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文（8篇范文）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中最传统的研究范式,它研究的是文学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影响研究在各民族文学和文化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影响方式的运用, 使各民族文学互相接触、互相借鉴。本文总结了8篇“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文范文”，以供参考。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文（8篇范文）之第一篇：重审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悖论、对象与方法

　　摘要：当前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理论探索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和争议, 实际上源于影响类型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文学“影响—接受”关系的机械割裂而产生的悖论。依据文学关系的层次形态, 影响研究的对象具体表现为不同层面的文学关系, 而从文学关系的本质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性逻辑关系。若要有效地进行影响研究实践, 其方法和步骤可归纳为以“文本作品”为中心, 以“文学事实联系的探寻”和“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为基本点, 以“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跨文化的历史语境和接受的主体性立场”为基本原则。

　　关键词：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内在悖论,文学关系,比较文学

　　历史地看, 早期法国学派提倡的影响研究尽管在20世纪初遭到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等人的诋毁, 又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学者的激烈抨击, 但影响研究并没有因此而消亡, 学界对影响研究的探讨至今也未停止。因为“影响”本身就是“比较文学中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1] (P27) , “影响研究”仍然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然而, 目前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探索还依然存在诸如研究界定不够清晰, 研究对象不够明确, 研究方法单一陈旧等困惑与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会阻碍影响研究的深入。因此, 若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就有必要在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检视文学间影响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反思传统影响研究的不足和误区, 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影响”与影响研究之间的关系, 以“影响”为切入点, 通过探究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 进而明确影响研究的对象, 在此基础上探寻影响研究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 为影响研究的具体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与方法论支撑。

　　一“影响研究”的悖论

　　谈到影响研究, 准确地认识“影响”是基础。“影响”作为比较文学中的特定术语, 学界已有诸多界定, 如日本学者大塚幸男的“力说”论 (影响是主宰他者的精神、理智的力) 、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的“渗透”说 (影响是渗透在艺术作品中进而再现出来的东西) 、纪延的“痕迹”论 (影响是在接受影响的作品中找不到可见痕迹的一种心理现象) 、奥尔德里奇的“存在”论 (影响是一种存在于某一作家作品中的东西) 、法国学者朗松的“精神说” (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 等等。若将这些界定提炼归纳, “影响”实际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从“影响”的发生来看, “影响”是在外来因素作用下产生或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 指向一种源于外来文学及其相关的因素。第二, 从“影响”的特征来看, “影响”是文学交流发展中的客观事实, 但却往往被认为意会而无实指, 难以捉摸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第三, 从“影响”的存在形态来看, “影响”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常常与作家创作中的模仿、改编、借用等或隐或现地渗透、混融在一起。概言之, 比较文学中的“影响”具有外来性、神秘性、隐在性的特点。不过, 问题也由此产生, 正是因为“影响”所具有的这些特点, 使得人们对与“影响”关联的“影响研究”争论不断。

　　法国学派早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影响研究”是必要的, 但在研究中却难以实践。如卡雷认为:“在这种研究中, 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2] (P43) 美国学者则对所谓的“影响研究”诟病不已。如韦勒克指责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3] (P124) 。部分美国学者还主张用“文学交流”“文学关系”之类的概念取代“影响研究”, 以此反叛其虚构性指向和模糊性内涵。并且, “影响研究”的属性究竟是一种研究类型还是一种研究方法也尚未达成共识。此类问题的存在和争论时常给“影响研究”造成一定的理论盲点和实践困惑。究其根底, 影响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 皆源自于“影响研究”本身的内在悖论, 特别是在“影响—实证—影响研究”的传统思维和逻辑链条上, 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悖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影响类型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由于文学间的影响形态不同, 影响程度各异, 所以比较文学界对“影响”类型有诸多不同的分类, 可谓花样繁多。如法国学者基亚认为影响包括个人影响、技术影响、精神影响、题材影响和背景影响等[4] (P7-17) 。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将影响分为正影响、反影响、负影响、超越影响, 回返影响等类型[5] (P135-136) 。王向远曾列举了影响的多种表现形态, 诸如直接与间接影响、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等等[6] (P155) 。

　　然而, 与“影响”类型的多样性相反, 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就显得颇为单调了。“影响研究”通常而言以“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显然, “影响”类型的多样性及其交叉融合性, 使得影响研究仅仅依据单一的“实证”方法, 其实难以有效处理文学交流中纷繁复杂的影响关系。并且,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 文学作品及其现象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但我们却无法找到影响的证据, 也就难以确认影响关系的存在。况且, “‘影响’的论证基础, 是建立在‘同时的’ (synchronic) 、‘类同’ (similarity) 、‘异时’ (diachronic) 、‘相异’ (dissimilarity) 等多个层面”[7] (P26) 。在上述情况下, 影响研究的形态和特质必然会在“类型的多样性”与“方法的单一性” (即“事实联系”与“实证研究”) 之间形成一种矛盾, 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证的焦虑。

　　(二) 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

　　通常认为, 法国学派强调注重文学国际关系的实证性, 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 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8] (P5) 。事实上, 文学毕竟不是科学, 文学批评也不能完全照搬科学理论。首先, 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比较文学的启发不能忽略, 但若不加辨别地力图按照自然科学的定量或定性分析模式, 以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学的相似性、类同性现象, 将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阐释无疑会遮蔽文学本身的审美性 (即诗性) 。其次, 文学影响关系除了具有可证实的模仿和借鉴、渊源等因素, 同时不同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之间的风格、情感、心理等方面还包含着艺术倾向和审美情趣上的渊源关系。这些渊源关系往往具有审美性和隐含性而不可测定, 因而文学影响关系也就难以通过科学性的分析完整体现出来。不言而喻, 让“比较”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 乍一看似乎已经具有“科学”性, 实际上却由于缺乏对文学国际关系与相互影响的全面认知, 恰恰会导致影响研究中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

　　(三) 文学“接受—影响”关系的机械割裂

　　“接受”与“影响”是文学交流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从影响的角度来看, 路径是放送者到接受者。从接受的角度来看, 路径是接受者到放送者。从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 “接受—影响”又在内容上具有统一性, 在形式上具有同一性, 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然而, 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聚焦于作家作品间的事实联系, 很少关注一国作家作品与另一国读者的接受关系。譬如, 梵·第根就认为:“应该把‘放送者’、‘接受者’或甚至‘传递者’的这些因子隔绝, 以便个别地去探讨它们, 并确切而有范围地证明那些影响或假借。”[8] (P40) 何以如此?追溯比较文学兴起的年代, 正是孔德实证主义、英美新批评盛行的时代, 这些理论强调文学研究应从作家作品出发, 由此读者的接受往往被轻视, “影响”与“接受”的双边关系自然而然就被人为机械地割裂了。正如乐黛云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影响研究只研究A如何影响B, 很少研究B对于A如何接受。”[9] (P111) 事实如此, 若在影响研究中将“影响”与“接受”人为地进行机械割裂, 势必会导致“影响”与“接受”在统一性和同一性之间产生悖论, 由此造成二元对立的印象和方法论偏执。这既是传统影响研究的缺陷, 也是传统影响研究与当今影响研究的最大区别。

　　由上可见, “影响”的事实存在和“影响研究”的难以把握, 无疑构成了“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更确切地说, 影响研究的悖论在于“何为”与“为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 即“何为”就是辨析“影响”的类型, “为何”则是如何对“影响”进行探究, 如何把握“何为”与“为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则是关键。韦勒克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 其严重标志是, 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3] (P122) 依其所言, 之所以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 (对象) 和专门的方法论,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客观深入地认识到“影响研究”的悖论, 而对影响研究悖论的认识则直接关乎影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 特别是现象学、读者反映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引入和启发下, “影响”已经不可能简单地设定在实际交流史的范畴, “影响研究”也不单是孤立的文学研究而已。若人为地割裂“影响”与“接受”的同一性, 这样非但不能准确界定“影响研究”的对象, 而且难以找到“影响研究”的有效路径和有序步骤。

　　二“影响研究”的对象

　　从比较文学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所谓法国学派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 还是美国学派无事实关系“平行研究”, 或是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其共同核心在于“文学关系”, 其研究对象从宏观来说也理应是各种不同层面的“文学关系” (1) 。若依据其存在形态来看, 文学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1) 事实材料关系,(2) 审美价值关系,(3) 异质变异关系,(4) 学科互涉关系。文学关系所涉的这四个层面在文学创作和交流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关系。相应地, 从文学关系出发的影响研究, 其对象大致也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层面:

　　(一) 从研究类型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事实材料的同源统一性文学关系

　　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曾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口号, 这除了抵挡来自于学界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 这些学者坚信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性”。何为“同源性”?较为恰当的解释是, 所谓“同源性”即是“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的同一性因素, 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作品中, 在放送者与接送者之间, 在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 寻找主题、题材、风格、形象、情节、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相似性, 在各种材料之中爬梳那些文字接触的证据, 目的是证实文学影响关系中存在的同源性因素”[10] (P66-67) 。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将同源性作为可比性的基础, 一是为了反驳缺乏同源关系的胡乱比附, 二是为了强调可比性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这一前提, 法国学者大多将实证主义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重点考辨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 进而证明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客观存在。反之, 所谓的影响关系也就子虚乌有。因此, 从研究类型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事实材料的同源统一性文学关系, 这也是传统影响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 从研究方法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实证性与非实证性的文学统一关系

　　在文学传播交流过程中, 文学间有一些影响是明确清楚并能予以证实, 而有一些影响是隐约含混且难以证实。这就说明, 在影响研究中, 既有实证性的影响关系, 也存在超越实证性而发生变异的影响关系。何为“变异”?简单来讲, 所谓“变异”就是“影响关系下那些存在于可实证之影响痕迹以外的, 由于文化过滤、翻译、传播与接受等原因所造成的现象”[11] (P56) 。事实上, 我们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学比较中, 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学误读、翻译异化、文化过滤等变异现象, 这些变异都会使影响的存在变得扑朔迷离, 难以证实。

　　不过, 这些非实证性变异在同源性构建的影响路径中并没有否定实证性的影响关系, 反而是以实证性的影响关系为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 变异性的影响关系与实证性的影响关系尽管形态有所不同, 但都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地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特别是影响与接受过程的复杂性, 内在地决定了文学国际影响关系研究的对象除了“实证性与同源性”的统一, 还包括“非实证性与变异性”的统一, 并且非实证性的变异现象更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 从研究方法来看, 影响研究对象应该是实证性与非实证性的文学统一关系, 对影响关系中变异现象的重视, 恰恰是对影响过程还原的全面体现和有益补充。

　　(三) 从研究层次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传播者—媒介—接受者”的内在互动关系

　　法国学者梵·第根将影响研究的任务规定为探究“影响路线”, 将“影响”的“经过路线” (即影响的整个过程) 概括为, 从一个起点 (放送者) 出发, 经过媒介 (传递者) , 到达终点 (接受者)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影响经过路线中的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三个要素及其相互之间构成的三维关系, 又形成了法国学派的影响关系的理论体系, 即“流传学” (从放送者角度) 、媒介学 (从传递者角度) 、渊源学 (从接受者角度) , 这一体系实际上凸显了“影响”的过程和路径。并且, 无论是影响发送产生的启发、促进、认同, 还是影响接受生成的消化变形、艺术表现, 影响的不同层次阶段其实都离不开“传播者—媒介—接受者”的关系链条。从表面看, “影响”往往是一种外在关系的呈现, 而实际上“影响”是一个以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评价性术语, 侧重于内在关系。与此论点不同, 台湾学者张汉良认为, 以文学史为目标的影响研究的范畴, 可以归纳为源流学、誉与学、媒介学与对外国的诠释四大类[12] (P31-60) 。实际上, 如果将对外国的诠释看作是一种阐发, 对影响“经过路线”的刻画又何尝不是一种诠释呢?更确切地说, 是对“流传学 (从放送者角度) —媒介学 (从传递者角度) —渊源学 (从接受者角度) ”在影响关系层面的一种阐发。由此由“传播者—媒介—接受者 (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 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关系, 实际上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影响研究”的重要对象。

　　(四) 从研究范围来看, 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文学互涉关系

　　学界向来认为, 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区别在于有无影响关系这一点上。美国学派真的与影响研究毫无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有言为证。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一文中曾谈到, “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比较文学观念在大体上一直包括‘比较艺术’研究或与这类研究紧密相关, 它甚至还和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宗教等课题联系在一起, 因为即便撇开相互影响的问题, 这些通过类比和对照进行的比较也一定会生动地显示出上述各领域特殊的本质和作用。”[13] (P73) 若结合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 (1) , 仔细琢磨这段话就可发现, 原来美国学派并没有放弃影响研究, 而是在认同和批判基础上的拓展或延伸, 将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在学科互涉的整合交叉中关联, 进而以不同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影响关系为重心, 在类比和对照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亦如雷马克所言:“在美国发表的比较文学研究着作中有许多实际上是符合法国派的观念的。”[13] (P70)

　　依据研究内容来说, 法国学派的学者在“国际文学关系史”基础上看重的是跨国界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 美国学派的学者在文学类比和对照的层面上关注的是在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之间的影响关系。只不过我们以往谈论影响关系, 将重点置于文学间的“影响关系”, 而往往忽略了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影响关系”, 实际上这恰恰也是“影响研究”的对象之一, 彰显了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的共通性之所在, 特别在学科互涉或科际整合的今天, 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 明确了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后, 我们在具体研究中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即一个作家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实际上, 我们根本无法用较为精确的数据比例来描述, 但文学史对一种文学影响关系的描述, 大多时候则表现为对零碎的文学史实进行的一种建构。运用的逻辑思维不同, 文学史的建构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会不同。从文学交流现象或文学影响关系的描述中,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影响关系的表述都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模式, 即将琐碎的文学史实以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实证。这也表明, 影响研究所谓的“实证”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事实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 影响研究的“实证”其实是一种文学史实的“逻辑化”, 即以逻辑的方式来靠近事实或建立事实之间的联系。实证就是为了从逻辑上找到联系, 而不是事实的“实证” (尽管也包含这一层面) , 而审美批评也是一定的逻辑关系中的类比阐释。在这一过程中, 无论是“事实材料关系”的逻辑还是“审美价值关系”的逻辑, 其实都是建立在一定文本文献基础上的逻辑, 二者之间的共同点都是在文学史料的基础上回到文学关系的逻辑本质上来, 特别在西方各种理论大潮的冲击下, “未来比较文学发展会回到‘文学性’研究, 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14] (P42) 。换言之, 无论是实证的还是审美的批评, 抑或是跨学科的批评, 影响研究始终要以“文学”为中心, 即以文学性的事实材料为中心, 文学性由此也就贯穿于影响研究的始末。要言之, 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决定了文学性是“影响研究”的灵魂, “逻辑关系”是“影响研究”的实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应该是文学性逻辑关系。

　　三“影响研究”的方法

　　当我们明确了影响研究的对象, 如何进行“影响研究”———即探寻切实可行的方法, 则是“影响研究”实践的关键, 也是破解影响研究内在悖论的有效途径。比较文学界尽管对“影响研究”的方法或步骤已经做了一些探索, 如大塚幸男考证式的溯源工作虽详细而具体 (作品———作家资料———读书经历———作家关系———出行材料———外国书目) , 未必适应当今文学影响的实际。法国学者艾田伯的主张由于历史方法和批评精神的抽象性特征, 因而其方法 (文献考据和文章分析相结合) 自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泛化性。国内一些学者如陈惇、刘象愚、王向远等提出的研究步骤 (提出“影响”假说———论证影响假说———深入研究影响) 基本都可归纳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但这是人文社科领域一个笼统的方法原则并非具体方法, 既缺乏可操作性也不能突出学科特征。而诸如刘介民等学者将媒介学、传记学等方法的介入又使影响研究变得宽泛而难以切入。总的来看, 现有方法要么细微繁琐而难以达到要求, 要么宏观模糊而缺乏可操作性。那么, 如何进行“影响研究”呢?确切地说, 是如何合理、逻辑、信服地进行“影响研究”呢?

　　其实, 当我们认识到影响研究的悖论和对象后就会发现, 文学影响研究毕竟不像考古学考证那样面对的是客观实物, 而主要面对的是主观性的文字表述, 是以文字事实的表述为基本呈现方式。鉴于此, 影响研究实践应既要有明确具体的切入点和中心, 也要体现一种文学研究的逻辑思维, 还需坚持一定的实践原则。在此, 我们结合前人所述, 将影响研究的方法归结为:“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三个基本原则”。即以“文本作品为中心”, 以“文学事实联系的探寻”和“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为基本点, 以“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跨文化的历史语境和接受的主体性立场”为基本原则。

　　(一) 一个中心

　　为何要以文本作品为中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文学间的影响是通过文本作品来体现的。这些影响有可能存在于作品的风格与意象里面, 也有可能呈现在人物塑造与主题处理方面, 亦有可能通过思想内容或创作观念表现出来, 抑或隐藏在文本形式和审美倾向中。进而言之, “影响”往往是由外及内而渗透糅合在作品中的, 对作品的细读分析或审美批评, 就是为了确认影响关系而进行的。

　　与法国学者稍有不同, 这里所谈的影响研究就是以作品为中心, 以作品为主要研读对象,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确定影响的具体内容、表现形态、功能意义等等。同时, 这样的文本细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国学派的学者那种机械实证主义的不足, 即不是以作品外的材料去佐证作品内的事实, 而是从作品的外在关系转向作品文本的研读, 探究文本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特性, 重点对作品的主题与题材进行分析, 对形象与意象进行解剖, 对情节结构进行解析等。毫无疑问, 文本细读是证实影响关系的首要途径。简言之, 影响研究的过程即是从作品 (文本) 到作品 (文本) , 从作品的再评价到作品的再发现。当然, 这里的作品 (文本) 不仅指文学作品, 也包括文学理论作品或诗学着述等。

　　(二) 两个基本点

　　1. 文学事实联系的探寻

　　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说得没错:“列出令人信服的作品之外的证据来说明被影响的作家可能受产生影响的作家的影响, 是完全必要的。”[15] (P39) 具体来说, 文学事实的探寻材料主要包括作家不同版本的传记, 与他人的书信、写作札记或日常日记, 回忆性质的文字 (如回忆录等) , 作家的游记、阅读记录和口述史实, 作家为自己作品和他人作品写作的序跋、对外国作家的评论介绍, 特别是作家本人撰写的关于创作方面的论述, 等等。以上述材料为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对题材、情节等进行辨析、对叙述手法、创作风格等进行对比, 分辨、梳理和归纳诸多“影响事实”, 进而辨别影响存在与否, 影响的存在形态与具体表现, 判断影响的源流、范围及其与独创的关系, 由此揭示文本作品在接受、过滤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

　　当然, 为了论证的可靠性, 事实材料的搜集当然既要尽量减少二手材料的使用, 也要避免“事实联系”的笼统模糊。若发现所收集的材料足以证实作品中的影响事实是存在和真实的, 那么, 影响关系的事实联系就可以初步成立。反之, 若收集的材料不足以证实这种影响关系的存在, 那么, 这些事实联系就有可能是偶然或者巧合, 还需谨慎地进一步求证事实材料的真伪 (特别是只有第二手材料的情况) , 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

　　2. 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

　　美国学者奥尔德里奇曾经指出:“影响必须是从多方面的、不同的表现中寻得, 而不是那些仅以个别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16] (P271) 具体而言, 就是从文献学的实证出发, 采用发生学的探源视角, 探究影响与接受的缘由与表现等问题, 即影响为什么会产生?又是如何影响的?为什么会被接受?又是如何接受的?也就是说, 对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除了要解决“何种影响存在”的实证问题, 还要对创作活动从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诸多层面进行“影响如何发生”的综合研究, 从而使影响研究从文献学层面上升到审美学层面, 从文学作品的评价层面上升到美学层面, 将研究从看得见的事实实证向看不见的审美探究推进。如此, 影响研究的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

　　不过, 在对作家创作活动进行审美钩沉时, 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作家创作认知方面的僵化模式。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审视作家观念的生成、审美心理的构成及其文化修养等因素时, 应以世界文学为背景, 感知时代的文学风气, 以此发掘创作中“某种外来效果”的源流。二是在文化视域方面的封闭状态。这一点要求我们应放弃追求文化大同的偏见, 注重不同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差异性, 从宏观角度探讨不同文化的交流形态对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整体影响。注意到这两点, 研究所得结论才能更符合比较文学“差异性”的思维趋向。

　　(三) 三个基本原则

　　1. 文学的相似性思维

　　文学影响关系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文学各要素呈现的相似性了, 这种相似性的呈现既有影响关系的, 也有无影响关系的。那么, 这种相似性的出现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思维呢?在哲学层面上, “相似性”往往被看作是各学科探讨问题的本体论依据, 进而才有可能在知识体系的内容类比中寻找恰切的实践方法。若依据哲学层面的相似性, 结合比较文学的历史就可发现,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学理性基础的“可比性”实际上就是基于相似性而提出的, 其思维模式就是一种相似性。理由如下:第一, 法国学派主张将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求同”的“同源统一性关系”上, 其“求同”的思维与“统一性”的追求无疑是相似性思维的表现。第二,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将可比性建立在“求同”的“类比同一性”, 其“求同”的思维与“同一性”的目标无疑扩大了相似性思维的表现范围。那么, 为何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会提出基于相似性思维的可比性呢?其原因在于, 无论从文学形态的类同还是创作手法的借鉴, 抑或是主题观念的巧合, 相似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普遍现象, 既表现在作品与现实、人物与社会等关系中, 也表现在创作风格、时代语言等的演变中, 并且始终贯穿在文本作品的承继与影响关系中。究其根底, 这种相似性思维源于事物的关联性, 而这种关联性在比较文学领域又集中地体现在相似与不似的比较中, 是否具有契合点则是相似性思维的集中体现。因此, 相似性思维是进行影响研究的一种思维常态, 其模式的更新仍然是文学创新变化的基本形态。

　　2. 跨文化的历史语境

　　有学者研究指出:“‘影响’是一种经典的阐释学现象。阐释学、知识考古学乃是‘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17] (P118) 在今天看来, 若将阐释学或知识考古学作为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是否可靠还需要商榷。但是, 将影响研究作为一种阐释, 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一种历史语境, 让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作为“跨文化历史意识”的基本规定性境域, 此时文学间的“影响”就会在时间和空间中转化为一定历史背景下具有跨越性的互动关系。这样, 影响研究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跨文化的历史语境 (历史意识或眼光) 。

　　以“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为原则, 影响研究的重心就不再拘泥于事实联系的考订或影响形态的求证, 而是转向“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对话及其“视阈融合”。这样一来, 文学间影响关系中的“文化结构差”和“文化位差”也就在影响研究的阐释行为中显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说将“影响研究”植根于“跨文化历史语境”, 那么, 影响关系所呈现的“文化结构差”和“文化位差”应该是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对话融合, 因而“影响研究”也就意味着不再是单向的“影响者”到“接受者”的因果关系追溯, 也不再是实证层面的历史证据的收集记录, 而是以历史发展和变迁视角对“影响研究”所涉的跨文化深层底蕴给予更为彻底的揭示。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在全球化的今天, 比较文学领域民族沙文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变, 将文学间的影响当作文化功劳簿或者狭隘的爱国主义等观念依然存在。基于此, 我们若坚持以“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为原则进行影响研究,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扩张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的弊端, 有利于全面展示一国文学与作为人类文化整体形态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和互动规律。

　　3. 接受者的主体性立场

　　与传统影响研究相比, 当代接受美学的介入和读者地位的重视, 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接受者在文学影响生成中的重要作用, 并使接受者的选择和阅读具有了一定的创造性。一般而言,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下, “影响—接受”的有效进行都是在“影响者—接受者”双方复杂的互动交流、文学论争、文化过滤甚至冲突中进行的。此时“影响—接受”的互动路径, 既是以影响者所具有的可取之处为基础, 又以接受者的需要和能力范围为前提。这样, 影响研究就不只是在考察客体文学如何发送不同形态的影响, 而是要考察接受者及其“前理解”在影响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 即主体性立场。换言之, 以接受者为主体, 以接受者的立场为出发点, 通过对接受行为的考察, 以此探究“影响”过程中“接受”所内含的更深层现象, 特别是“接受者”对其产生“影响”的意义误读、形态转化等方面。可以说, “接受者”的主体性地位与立场, 几乎存在于“影响”生发过程的各个层面中, 影响研究自然也就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方法原则。

　　在当今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 只有重视接受者的主体性立场, 才能更好地挖掘接受者背后的接受动力机制和影响变异机制。因此, 影响研究对接受者的重视不应将其看作是“影响”的补充, 而应聚焦接受者对异国文学的接受和反应。在社会时代背景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下, 运用恰当的文学批评原理, 比较分析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 结合大众舆论与出版调查等方面, 探讨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影响的筛选态度、阐释方法以及独特理解等主体作用, 由此更好地探究接受者对异国文学接受的深层原因。

　　综上可见, 当我们认识到影响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悖论, 明确了影响研究的对象后, 在实际的研究中, 应该避免以往影响研究的误区, 坚持以“文本作品”为中心, 以“文学事实联系的探寻”和“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为基本点, 以“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跨文化的历史语境和接受的主体性立场”为基本原则, 考辨影响关系的存在及其表现形态, 甄别文学影响的具体表现与文学独创之间的关系, 在逻辑、叙述上合理有序地论述文学的影响关系, 以实现影响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 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2]J-M.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G]//李清安, 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室.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3]韦勒克.比较文学危机[G]//黄源深, 译.干永昌, 廖鸿钧, 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4]马·法·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5]卢康华, 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文（8篇范文）之第二篇：浅析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影响方式

　　摘要：影响研究应当说是比较文学最传统的研究范式, 它研究的是文学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正是由于不同的影响方式, 导致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发展, 使各民族文化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本文着重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总体与总体影响、总体与个体影响这四个方面分析影响方式对各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 追随前人的脚步, 以期抓住文学研究的吉光片羽, 得到一点文学研究的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影响研究,影响方式,直接影响,间接影响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 每逢看到一位大师, 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 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 (《歌德谈话录》, 105) 这里所说的吸收前人的精华表明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既有直接吸收别国文学的产生的直接影响, 也有间接吸收别国文学产生的的间接影响。除此之外, 因受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及各方面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总体与总体之间以及总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更是屡见不鲜。

　　(一) “直接影响”之中日咏梅诗

　　中日文化渊源颇深,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古时日本与朝鲜、越南一样, 是中国天朝的藩属国, 那么不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深受中国的影响。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和服、武士刀日文等都是脱胎于古代中国。唐宋时期的中日文化影响尤为显着, 其中咏梅诗就是很好的证明。

　　首先, 从中日咏梅诗的数量上来看。作为观赏的梅花早在奈良时代就已被引进日本。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 梅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被收录于此, 日本诗人中岛贵奈也说在日本人写的咏物诗中, 咏梅诗占很大的分量。在安永六年 (公元1777年) 出版的《日本咏物诗》里咏梅诗是“花”中之最。概观《日本咏物诗》所收录的《梅花咏》就可以确认日本和歌诗人受到了中国唐、宋诗人的影响。

　　在二十九首咏梅诗中, 其中可见“白梅”、“红梅”、“梦梅”、“照镜梅”等诗题, 很明显是模仿中国的咏梅诗而作。中国的咏梅诗更是数不胜数, 魏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咏梅诗, 在宋代时期我国咏梅诗达到了高潮, 此后时期的咏梅诗如雨后般春笋纷纷出现。唐有王维的《杂诗三首》和孟浩然的《洛中访袁拾遗不遇》, 还有李白的《清溪半夜闻笛》和韦应物的《咏春雪》。清有蒋锡震的《梅花》诗:“竹屋围深雪, 林间无路通。暗香留不住, 多事是春风。”

　　其次, 从中日咏梅诗的诗词特色, 即“咏香”的主题意蕴也可以看出其渊源。一是中日咏梅诗的梅花都是描写其香味的。中国古代文人历来酷爱以梅为题材, 到宋代尤为兴盛。宋代着名隐逸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诗句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中的“暗香”是指梅花的清香。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杨炯《梅花落》中的“影随朝日远, 香逐便风来”, 陆游《芳华楼赏梅》中的名句“宜春花心二十四, 纵有此香无此格”可见中国古代诗人对梅花的清香倍加推崇, 咏其香气的诗句随处可见。再看日本的咏梅诗, 其中咏其芳香的佳句也是可圈可点。例如, 日本《古今和歌集》 (卷一春歌上0041凡河内躬恒) 中有一首咏梅诗, 翻译成中文曰:“春夜亦何愚, 妄图暗四隅。梅花虽不见, 香气岂能无。”描写了梅花的香味。除此之外,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新古今和歌集》 (春歌上40) 中有一首和歌写的是梅花清香飘散在朦胧春月夜美景的构思。其次, 在日本和歌中以“梅花飘香”、“春夜月色”的组合来描写大自然美景的诗句枚不胜数。由此可见, 日本诗人在取材、构思、用词上都借鉴了古汉诗。因此说, 在咏梅诗这一文化里, 中国的对日本的影响是直接的。

　　(二) “间接影响”之《一坛金子》与《吝啬鬼》

　　说到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吝啬鬼》, 就不得不提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 因为剧中的吝啬鬼阿巴贡就是《一坛金子》中欧克利奥形象的在法国社会的再现, 有历史般惊人的巧合。而提到《一坛金子》与《吝啬鬼》, 又不得不提古希腊喜剧家米南德的《古怪人》, 因为这三部作品是血脉相连, 相互影响的。

　　从人物形象上来看, 阿巴贡可以说是欧克利奥的原型。首先, 他俩都是吝啬鬼, 只不过比起欧克利奥, 阿巴贡更加吝啬的令人厌恶;其次, 欧克利奥和阿巴贡都是一个吝啬的爸爸, 他们对儿女都及其的吝啬;最后, 他们都有年纪相仿的子女, 欧克利奥有一个女儿等待出嫁, 而阿巴贡有一对儿女谈情说爱。

　　从喜剧的艺术结构上来看, 《吝啬鬼》完整地继承了《一坛金子》五幕剧的形式, 但放弃了“开场”。在戏剧冲突上, 《吝啬鬼》也把《一坛金子》中表现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继承下来, 但增加了儿子与父亲的冲突, 扩大了思想和艺术视野;在人物性格上, 《吝啬鬼》将《一坛金子》中欧克利奥的吝啬性格继承下来后, 并且进一步扩展开来, 使阿巴贡一举成为欧洲文学史上着名的吝啬鬼形象的代名词, 《吝啬鬼》也由此而成为西方性格喜剧的典范。

　　从表面看, 《吝啬鬼》的确实受了《一坛金子》的影响, 而与《古怪人》无关。但是, 《一坛金子》并非是影响的真正源头, 影响的真正发源地是《古怪人》。在这个影响的过程中, 《一坛金子》只扮演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只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 间接影响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三) “总体与总体影响”之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中开篇就讲述了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系、天上的改朝换代、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动等内容。在神的故事中, 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以混沌神开篇的传说可以说是罗马神话的鼻祖, 罗马神话是对其的继承和改编。

　　首先体现在故事情节上。在罗马神话的第一卷“罗马神系”中, 所讲述的故事内容与希腊神话第一卷的内容大致相同, 都是开天辟地和天上改朝换代的故事。很显然希腊神话的诞生要早于罗马神话。

　　其次体现在人物设置上。相同的人物性格, 类似的人物的结局都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后者是前者的影响。在罗马神话混沌之神卡俄斯的故事中, 该亚生下乌拉诺斯又与其结合的故事, 他们的儿子克洛诺斯与瑞亚结合的故事, 宙斯与他的父亲经过十年战争最后赢得胜利的故事等, 几乎与希腊神话别无二致。虽然其中的部分情节有所改动, 个别神的名字小有区别, 但希腊神话与其所形成的血缘关系在罗马神话中重现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故事的渊源, 在总体与总体的影响之下, 被无限放大, 共同促进了两大神话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更促进了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繁荣。

　　(四) “总体与个体影响”之《雷雨》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 散文和话剧创作成就不可小觑。其中曹禺的话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窥探曹禺的创作风格, 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戏剧深深影响着这一戏剧大师。《俄狄浦斯王》与《雷雨》影响渊源颇深,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体现在原型的影响上。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 作为西方戏剧营养的最大受益者, 曹禺把希腊悲剧对《雷雨》创作的影响体现地淋漓尽致。《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 他们本是母子, 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 有着夫妻的乱伦关系。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是《雷雨》中周萍与蘩漪的原型, 周萍与蘩漪本是名分上的母子, 但二人不顾伦理道德的束缚, 过着情人的乱伦生活。更为重要的是, 不仅乱伦的对象一致, 甚至由此引发的社会意义也及其相似。《俄狄浦斯王》里的忒拜宫殿作为罪恶之地, 上演了人类敢于同不公命运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雷雨》中的周公馆同样是罪恶之地。因此可以说, 周萍与蘩漪的悲剧是东方化了的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的悲剧, 是再创造了的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的悲剧。

　　其次体现在命运的影响上。古希腊戏剧大多展现悲剧的命运, 也大多表现人类在同命运抗争时飞蛾扑火式的毁灭。古希腊悲剧的命运精神, 在曹禺的《雷雨》中得到了极大影射。纵观《雷雨》中的大小人物, 除了心满意足的奴才鲁贵之外, 其余所有与周家有瓜葛的人无一不被命运捉弄。鲁侍萍作为黑暗命运笼罩下的第一牺牲品, 她惨遭周朴园的玩弄与抛弃, 虽然后来自杀未果, 有幸让她远离他乡活了下来, 命运似乎就此放过可怜的鲁侍萍。但是三十年后, 厄运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鬼使神差地再度跨进了周家的大门, 而且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悲剧。周蘩漪是黑暗命运的第二个牺牲品, 纵然有勇有谋, 但她也最终难逃命运的捉弄。值得庆幸的是, 她没有与命运妥协, 她幻想着借助与周萍所谓的爱情来奋起反抗勇敢地向封建家庭秩序挑战。但天不遂人愿, 可怜的周蘩漪最终与周公馆同归于尽。

　　西方戏剧对曹禺的深远影响, 造就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熠熠生辉, 促进了我国20世纪文学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 影响研究对人们清晰地了解一国民族文学文化对另一国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对人们清醒地认识一国民族文学文化是如何接受影响, 以及被影响之后是如何再创造再吸收以致促进文化的相互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影响研究在各民族文学和文化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而影响研究影响的方式在分析文学作品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 因影响方式的运用, 使各民族文学互相接触、互相渗透, 互相汲取和互相借鉴, 世界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 影响方式的魅力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 (第二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陈惇, 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4]曹禺.雷雨的写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5]冯文坤.谈谈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学报,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