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于20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 对作家刘索拉、王朔、余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王朔的《动物凶猛》和《麦田里的守望者》因故事发生时间大致相同, 两个主人公有着共同的青春反叛经历, 两个作者都采用调侃戏谑的叙事风格常被一同提起。此外, 两部小说还都具有浓厚的空间色彩。《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故事情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 《动物凶猛》的故事情节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两个作者在文中都花费大量的笔墨书写家庭空间、学校空间、精神空间等。这些空间类型在文中不仅是主人公活动的舞台和故事发生的场景, 也参与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等。以新兴的文学空间批评理论为依托, 从文中具体的空间入手, 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 以期能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两部文学作品的理解。
关键词：赛林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 《动物凶猛》; 现当代文学; 空间理论叙事;
一、引言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 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学生霍尔顿, 反叛一切假模假式的东西, 对学校生活厌恶之极, 因四门功课成绩不及格, 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在他父母收到他被学校开除的通知前, 他不敢贸然回家, 决定流浪纽约。该故事主要讲述霍尔顿在纽约三天三夜的流浪历程, 其中还夹杂着其对过去的回忆和精神思绪。闲逛、打架、喝酒、泡妞是故事的主要情节。虽然霍尔顿的行为方式很颓废、荒唐, 但其内心深处却有要守护的东西, 诸如他对他死去的弟弟艾里念念不忘, 对自己的小妹妹菲比关爱有加。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之后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同时也存在许多分歧。该文发表之初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接受。莫里斯·朗斯特思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文说道:“《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淫秽之作, 孩子不宜阅读, 连许多成人都觉得霍尔顿语言刺耳……人们很难相信, 一个真正热爱孩子的人会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1]8-9许多年后, 《麦田里的守望者》入选了《时代》周刊所评选的100本最佳英文小说, 还入驻各类学校图书馆, 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写于1992年。中年的“我”在文中以回忆的口吻再现自己60年代末在北京度过的青春岁月, 那个时期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生活乏味。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学习, 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和军队接受再改造。处于少年时期的大院子弟———“我”由于暂时脱离家庭和社会监护有了大把的自由时光。“我们”逃课、闲逛、打架、追女孩, 和成年人贫嘴作对。“我们”每天穿着过大的军装在西单嘻嘻哈哈地和女孩搭讪、装模作样地抽烟。“我们”最喜欢谈论的问题就是谁谁谁被“花”了, 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 奋勇无敌。“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中苏开战, “我们”都要奔赴战场, 无一例外的牺牲, 也无一例外地成为英雄。同《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 《动物凶猛》发表后, 在文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其诙谐、戏谑的语言, 个人化的写作风格被贴上了“痞子文学”的标签。近年来, 文学界发出微弱的给《动物凶猛》“平反”的声音, 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写道:“尽管王朔的写作多少带有商业气味, 但《动物凶猛》却是一个例外, 这篇小说有着超越通俗读物的审美趣味之上的个人性的内容, 这才会使得它能够为当代文学世界提供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感受。”[2]328
文学是人类认知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作为文学描绘对象的世界具有空间性。其次, 文学作品试图透视、创造出来的精神世界, 也是物质世界的折射, 同样无法脱离空间。但文学和空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 而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知识秩序。文本投射于空间之中, 其本身成为丰富多元空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 学校空间-社会空间-家庭空间-精神空间是两部作品都有涉及的空间类型。
二、潘西中学与北京164中学
现代学校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学校空间不是一个空洞的容器, 而是精神与物质、抽象与具体的集合体。学校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各种社会关系在其中得到延伸, 封闭性、排他性、规范性、等级性、训诫性使学校变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权力空间。学校空间既是权力实践的对象又是权力实践的手段。学校空间以教给学生知识、帮助学生成长、促进学生全面自由健康发展为依托, 其最根本的目标却是生产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需求的主体。学生进入学校仿佛进入了一个标准化的加工工厂, 学校教育必将在学生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此外, 作为弥漫着权力的学校空间也是学生反抗的场域, 表现为对学校各项规则和组织模式的反抗和颠覆。20世纪中后期亚文化在欧美校园的滋生就是学校空间反抗的一个例证。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就读的潘西中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贵族学校的缩影。学校的旨趣在于培养社会精英和贵族绅士。正如潘西中学在杂志上所刊登的广告所言:“自从一八八八年起, 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男孩培养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3]4广告所配图片是一个棒小伙子在骑马跨越障碍。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学生必须按时吃饭、睡觉、上课、参加活动、做礼拜, 甚至对学生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严格的要求。老师则灌输给学生标准化的知识, 例如潘西中学校长经常给学生灌输实用主义理念“人生是场比赛, 人人都应当遵守比赛规则”[3]10。霍尔顿的历史老师斯潘塞老先生则认为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他拒绝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霍尔顿的口头表达课老师文森先生要求学生干任何事情都要分时间和场合, 讲话从头到尾要同一、简化、紧扣主题。霍尔顿的同学理查德·金塞拉在做关于其父亲农场主题演讲的时候, 因没有详细介绍农场里具体有什么动植物, 且演讲中间还插入了其舅舅得了脊椎灰质炎, 身体内植入撑架的事儿, 这门课的成绩被文森先生打了F (不及格) 。潘西学校这个封闭的、严格限制学生自由的空间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这里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指每天的平常生活和单调、乏味并缺乏丰富意义的生活状态, 而是指空间理论的鼻祖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一书中所涉及的空间类型。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区, 是他们生活的纽带, 它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 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 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4]89因此, 学校这个日常生活空间既是同质化的规训的空间, 也是与同质化空间相对抗的差异性空间。潘西中学作为对抗同质化的差异空间表现在:学生不断挑战学校的规章制度, 蔑视一切“假模假式”的东西, 青年亚文化在学生中间十分盛行。学校要求学生干的是“读书, 求学问, 出人头地, 以便将来可以买辆凯迪拉克”。[3]131而学生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 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 打篮球的抱成一团, 天主教徒抱成一团, 那般混帐的书呆子抱成一团, 打桥牌的抱成一团。连那些参加他妈的什么混帐读书会的家伙也抱成一团”。[3]131比起打高尔夫、赛马等绅士运动, 学生更喜欢吹口哨、跳踢踏舞、看西部歌舞电影, 反戴猎帽。对校长的实用主义治校理念“人生是场比赛, 人人都应该遵守比赛规则”, 叛逆的霍尔顿们却有另外的解读:“比赛, 屁话。好一场比赛。如果你参加的那头全是些厉害角色, 就是场比赛, 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外一头, 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 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 比什么赛。”[3]10霍尔顿故意四门功课不及格, 自行从潘西中学退学等行为可以看作是他对学校日常生活空间的反抗, 对模式化生活状态的拒绝。
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 《动物凶猛》中的“我”处于特殊时期, 各大院校管理松散、校纪废弛。小说开篇写道:“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5]5为了“我”能安心学习, 免受坏学生的影响, 主人公的父母把其转学到一所离家较远的新学校。这所学校是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 在六七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 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青春之歌》《苦菜花》《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仅存的可供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 这些书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恋爱片段……我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 都被翻得格外旧”[5]18。而处于青春期的“我”精力旺盛, 对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但校园生活却是庸常无为、枯燥乏味、备受压制的。所以, “我”对学校生活只有厌倦, 觉得老师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无比的肤浅和空洞。上课经常昏昏欲睡, 时常溜出校门闲逛, 期末考试凭着胡诌八扯的本事和抄袭邻桌的卷子蒙混过关成了“我”学校生活的常态。与潘西中学严格的管理制度相比, 《动物凶猛》主人公所就读的学校给了他许多自由的空间。因此“我”没像塞林格一样选择退学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反抗模式化的、庸常的学校空间, 而是选择留在学校以跟老师作“猫与老鼠”游戏的方式去抵抗苦闷、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
三、中产阶级家庭与北京大院
长期以来家庭空间只被看作摆放家具器皿的容器、家庭伦理关系上演的舞台, 是一个非政治的、僵化的、没有创造力的、冷冰冰的物理空间。19世纪以来, 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人类社会迈进了现代社会。家庭空间这种被遮蔽的状态被打破, 家庭空间不仅生产着伦理关系也生产着社会关系, 空间生产关系取代伦理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现代家庭空间就这样从社会空间中抽象而来, 它拥有社会空间的功能和目标, 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表现在家庭居住空间是可以买卖、转让、增值的私人财富。家庭居住空间的竞争成为社会竞争最主要的阵地, 它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等多方面的色彩。家庭居住空间的差异彰显着家庭社会地位和阶层的差异, 同一阶层的人往往居住在相同的空间中。其次表现在家庭空间内部也弥漫着权力的身影, 社会空间将权力结构投射到家庭空间中来, 家庭空间生产着家庭成员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 家庭空间的各个角落都彰显着父权制的权威。
美国纽约的住宅区中富人区和贫民区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富人区环境优美、治安良好, 穷人区破烂不堪、犯罪率居高不下。曼哈顿是纽约的心脏, 寸土寸金。纽约最负盛名的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等都坐落在曼哈顿, 位于曼哈顿比邻中央公园的上东区则是纽约典型的富人聚居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家就位于上东区, 他从出生以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对纽约中央公园就像对手心手背一样熟悉, 因为他小时候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溜冰、骑自行车。霍尔顿来自于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有较强的家庭观念, 重视孩子教育, 有较高的道德操守, 此外, 父权位于家庭空间的中心。在霍尔顿的家中父亲是一名能挣许许多多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喝马提尼酒的颇具名望的律师, 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在家中父亲是理性和权威的化身, 当霍尔顿的妹妹菲比在说话的时候用到“糟糕”这个不吉利的词汇时, 其母亲会特别正式地提醒她:“你爸爸跟你说过别用那个词。”[3]178且按照父亲的要求祈祷是家庭成员睡前的必修课。当菲比知道霍尔顿再次被学校开除的时候变得急躁不安, 多次对霍尔顿强调:“爸爸会干掉你的。”与父亲相比, 母亲则是感性的、意志薄弱的、神经质的, 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她一直没能从失去霍尔顿弟弟艾里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她常常被孩子们乱丢东西和丈夫在外投资的失败气得发疯。霍尔顿的父辈经历了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 又经历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所以他们形成了坚强、乐观、克己的性格特征。在生活中他们认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而霍尔顿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 在富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 作为消费的一代, 社会和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富裕的物质条件, 而家庭空间所贯彻的清教徒伦理思想则排斥享乐、压制欲望。青少年和家庭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文中当霍尔顿的妹妹建议其以后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律师的时候, 霍尔顿说:“律师倒是不错, 可是不合我的胃口……我是说他们要是老出去搭救受冤枉的人的性命, 那倒是不错, 可你一当了律师, 就不干那样的事了……你怎么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你真地要救人性命呢, 还是因为你真正的动机是想当一个红律师, 只等审判一结束, 那些记者什么的就会全向你涌来, 人人在法庭上拍你的背, 向你道贺。”[3]173
与霍尔顿不同, 《动物凶猛》里的“我”是在一个封闭、独立自主有明显集体化色彩的部队大院长大的。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新政权携带大批的外地人涌入北京, 大院便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崛起。大院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和居住区结合在一起的特别区域。北京大院不同于北京南城的大杂院和四合院。大院里的居民多是操持着各地口音, 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的外地人, 他们是新政权的缔造者和承担者, 而大院二代则是土生土长但没有故乡情结的新北京人。大院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餐厅、澡堂、游泳池、礼堂、操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大门有卫兵把守, 不出大院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大院里的居民按统一的时间吃饭、打水、上班, 家里布置着单位统一提供的简单的家具。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文化建构使大院具有独立性、政治性、精英性、排他性、等级性等特点。而在大院出生长大的“我”也被这种独特的大院文化浸染, 具有精英意识、特权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在大院里出生的第二代多半是干部子弟, 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他们生活在一群同质朋友中间, 不和没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 他号称是‘北炮’的, 后来被人揭发, 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 从此他就消失了。”[3]19大院的主人是革命的胜利者、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他们的下一代也承袭了这种历史使命感, 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我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前程, 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 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 这就是我全部梦想……一切都无须争取, 我只要等待, 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3]16在大院长大的第二代从小接受正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他们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苏联革命艺术作品。他们看的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看的电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 唱的歌曲是苏联民歌《三套车》。在这些文化资源的熏陶下, 他们个个都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我惟一称得上是幻想的, 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 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他们在街头的打架斗殴都被自我染上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由此可见, 霍尔顿的反叛源于未经世事, 在优渥物质条件下长大, 表现了具有强烈自由思想的新中产阶级对老中产阶级清教徒式生活方式的不满, “我”的叛逆则和独特的大院空间文化密切相关。
四、霍尔顿和“我”的精神空间
精神空间是人通过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产生的体悟、认知等意识活动, 是社会空间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投射。具有经验特征的精神空间和人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政治经济生产模式密切相关, 它具有广阔的人文社会性, 文学作品和精神空间密切相关, 首先文学作品是作者精神空间的文字转化;其次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有着丰富的意识活动。所以对文学作品中的精神空间展开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精神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空间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大部分。无意识是第一性的, 和人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密切相关, 这些大多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而意识是第二性的, 是社会道德、权力等规训出来的产物。通过压制、理性化、否认等防御机制, 意识压抑着无意识二者和平相处。当外部的社会空间发生大的变化时, 会引发人剧烈的心理冲突, 意识和无意识的平衡状态会被打破, 焦虑、叛逆、逃避等一系列神经症状便会产生。精神文化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卡伦·霍妮曾经说过:“容易得神经症的人似乎往往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 经历了由文化所酿造的困难, 大多数都经由童年期经验这一中介, 并且在此之后无法解决这些困难, 或者即使能够解决这些困难, 也要付出极高的人格代价,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称为我们文化的继子。”[6]198《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和《动物凶猛》中的“我”都是这样的“文化继子”。
迪克斯坦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详细描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冷战中的党同伐异、偏执狭隘以及怀疑气氛都有助于产生一种人云亦云和实利主义的新倾向”[7]174“随着物质的富足以及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 经济大萧条期间一贫如洗的境况已经被人们淡忘。许多年轻人抛弃了种种崇尚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准则, 认为他们父辈的生活平淡乏味, 缺少冒险, 而且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6]175其次, 青春期的霍尔顿们涉世未深, 不能接受不完美的状态, 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促使他们接受社会边缘阶级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等亚文化, 语言行为等各方面呈现反叛的姿态。如卡伦·霍妮所说正是这些文化困境突破了霍尔顿们的意识层, 引发了他们的精神危机。精神空间的意识和无意识不停地在斗争。例如, 在文中, 出走纽约的霍尔顿入住埃德蒙特旅馆, 通过窗户他窥视到对面房间的一对男女在相互喷水, 做性爱游戏, 他精神空间的意识和无意识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我甚至想象如果两个人都喝得有几分醉, 用嘴往女的脸上喷水这件事也许很好玩, 只是有几分下流。问题是我不喜欢这样, 琢磨一下就会觉得这主意很馊, 我觉得如果你并非真喜欢这样一个女孩儿, 就不该跟她瞎胡闹。真的喜欢她, 就应该喜欢她的脸。”[6]63住在埃德蒙特旅馆的霍尔顿, 无聊之极接受了莫里斯的推荐, 点了一个妓女, 在等待妓女桑尼的过程中“我有点紧张, 欲望越来越强, 但还是有点紧张”[6]92。当妓女桑尼来到房间在他面前宽衣解带的时候, 他反而没有了性冲动, 甚至心里的沮丧远远超过了性冲动。另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霍尔顿经常脏话连篇, 天天把“他妈的” (damn) 挂在嘴边, 当他到妹妹菲比的学校看到墙上写了“操你” (fuck you) 两个字的时候, 却表现出和其父母辈一样的面孔, 气得快要发疯了, 他拼命地把这两个字从墙上擦掉。他害怕菲比和其他孩子看到, 然后他们就会去想这件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霍尔顿们的反抗是象征性的无意义的能指, 更多地表现为精神空间的焦虑、困顿、挣扎。
《动物凶猛》中“我”的精神空间所受到的文化创伤则和霍尔顿们截然不同。《动物凶猛》创作于1991年, “我”在文中以一个成年人的口吻来回忆自己阳光灿烂的少年时光, 也寄寓了现实的失落和苦闷。“我”的少年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军区大院里度过的。“我”没有经历那个时代普遍的苦难、社会秩序的混乱, 人员的频繁流动又给少年的“我”大把的自由时光, 特殊的生长环境呵护了“我”近似盲目的青春。少年时期的天是蓝的, 水是绿的, 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 那时的“我”也是斗志昂扬、充满革命崇高理想主义和精英色彩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在少年时期所坚信不疑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80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狂飙突进”的年代, 正如张颐武曾经回忆道:“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 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 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 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 代替了‘文革’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 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8]4王朔们用戏谑的语言风格调侃着一切“伪崇高”的东西, 这和80年代的大文化思潮不谋而合, 他们仍然处在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 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使大众和消费文化成为燎原之势, 严肃文学的阵地不断收缩。“我”真正成了“多余的人”, 为了生存和生活, “我”必须向庸俗的现实妥协, 但潜意识中对自己曾经经历的激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岁月还存在着向往之情, 其精神空间的挣扎可见一斑。《动物凶猛》的开篇写道:“在我三十岁以后, 我过上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 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 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端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 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 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 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5]18在文中恰如精神空间遭受文化创伤后意识和无意识的交织、斗争, “我”不断地在现实和青春的记忆中游离徘徊, 甚至到了真实和虚幻难以分辨的程度。“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 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 毋庸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 因而似乎并不真实……当我面对我自己原先那个貌合神离的形象运笔时, 我感到一种强制性的扭曲, 需要付出极大令人不快的毅力才能保持住真实, 就像骑着一匹劣马踩着铁道线上的枕木行走。”[5]84
五、结语
“空间”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关键词汇。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空间之中。我们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着空间, 空间反过来又塑造和制约着我们。空间不再是冷冰冰的客观容器, 而是一个充满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场域。《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 《动物凶猛》中的“我”的青少年时光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度过的。由于两位主人公置身的空间不同, 具体空间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则必然不同, 所以两位主人公以反叛为主体的青少年时光也不尽相同, 霍尔顿所反叛的是现代化工具理性和消费社会桎梏置于人们精神上的枷锁, 而“我”所反叛的既有消费社会所带来的价值真空, 又有崇高话语所夹杂的一元叙事。但是与青春、成长等相关联的文学叙事则是不同文化国度的作者始终共同关注的话题。青春的反叛甚至可以理解为无知无畏少年对理想生存空间的向往。无论是霍尔顿望向麦田的目光和“我”在游泳池中一把可以抓住, 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的阳光都寄托着人类对自由、纯真、善意之境的向往。青春并不残酷, 残酷的是青春终将逝去, 反叛和忤逆的勇气将无迹可寻, 自由注定不再拥有。霍尔顿们会继续求学, 然后特定的社会空间会把他们塑造成为一位为社会主流价值所接受的新中产形象;人到中年的“我”则会在好友们觥筹交错间流露出言不由衷的笑容。因此《动物凶猛》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异质文化空间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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