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八篇
摘要：台湾女作家聂华苓的文学作品深具历史感, 《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 水长流》是聂华苓移居美国后创作的长篇小说, 它们真切地反映了作家对美国的注视及情感态度。结合形象学理论, 分析聂华苓小说中的异国地理环境、异国肖像和异国人形象, 探究美国形象从强横冷漠到包容温情转变的原因。小说中所构建的美国形象, 其实是作家对国族身份认同的自我言说。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从憎恶走向亲善, 体现出聂华苓对自己中国身份的认同和自信。
关键词：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千山外, 水长流》,美国形象,身份认同
在比较文学新学科中, 形象学研究是广受热议、不断拓展的一个课题。形象学主要研究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让-马克·莫哈指出, 它“是异国的形象, 是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 的形象, 最后, 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25这种形象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 像异国肖像、异国地理环境和异国人等, 都可以纳入形象学他者的研究范围。[2]127在台湾留学生文学中,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意义。《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 水长流》是聂华苓移居美国后创作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 较好地展现出作家笔下美国形象的变化。她有着独特的人生历程, 历经大陆—台湾—美国的多重放逐的“流浪”体验, 对美国形象的书写有其独到之处。聂华苓小说中的美国形象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冷漠、蛮横转变为80年代的充满梦想与温情, 研究这两部小说中的他者形象的建构及其转变的原因, 从中可见不同时期作家对美国的注视态度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变化及其意义。
《桑青与桃红》发表于1976年, 是聂华苓最具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作品。小说主要通过桃红写给美国移民局的四封信和桑青的四部日记讲述了桑青四个时期的人生遭遇:“重庆时期”—“北平时期”—“台湾时期”—“美国时期”。桑青经历战乱从北平逃到台湾, 被追捕出逃到美国。在美国桑青因为身份问题, 不断受到移民局“戴墨镜的人”的骚扰调查, 这迫使桑青在即将被递解出境的危险面前崩溃, 精神分裂成为桃红。小说描述了美国冰冷威压的高楼和道路, 还有宣泄情欲的酒吧及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等, 展现出冰冷无情、强横凶暴的形象。发表于1984年的长篇杰作《千山外, 水长流》, 讲述混血儿女孩来到美国寻找父亲家园的情感历程。在大陆生活了30多年的金莲儿, 在别人眼里是个与众不同的“外国人”, 为此受尽红卫兵的欺辱, “下乡锻炼”时不幸遭到“黑影人”的玷污。改革开放后, 她得到爱荷华大学的留学机会。初到美国, 她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但她以善解人意的美好性情赢得周围人的信赖, 敞开心扉融入美国, 并理解了母亲那一代人的历史和母亲的希冀。莲儿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根”, 她是“中国人, 老布朗家的孙女”。[3]132莲儿在美国的情感经历和被接纳, 隐喻了美国变得包容、温情。
一、异国地理环境的描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的欧洲强国都经受了战争的重创, 而远离战场的美国利用局势提升国力, 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当时, 不断加快的工业化进程促使一幢幢高楼矗立起来, 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 城市呈现出科技进步的繁华景象。同时, 宣泄情欲的酒吧、“边缘人”生活的地下室, 也自然进入作者的视线, 成为作家笔下美国形象的代表。在《桑青与桃红》中, “福特大楼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缸, 分成一个个小玻璃缸。每个缸里有个人。每个人旁边有架电话。玻璃缸中间的天井里面有四季的花。”[4]142作者在此把“福特大楼”称为“玻璃缸”, 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富家小姐桑青饱受战争乱离之苦, 从重庆至北京, 又从北京围城中出逃, 蜗居台湾一阁楼而惊惧不已。后来到美国寻找归宿, 本欲开始异国新的人生, 却被追踪被不断审查, 陷入更加疲于奔命的逃亡路。这里, “建筑物不再被看作是一个自在的目的, 像实体主义倾向所认为的那样, 而是被视为意在表现人的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空间结构’。建筑物和城镇房屋显示了人的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个活动场所的意义, 并且在这种功能的范围里实现他们的恰当作用”[5]92。面对盘查驱逐, 桑青感到慌乱绝望, 如瞎子一样不见任何光明, “瞎子突然跑进来了, 惊慌地大叫‘福特大楼倒了福特大楼倒了狗呢我的狗呢’没有人理他。只有我一个人看着瞎子大笑”[4]50。福特大楼的倒塌象征着桑青对强横威压的美国形象的否定和弃绝。
阴暗、潮湿、简陋的地下室是处于与美国主流白人都市空间相对立位置的边缘空间, 它是弱势群体的栖息地和避难所。由于经济所限, 在这里生活着大多数的留美中国学生。作家常常把人物活动的空间安排在这个条件恶劣的地下室, 以展现人物的困难生活。《桑青与桃红》中桑青在历经种种艰险来到美国后, 曾被放逐到这个地狱般的地下室。在这里, 空间狭小、闷热、潮湿, 霉味飘荡在空气中, 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突出表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美华人的边缘处境。现实中的美国并不像当时台湾人所遐想的那样是一个“天堂”, 留美华人终于认识到:在美国繁华艳丽背后存在着黑暗、狭窄的地下室。失去文化根基的海外华人, 沉浸于一种孤寂无着落之感, 精神上大多呈现出颓废、失落、沮丧的状态。由此, 传言中能实现梦想的美国“乌托邦”的形象彻底破碎。
在《千山外, 水长流》中, 作者借莲儿的眼睛看到的美国娥普西河是这样的:“刚下过一阵小雨, 田野更清亮了, 对岸高耸的石崖, 一层层整齐的白云石———哪儿来的一对巧手特意砌成的。一只鹭鸶在水上掠过去了, 掠得河边的芦苇飒飒响。沿河小路上柠檬黄、湖蓝色的小花让雨水洗得清清爽爽。”[3]110这些美丽的景象, 是在大陆受过创伤的莲儿所看到的。俗话说“景由心生”, 它与之前《桑青与桃红》中描述的恐怖意象不同。“漩涡四周冒着白沫。白沫溅起来了, 翻起来了, 翻起一道白色的墙, 把我们的船和打转的船隔开了。……又一阵大浪翻起来了。大浪过去了, 水里的人不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水荡走了, 太阳也荡走了。”[4]62聂华苓喜欢水的形象, 在谈《千山外, 水长流》的创作时说:“江水有很多的象征意义, 因为江水象征流动的历史———象江水一样不停地流, 不停地变换。人生也是流动的……我从长江一直流到爱荷华, 流了这么远。”[6]271在两部小说中, 咆哮凶狠、夺人性命的江水与精巧迷人、平和清爽的河水大不一样, 说明美国形象在聂华苓的笔下已经从一个飘渺破碎的“地狱”变成为包容怡情的地方。
另外, 彼利和朋友们为重修布朗山庄而创建的“白云酒店”是展现美国形象的另一个重要例证。彼利、哈尔非以及黛安重修布朗山庄是“要生活在泥土上, 生活在流水上”, “那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3]70, 不是如莲儿以为的是“为了祖宗”。彼利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靠自己的努力创建白云酒店。白云酒店以美丽的自然风光、优质的服务、惬意的生活情调吸引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来这里休闲、度假, 这里是很多人放松身心、敞开心扉、寻找本真自我的地方, 同时也使迷茫甚至“太理想”的彼利们找到实现人生理想与价值的途径, 使他们由混沌走向光明。
二、异国肖像及异国人形象
在国际交流中, 异国绘画、瓷器、挂毯乃至园林等常常比口语或文字形式所表达的民俗意义更有情趣, 更加生动活泼, 而且, 这些肖像形式还能将表情达意和馈赠、供奉、装饰等功能融为一体, 从而对注视者及其本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2]127异国人形象则侧重于异国人的气质类型及行为处世方式的揭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显着, 中国是以儒家文化纲常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 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念深入每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美国则是以律法精神治理国家, 倡导民主、平等、自由, 强调个体自我的独立。因此, 当作者为逃避台湾高压政治与人身限制, 来到美国寻求一个容身之处时, 必将经历文化的震荡期, 对异质文化从抗拒到接受, 实现中美不同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在《桑青与桃红》中, 对异国人形象的描述尤为独特。“我赤裸裸地在石头城上跑太阳要落到玄武湖里去了……戴墨镜的人在石头城上追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后面跟着一长串戴墨镜的人, 全是秃头尖下巴黑西装。”“我打开门戴墨镜的人站在房门口他背后是一条很长的窄走道他要我下午一点钟到警察局去谈一谈”“他说他还要继续调查我的案子假若他们判决我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必须把我递解出境”“戴墨镜的人在人行道上对着我走来了我钻进纽约股票交易所我钻进电梯戴墨镜的人就在电梯里我跑不了了”[4]89呈现在桃红面前的“戴墨镜的人”是“秃头尖下巴黑西装”的一副形象,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秃鹰”———美国国鸟, 它咄咄逼人的眼睛、飞扬跋扈的气势, 像极了经过“黄金时代”发展后居高临下的强权美国形象。
通过以上几处没有标点的长句, 读者可以深深感受到桑青桃红无比紧张、无比压抑的精神状态。桑青永远在逃亡的路上, “戴墨镜的人”永远在无休止地追捕, 如此循环往复, 终致桑青分裂为桑青与桃红:“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 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4]22于是桑青完全放弃传统道德伦理观念, 甚至可以说是放弃了国家、民族、历史, 用性的放纵宣泄感官欲望, 逐渐成为了桃红:她与江一波, 一个有妇之夫厮混;她与小邓情不自禁地在坟地放纵;她甚至随便与其他人野合……透过桃红的堕落历程, 美国的另一面渐渐呈现出来:小邓所在的“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放纵自己的“物欲场”;地下室中生活的贝蒂 (江一波的妻子) 的房间中有大麻、酒、暴动、穿内裤的长发男人……这些景象无不在说明美国文化影响下的人精神上的毁灭、道德上的堕落。
在《千山外, 水长流》中, 莲儿亲历感受的美国人形象是从淡漠无情到充满温情的变化过程。老布朗家来自爱尔兰, 他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在石头城开拓着, 挖掘丰富的石头资源。靠智慧与勤劳逐渐积累起丰厚的财富, 过上彼利理想中的富足宁静的生活。布朗家的墙上有一幅画像, 画着的是胡佛总统, 在胡佛总统的对面是《美国的哥特风格》, 格兰·伍德的这幅画是老一辈人对美国美好时光怀念的源泉, 正如布朗所感慨的那样:“那张画描出了美国垦荒时代的精神面貌:虔诚、坚忍、正直、不屈不挠、信仰上帝”。[3]78然而, 老布朗的外孙彼利却认为:“《美国的哥特风格》就是对美国社会的讽刺:保守、顽固、自大到狂热的程度。”[3]51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祖孙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念的差异, 特别是家庭亲情关系淡化, 没有人有义务为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做任何事情。彼利居住的水塔是从祖父母那里租来的;他帮助祖父母做一些活儿时, 像割草之类的活儿是需要祖父母支付工作费用的。他与父母联系更少。父亲是位医生, 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救助病人, 急诊室的护士随时呼叫父亲。母亲在纽约一家大公司上班, 从没时间照顾他, 一切经济支出靠自己, 没钱了就去酒吧弹吉他或者做一些木匠活儿。彼利的女朋友换了很多, 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有心灵上的感情……这说明在美国家庭成员间亲情淡化,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事情, 但感情的疏离、距离的加大使金钱化、物质化的美国形象更为突出。
金莲儿, 一个中美混血儿, 在中国经历了战乱、“文化大革命”、被“黑影人”玷污等种种磨难, 来到父亲的家乡后, 渴望在爱荷华寻找到自己过去30多年生活中所不曾拥有的东西。然而, 美国老太太玛丽极力反对承认这个孙女:“你肯定那个中国女人就是你儿子的女儿吗?凭什么证据?儿子在中国死了三十几年了, 从没听说他结过婚, 更没听说他有孩子!”[3]243老布朗夫妇都在质疑莲儿的真实身份和意图。和玛丽之间的不愉快, 让莲儿觉得生活在美国的玛丽竟和内乱时期欺辱她和妈妈的人有些相似, 这让她觉得自己仍然没有逃出一直以来渴望逃离的那些心魔。莲儿在爱荷华最初的这段生活经历表明:被人看作“私生女”“外国人”的她是不可能在爱荷华州找到情感的栖息地, 美国的“寻根之旅”必定不会顺利。
莲儿在与母亲的通信中, 逐渐了解关于母亲的一切, 理解母亲那一辈人的命运与中国历史的复杂关系, 从而更加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母亲和祖国的怨恨也逐渐淡化直至消失。她在慢慢改变着自己, 积极融入外部世界, 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信、爱人与被爱的女性。莲儿凭借着自己的善良,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理解的“桥”。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周围的人, 他们在相互依赖中走向更加完美的人生:爷爷奶奶不仅不用去“养老院”, 还得到莲儿和彼利的暖心照顾;莲儿走出精神困境, 既消除了与母亲的隔阂, 又在林大夫和彼利的帮助下走出性的恐惧;彼利变得有担当、有责任心, 同时得到亲情的温暖;林大夫走出失败的婚姻, 勇敢追逐自己的理想, 毅然回到中国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才干。莲儿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中国人, 老布朗的孙女。”莲儿逐渐地适应并融入美国生活, 这从另一侧面展示出美国包容、开放、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当然, 莲儿的父亲彼尔也是展现美国美好形象的例证。彼尔放弃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学业, 自愿从军到中国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在中国, 他通过自己的幽默和善良, 赢得了“最好的那种美国年轻人”的赞誉, 就连他的“情敌”老金和孙启亮也是这样认为。他对凤莲是尊重和爱护的, 是真正的“最好的美国年轻人”。莲儿在爱荷华遇到的露西、艾德以及彼利也是“最好的美国人”。他们爱自己的国家, 爱家庭, 善良友善、心胸开阔……老布朗与老玛丽之间的爱情, 以及玛丽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人鬼情未了”式的爱情, 让我们看到美好的一面:对爱情婚姻的忠贞、虔诚、负责。
三、美国形象的流变与注视者的自我思辨
“建构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借以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注视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视者与他者相遇时的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 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7]183注视者所建构出来的他者形象, 并不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再现, 而是注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创建出来的欲望投射的产物。聂华苓在《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 水长流》中所塑造的美国形象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从冰冷蛮横的压抑国度转变为充满人情味与希望的美国, 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从憎恶走向亲善。这种变化既与时代大环境有关, 又与作家的精神状态、自我的身份认同状况紧密相关。
20世纪80年代, 美国经济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社会生活水平较其他国家更高。移居美国后的聂华苓摆脱了在台湾时的政治高压和人身限制, 精神状态较为轻松爽朗, 能自由享受物质生活的改善。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以及进步人士争取民主、平等权利运动的深化, 美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随之改善。外来移民者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提升, 都促使他们眼中的美国形象发生变化, 这是聂华苓笔下美国形象转变的外在原因。
根本原因是聂华苓的婚姻生活、情感状态发生了改变。聂华苓1921年生于湖北武汉, 1948年从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 外文系毕业, 1949年去台湾, 开始发表作品。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 推行“白色恐怖”。1960年, 《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闭, 主持人雷震被捕, 作为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的她失去工作, 同外界隔离。1964年受聘至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工作, 并从事写作和翻译。在1970年创作《桑青与桃红》时, 聂华苓在异国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虽然有安格尔的爱情, 但她内心的苦楚还是无法排解的。这从她的自传性散文《爱, 是个美丽的苦恼》中的一组对话可以了解到:“Paul:‘我知道那个时期对于你不容易。几年?’华苓:‘七年。’Paul:‘我对你一直很歉疚。我离不了婚。’”[8]306聂华苓1964年离开台湾奔赴美国爱荷华, 直到1971年和安格尔正式结为夫妻。这期间的多年时日, 她远离家乡, 独自面对美国社会, 忍受和自己最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并结婚的困境, 因此《桑青与桃红》中充满着“低气压”的感情基调。但是, 在与安格尔结婚后, 聂华苓真正迎来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这类幸福生活在她的自传性作品《三生三世》中的第三部分“红楼情事”中得到全面展现。诗人安格尔是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主持人, 他富有文学理想, 胸襟开阔, 充满智慧和爱心, 到台湾访问时与聂华苓一见倾心, 是聂华苓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形象。聂华苓曾在《千山外, 水长流》的《附言》中表示这部小说是献给丈夫安格尔的, 她与丈夫幸福的婚姻影响了她的创作心境, 继而在作品中隐喻爱荷华也是故乡。女性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情感波折, 很自然影响了她所构建的他者形象的呈现形态。
从聂华苓小说创作中的异国形象的嬗变过程, 可发现作者的自我国族身份的认同情况。法国学者巴柔在阐述形象学与身份认同关系时认为, “如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 这中间就涉及到对他者地位及形象的讨论。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 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 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 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9]179《桑青与桃红》是一支流浪的中国人的悲歌, 以分裂的形式叙写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物:桑青追求自由而四处流浪, 桃红却在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聂华苓曾说:“1964年从台湾来到爱荷华, 好几年写不出一个字, 只因不知道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儿, 一支笔也在中文和英文之间飘荡, 没有着落。……当我发现只有用中文写中国人、中国事, 我才如鱼得水, 自由自在。我才知道, 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 爱荷华是我的家。于是, 我开始提笔写《桑青与桃红》。”[4]189由于聂华苓的大胆创见, 她和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 每年邀请各国作家到爱荷华交谈写作, 极大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她在1977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到了80年代, 聂华苓的创作理念和情感心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她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局势的反思评判, 情感态度从拒斥憎恶转变为认同亲善。随着中美外交政策的实施, 台湾在政治“戒严”上的松动, 海外华人可以自由返回大陆访祖讲学, 自由出入台湾。在进行社会文化交流的同时, 海外华人获得了文化归属感。聂华苓在《失去的金铃子》中写道:“坐在爱荷华窗前, 看着河水静静流去, 想着国家的沧桑、历史的演变、个人的遭遇……不会再为排解恐惧和寂寞而写了。我要为故乡的亲人而写。”[10]180因此, 《千山外, 水长流》是她创作理念转变之后的杰作, 对他者的思辨评判也就是注视者的自我思辨。聂华苓不同时期小说中所构建出的美国形象, 其实也正是作家对国族身份认同的自我言说。作者在《三生影像》序中写着, “我是一棵树, 根在大陆, 干在台湾, 枝叶在爱荷华”[11]9, 莲儿也多次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 这正是聂华苓对自己中国身份的认同和自豪心理的体现。
台湾女作家聂华苓的文学作品深具历史感, 《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 水长流》是聂华苓将个人多重放逐的人生体验所交织着的国族情感成功融入而创作出来的长篇杰作, 它们真切地反映了作家对美国的注视及情感态度。聂华苓小说中的美国形象由冰冷强横到充满人情味和希望的形象嬗变, 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从憎恶走向亲善, 反映出注视者沉郁的中国情结和智性的自我思辨意识。探究聂华苓笔下美国形象转变的原因, 客观上是因为作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 主观上是由于作者幸福的跨国婚姻以及长久在美生活后对美国的融入, 体现出作家对自己中国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聂华苓用中文写作, 构建出独特的中国故事和美国形象,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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