女子的文化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女子在学习传统的女教之余，也由其父母或塾师教授文化知识，使部分女子接受文化教育成为可能，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而且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虽流传后世者甚鲜，但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也可反映一时之风尚。才女被认为是家族的光荣，而才亦能提高女子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
在社会思潮方面，明清是两千多年停滞僵化的封建社会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时代,长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儒家思想也渐趋衰微，黑格尔说：“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出现了这么一股猛烈冲击和反对宋明理学、重视情感和强调人欲的新思潮。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揭露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重视人权。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把“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开来，主张人们应该“保天下”，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君主专制的“家天下”，反封建色彩极为明显。他们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这种新民主思潮无形之中影响着清代文人，使得他们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人都更关注妇女、更重视女性的文学才华。以李贽为首的泰州学派强调人的价值，主张“社会平等，男女平等”,“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这种平等思潮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学家们开始把视线转向女性，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进行批判，肯定女子的才华，主张男女平等。清初李渔认为女子有才并不会导致“败行”，他强调“才德不相妨”，说：“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但须为之夫者，既有怜才之心，兼有驭才之术耳。……使姬妾满堂，皆是蠢然一物……是何异于狐狸之穴，舍宣淫而外，一无事事者乎？故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清代中期的文学家袁枚的“随园”大胆招收女弟子，并施以文学艺术教育。他教导女“随园弟子”作诗应直抒胸臆，反对具有拟古倾向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的“有教无类”实有所指，意即施教不分男女性别。
在重视女性，同情女性的同时，清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提高了层次。“个性解放思潮导致世风的任情放纵，使得男性形成追求女色的普遍倾向，士人群体更在单纯色相之美的基础上，要求女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蓬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无字碑'是清代士人的共同心理。”这就要求“女教”的内容向“才”倾斜，如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在《才德篇》中论道：“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辩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清代文学、艺术领域杰出女性辈出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真实写照。
（三）家庭中来自母亲方面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母亲对儿女言传身教的作用，母德、母仪和母教，成为“齐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孟母三迁断织教子”，“欧阳修之母画荻教子”，“岳母刺字”等广为流传的母教佳话，使得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由于在封建家庭关系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母亲与子女相处的时间通常较父子相处时间为多，母亲往往既承担着对子女日常起居的照顾，也承担着教诲子女的重任，固然平民阶层的父亲常常为生活忙碌奔波，士人阶层又何尝不是？仕宦羁旅，都直接造成了不少“母兼父职”的情况出现。纪昀的《寄内子》家书就反映出这种情形：
“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父母都承担着子女的教养任务，当父亲不在时，母亲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司马光在《家范》中辟有《父母》部分，收集了大量父母的楷模，一一介绍他们的事迹，以供仿效。关于母亲，司马光认为：“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只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儿”。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忙乱，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他认为，为人父母，对子女有人伦之爱，这是人之常情，故“不患不慈”，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子女要“知教”。
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老夫人对莺莺的管束强势而又严格，本来是为了将莺莺培养成一个规规矩矩、三从四德的封建女子，然而，对女儿文学诗词方面的教育却成就了莺莺出众的诗学和与封建女教背道而驰的叛逆精神。在第一本第三折中，莺莺同红娘在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莺莺的才情进一步打动张生，他盛赞莺莺和诗的美妙：“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做莺莺。”第三本中描写莺莺给张生两次传柬，第一次约张，过后抵赖，第二次相约，这才成就，莺莺对与爱情的反复是她经过内心激烈斗争后选择勇敢追求爱情的表现，正是母亲对女儿文化方面的教育严格客观上提高了女子的才情，使得她们与封建礼教越走越远。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之所以年仅六岁，就远离家乡，到都中外祖母家过起战战兢兢、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是因为家贫无靠，而是因为母丧，其父林如海的如下考虑：
“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这就已说明在传统观念中，教养女儿是做母亲的任务，也反映出这样的社会现实：清代女子的闺阁教育重任主要是由母亲承担的。
由于清代的士人阶层非常讲求由父母家长亲自课子读书，母兼父职，加上当时女性受教育的人数增加，这都使母教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随着女教的深入，清代出现了许多有才华、有文化的母亲，这不但改善了家庭中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情调，而且有助于改造家庭教育的方式。邱心如在《笔生花》的卷首回忆自己的幼年：“未知世态辛酸味,只有天生笔墨缘。喜读父书翻古史,更从母教嗜闲篇。”在第八回的开端也说道：“细数平生诸际遇，姑从少小记分明，止无非，父谈古则书和典，止无非母督闺工俭与勤。”从作者对于少女时代的生活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封建家庭中母亲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传统女德、女红的教导者，一些有文化的母亲也担当起了教授女儿文化知识的角色。
刻画深谙母教的母性英雄，也成为清代文学中的主流。“占据家族权利中心的女家长并不少见，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狄婆子、童奶奶，《野叟曝言》中的水夫人，《林兰香》中的耿、林、宣、花诸家夫人，《红楼梦》中的贾母，《天雨花》中的左母，《一层楼》中的贲母等。”她们统率家政，掌握家中的财政大权，制定治家法度，决定儿孙姻事。可见，虽然女性“主内”的性别分工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家族之内，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不利，可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则十分有利，它使女性在实际运作中成为权利的执行者，在士人阶层，仕宦羁旅，造成不少“母兼父职”的情况出现。这样一些既具有着传统中国女性美德，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母亲给闺中的女儿们带来的教育必然是多元而丰富的。
（四）来自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在封建伦理的控制之下，作为女子必须恪守闺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局限于单调的生活、狭隘的视野、简单的生活经历和封建闺范教化，远离社会生活。《内则》是儒家经典《礼仪》中的一篇，它所记的主要是男女居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其中从“男女有别”的原则出发，规定了男女各自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被后世奉为法典。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界。外内不共井，不共渴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同衣裘，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宁之，男不入，女不出。”女孩从七岁便教以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以示男女有别；八岁就要懂得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于长者，并着手教以进退辞让之礼节；十岁后告以不出闺门的道理，若不得已须出门则必须用头巾蒙挡其面；教导的内容是培养女子德性，以顺从男子为主，“婉娩听从”；所习家务，无非是烹饪、缝纫、编结、丝麻及家庭中日常家务锁事。女子长成大姑娘，家庭要抓紧对她进行事父母兄弟的训练，为出嫁作媳妇作准备，以在娘家事父母之礼去事公婆，以在娘家事兄弟之礼去事小叔姑嫂。不管出嫁前还是出嫁后，女性的一生都被牢牢圈定在了家庭之中。
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期的清代，女子的地位日益低下，“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观念盛行。在男性世界中，还可以通过建功立业等方式实现生命的价值，填补岁月蹉跎的空虚感。可是，女性世界却没有这样的人生支点，女人的一生就是以青春流逝为主旋律的，伤感的，虚无的一生。她们只能寄情于书本之中，用诗词名篇来点缀这寂寥的深闺生活。她们每每自称女史，当时出现了不少自幼习文、性耽于学的女“书痴”。清代无锡女诗人杨蕴辉“于诗书文字，尤宵研炬膏，晨依朗旭，勤劬问学，无异男子也”。女弹词作家孙德英“尚垂髫，时即不肆嬉游，而好书好静，天资明敏，迥与人异。
每于针黹之暇，手不释卷，凡经史诸子，以及异书杂传，无不博览记诵”。
然而当闺秀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时，这些名着诗词又必然导致一直身处深闺中的女性产生自觉的精神需求，形成较强的自尊自强的意识和较为丰满的性格特征。
她们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有意识的去修饰自己，增强自己的魅力；她们不断的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养。当她们掌握知识之后，她们开始省察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对比男性的际遇，必然会发现自己在社会、家庭中与男性存在的巨大差别，清醒意识到“身为女人”的痛苦可悲的现实生活状况，从而造成她们心理上的失衡，而她们的抱负之心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她们只好借作品来进行补偿，把自己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属于她们的文学世界。
清代女诗人辈出，作品集子很多，“作诗写文只有妓女才允许，良家妇女是不做的”传统看法已被众多的女诗人们打破了，女子必须有所学、并且学有所成的思想初步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对女子来说，许多诗词都表明她们开始觉醒了，开始对阻挠妇女求学和掌握文化知识，使之永远处于“无识”、“短见”的愚昧之中的观念表示愤慨。
明末清初秦淮名姬才女柳如是，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 “秦淮八艳”之首。清人认为她的尺牍 “艳过六朝，情深班蔡 ”。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 “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她的诗词每每被当时的文人称道，她对于自己婚姻爱情的追求也成为至今仍流传的佳话。
清之前的女性文学样式比较单调，仅限于诗词文赋，到了清代，女性中出现了散曲家、戏剧家、弹词作家和小说家。她们突破了传统的女性诗词的闺怨和弃妇内容，把视线移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多以“自我”为视点，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十分真切地写出其个人的情感，“关照女性不幸的根源，试图说明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不是命中注定或女性本质所造成。”《天雨花》、《笔生花》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她们充满了豪情壮志，但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太大，只好把心情付诸梦幻世界。以文学文本，特别是叙事文本的虚拟、幻想来寄托女性所希冀的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样式。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虽不表明女性存在的独立价值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只能说明男性对附属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女性符合男性种种“红袖添香”的审美理想之后，却不可避免地使女性自身对平等和独立地位的要求走向自觉。”
四、结语
清代的中国文化延续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尤其是在女教方面，“三从四德”依旧是清代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当时有名的女子教科读物中对“女容”、“女德”、“女红”都有些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女子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但中国女性温柔敦厚、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深明大义的优良传统与文化性格，便与传统的女子教育代代相因的行事方式、规范作用、道德感召的文化力量，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女教的进步和革新，并不是时代的偶然，而是有些几千年的铺垫和孕育，从中国儒家的圣人——孔子到西汉才女班昭、东汉末年的文学家蔡邕等都对女子教育提出了具体规范的主张和要求，母亲自古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对女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女子文化知识的丰富使得其自身也开始追求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在由女性创作，抒写女性生活的弹词作品《天雨花》和《笔生花》中找到原型和依据。
毛泽东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承认正是由于这些女教中所教导的“三从四德”确立了男性压迫女性的合法地位，使女性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失去独立的人格，但是女教传统中所规范的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阐发“夫为妻纲”观念的同时，强调夫妇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体贴。强调对公婆的最起码的人伦美德，不仅要求子女要奉养双亲，而且提倡“敬亲”，要求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尊敬之情，不失父母之心，这些都是女教传统中所蕴藏的合理内核。清代所倡导的女子文化教育又扩展了女性的视野，使得女性具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传统女性愚昧无知的形象，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形成了属于女性的文学世界。
由于研究清代女子教育传统的文献较少，对于本文的研究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虽然尽力使文章饱满，仍尚有许多需要细致琢磨、挖掘之处，请各位老师批评指证。
参考文献
张福清:《女诫--妇女的规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高彦颐着，李志生译：《闺塾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车振华：闺塾师的创意--《笔生花》的隐秘诉求及其在女作家弹词链条中的地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朱熹.近思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华夏家训》，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
沈时蓉，刘莹：中国传统女训的当代审视--以班昭《女诫》为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版。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明)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清)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梁晓萍：《明清文学的文化和叙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