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甘（James G. McGann）是智库领域（尤其是发达国家智库）的知名学者，除主持编写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外，还撰写和编写了多部智库研究着作。①他还是一位资深咨询专家，拥有一家以其本人命名的“麦甘咨询公司”（Mcgann Associates）①，另外担任多家国际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机构的顾问。 麦甘是费城的对外政策研究所（FPRI）研究员、主任，他还是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项目（IRP）副主任及该项目下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主管。 《全球智库报告》是该项目的主要产品，由麦甘主持编撰。②这些学术活动和专业经历使麦甘在智库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多次应邀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参加演讲和座谈。
根据其网站介绍，“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在 1989 年创建于对外政策研究所，2008 年被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 其主要宗旨是从事世界各国政策机构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与治理等多个关键政策领域 “搭建知识与政策之间的桥梁”，是“智库中的智库”。③
一、《全球智库报告》：概貌及问题
从 2007 年底开始，“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都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除分析全球智库的发展动态及趋势外， 还发布全球智库数量及影响力排名，迄今已经 7 年。④据麦甘说，该系列年度报告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市场上的 “权威指南”。表 1、表 2（下页）是 2007~2013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智库影响力及智库数量相关数据。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报告中， 美国及美国之外国家和地区智库被分开排名。 2007 年，进入世界（不包括美国）前十的智库中，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 家，中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以色列各有 1 家。 中国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入选。2008 年，进入世界（不包括美国）前 10的智库均来自欧洲，其中英国 4 家、德国 3 家，瑞典、法国和比利时各 1 家。
由此可见， 美国智库不但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超过四国（中、印、德、英）智库总和，而且其知名智库的数量也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 从中国来看，数量上位居第二，但其影响力有限。
2009 年之后， 入选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不过两三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在最近两年进入前 20 名， 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选世界前20 名的智库。【表1-2】
最近几年，“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日渐受到我国智库界的关注。 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媒体关注过。⑤从 2013 开始，该报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①，在一些会议上也常常听到学者引用该报告的一些数据。 与此同时，其实际主持人麦甘也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所熟悉， 数次应邀到京沪等地出席智库研究学术研讨会、 座谈会和接受媒体访谈。 2014 年 1 月下旬，2013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发布，我国首次在上海举办发布会， 多家中文媒体对此事作了广泛报道②，有媒体称其 “权威性和公信度也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 作为我国首家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已经与“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签署“智库研究报告、学术交流和成果宣传等全面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授权翻译、发布《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文版。
③由是观之，《全球智库报告》会在我国引起更大的关注，其未来潜在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2007 年和 2008 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公布中国当时的智库数量各为 73 家、74 家，之后突然升至 420 多家。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当然，我们对系列《全球智库报告》 的怀疑始于其在中国智库方面的一些明显的混乱现象。
一是不同级别智库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实际意义不大。 在 2011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智库前 30 名”排名中（Table 7，p.42）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数家智库名列其中，一同入选的还有北京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在“国内经济政策前 30 名智库”（Table 16，p.52）和“世界经济政策前 30 名智库”（Table 17，p.53）中，一些世界着名智库如彼得森（PIIE）、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兰德公司等名列其中， 一同入选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把两个二级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与一级机构或主管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金斯学会等一起参加排名， 就如同把中国和北京放在同一个类项中排名一样，在实践中意义不大。 2013 年度的《全球智库报告》中（Table 15，p.53；Table 28，p.75），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令人费解。
二是排名的混乱。 在 2013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中，在“全球智库前 100 家（不含美国）”排名（Table 2, pp.27~29）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排名第 28）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排名第 30）之前，但在“全球智库前150 家”排名（Table 3, pp.30~33）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 36，反而位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排名 44）之前（见表 3，下页）。 两者区别在于美国是否参与， 但这只能影响某一智库排名的升降，原来智库相对排名不会发生变化，即不会出现两个或几个智库前后的颠倒。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表3】
①在此之前，海内外就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智库报告》提出质疑。 当比较细致地阅读这一系列年度报告时，发现其问题不尽于此，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智库的数量。
《全球智库报告》和“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都没有公布所收各国智库名录。 在 2007 年的报告（p.2）中，麦甘称他建有一个收录了 5000 多家智库的数据库， 在 2013 年这一数字增至6000 多家，是“最大、最广泛的数据库”。 在 2011年度（p.92）和 2012 年度（p.125）的报告中，有如此的表述，“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开发了第一家广泛的、交互式的、全球的、多领域智库数据库和名录。 大多数智库按照学科、国家或地区分类。 本项目维护着唯一的多领域智库数据库，包含超过 160 个国家的 11000 多家智库”。 但这一重要资料并未对外开放， 而项目网站所列出的数据库是一副电子版世界地图， 无法查询智库数据。 其网页中“名录”（directory）一项也仅仅列出了 20 多家智库。
②这就是说，无从知道《全球智库报告》 中所说的中国这 420 多家智库都是哪些，但这不意味着无法证实或证伪《全球智库报告》所说的中国智库数量。 当然，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对智库的定义作一番梳理。
智库即政府的“外脑”，是一种与公共政策相关、通过专家知识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但学术界迄今仍未对“何为智库”达成共识。 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术界对“独立性”是否构成智库的核心规定性有着不同的认识。 有些学者认为， 与政策研究和咨询相关的机构都可以称为智库。 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除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评估与咨询等活动之外，智库还必须是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企业）、非营利的无党派（没有政治倾向）组织。 换言之，独立性是衡量智库的重要依据。 以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将智库定义作宽严两种标准的划分： 在严格的一端，智库是“独立的、没有利益倾向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提供专业知识或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影响决策过程”，即强调智库在机构运作、资金筹集和知识生产方面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 在其宽泛的一端，智库为“长期从事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倡导的组织， 在现代民主国家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麦甘和系列《全球智库报告》都采用宽泛的定义标准，即在判断某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时， 并不考虑其是否附属于官方组织。 而在中国，绝大部分的政策研究机构都属于这一宽泛意义上的智库范畴。 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估测中国智库的大致规模，从而可以与《全球智库报告》的相关数据作对比。 换言之，如果该报告采用的是严格的智库标准的话，这种对比就不可能了。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系列《全球智库报告》数年来连续公布各国智库的数量， 分析和研究智库发展趋势，对增进全球智库了解、提高智库界的集体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媒体的宣传， 开始对智库这一之前不被关注的政策研究群体越来越感兴趣。 另外，麦甘还精心设计了一套评价智库影响力的框架与机制，并逐步加以完善，在世界智库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任何一位有志于智库发展的学者应该注意到的。
二、《全球智库报告》采用的智库标准
无论是《全球智库报告》还是“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都没有提供各国智库名录，也没有向公众开放其全球智库数据库， 因此无从知道有哪些中国智库被收入《全球智库报告》或其数据库。 然而，可以从这些系列报告及麦甘本人的论述中分析两者的智库标准———宽泛还是严格。
从下面的分析得知，麦甘和《全球智库报告》采用的是宽泛的智库标准。
（一）麦甘论中国智库
麦甘在不少地方谈及他对智库的认识，表4 就是其中比较详细、全面的一个。【表4】
从上述麦甘对智库的分类及其他属性可以看出， 麦甘对智库的定义采用了比较宽泛的立场，这与他在论述中国智库的时候基本一致。 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无论是麦甘还是《全球智库报告》 在选取智库时采用了基本一致而且宽泛的标准。
在中国智库方面，麦甘有过不少论述，可以从中分析麦甘的基本态度。 这方面有四种文献供参考。
外国政策研究所的网站有一个名为 “安全与国际事务智库” 的数据库， 这是该所下设的“智库与对外政策项目”的课题之一①，其主管就是麦甘。 也就是说，收入该数据库的智库名单反映了麦甘对智库标准的理解。
在这一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中国智库 22家。 根据该数据库提供的网址或其他信息，可以确定 17 家所对应的中国机构，其他 5 家因为信息缺失则无法确定（见表 5，下页）。【表5.略】
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标准非常宽泛的中国智库名单。
②既有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国防科工委这样的规模庞大但专业领域和组织宗旨迥异的大型机构， 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复旦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下属的研究中心。 上述智库除“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是民间研究机构外③，其他都不在西方学者所说的“独立”智库之列。 麦甘将这些机构列入智库范畴之中，说明他不认为“独立性”是智库的核心要素。 在这里，他采用的是比较宽泛的智库定义。 如果上述这些机构可以被看作智库的话， 那么在中国与其类似的机构———即便是在安全与国际事务领域———还有很多。
此外， 麦甘还先后应邀到在欧美一些机构发表演讲，其中与中国智库有关的有两次。 麦甘都比较直接地谈到中国智库的标准问题。
2008 年 10 月 23 日，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次名为“中国智库：不断增长的影响与政治限制”的会议中，有三人被邀请发表演讲，麦甘是其中之一。 在其演讲中，麦甘首先承认他不是中国研究专家，对中国也没有特别关注，但他也强调自己的工作是“跟踪智库”，从 20 年前就收集全球智库信息，因此他本人“基本上”是“智库中的智库”。 麦甘接着指出，应在具体的脉络中，即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上，用“更宽泛的视角”来讨论中国智库。 麦甘指出，某些历史和文化环境造就了中国智库和政策建议的性质， 这在理解中国智库并将之与其他国家智库比较的时候非常重要。
麦甘还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中国脉络里，智库就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的组织”①，因为在中国，“独立的智库的确不存在”②，在 他认定的 72 家 中国智库中，相对独立的只有 7 家。③2009 年 3 月 10 日，在海外开发研究所（ODI，位于伦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麦甘指出中国（在 2008 年）有 74家智库， 其中隶属于政府和大学的智库各 14 家，独立智库 7 家，半独立智库 5 家。
④在这次演讲中，麦甘将智库定义为“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就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的、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作出知情决定的研究、分析与建议。 ”这一定义，来自麦甘 2007 年出版的一部着作。可以看出，麦甘并没有将“独立性”作为智库的核心规定性，因此仍是宽泛的智库定义。
然而， 在 2012 年 3 月的一篇工作论文中，麦甘在中国智库方面改变了上述立场， 特别多次强调智库的独立性，比如他再次重申，因为政府严格控制着数量、作用与影响，许多政府高官直接介入一些大型政府下属智库的运作， 因此独立的智库实际上不存在。①他还认为，政府的审查、注册门槛高严，以及难以接近决策者等因素，使得智库在提供独立专业知识、提供跨部门参与和审查政府行动方面的能力受到削弱，而这恰恰是建设良好经济发展政策的必要能力。②麦甘认为，在中国，独立的智库极少，这些数量不多的独立智库不但规模不大， 而且预算也很紧张。③但是，尽管如此，在这次演讲中，麦甘并没有严格遵守上述他强调的“独立性”标准。 第一，他指出中国有 425 家智库， 这一数据与《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相符，而在下文中会看到，《全球智库报告》 采用的就是宽泛的智库定义。 第二，在此文中，麦甘列出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6 家中国重要智库。④第三，麦甘甚至认为中央党校也是智库。
⑤从上述名单中不难看出，占据大多数的仍是“官方”智库。 也就是说，他仍采纳了宽泛的智库定义。值得注意的是，从麦甘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他对中国智库缺乏了解。 第一，他认为中国智库数量不多，主要原因是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智库的数量、作用与影响，而且由于受制于政府的控制与监管，大多数中国智库并不能畅所欲言。
⑥第二， 他认为中国智库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对外政策、全球安全与经济战略、防务科学、军事及武器控制等，而对民主、人权和公民自由很少涉及。
⑦第三，麦甘称“中国社会科学院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很多研究所（中心）的研究重点是国际经济、发展与政治”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 年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迄今已经 30 多年。 自成立以来，其研究规模不断扩大， 是中国最为知名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在文史哲、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影响很大， 其研究重点并不限于麦甘所说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 麦甘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智库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是国际知名的智库专家， 但他的上述描述令人怀疑他至少对中国智库是否有基本的了解， 由他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在中国智库方面是否有说服力。
（二）《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定义
与麦甘一样，《全球智库报告》 采用的也是宽泛的智库定义，其基本精神也来自麦甘。2007 年度（p.4）和 2008 年度（p.7）《全球年度报告》的智库定义相同，均来自麦甘的一部着作：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就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的、 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作出知情决定的研究、分析与建议。 作为常设机构（而不是临时委员会），智库可以是附属机构，也可以是独立机构。 智库通常担当着学术界与决策界的桥梁，作为一种独立声音将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翻译成能为决策者和公众理解、 信赖和获取的语言和形式，服务公众利益”。 麦甘并不强调智库的组织属性（独立、自主），是宽泛的智库定义。 这也是《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定义的基本标准。
2009 年 度 （p.10） 和 2010 年 度 （p.13） 的 报告指出智库 “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中确保多元的、开放的和负责任的政策分析、研究、决策和评估过程中的主要政策行为者之一。 另一方面，智库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自己政治议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委婉说法”。 这其中没有专门提出智库定义问题。 2011 年度（p.17）和 2012 年度（pp.113~114）报告除了沿用之前的智库定义以及重申智库是常设机构之外， 还提到智库的组织属性及产品，即智库“可以附属于政党、政府、利益集团或私有企业， 或者是某种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2013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没有出现智库定义。
从《全球智库报告》列出的智库名单中，可大致认为其采取了宽泛的智库定义。 在这些智库中，既有布鲁金斯学会这样典型的“非政府、非营利、无党派”组织，也有诸如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这样的政府资助机构、进步政策研究所（PPI，美国）这样的政党型机构 ，甚至大赦国际这样的国际行动组织等都被列入智库。 中国方面收录的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如从 2010年开始，《全球智库报告》就设立了“最佳大学所属智库排名”、“最佳政府所属智库排名”和“最佳政党所属智库”。
①这种安排， 进一步说明了《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宽泛认定。 实际上，自其发布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定义太过宽泛， 认为这种界限上的模糊颠覆了人们对智库的认识。 这从侧面进一步说明，《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认识较为宽泛。
综合上述分析，《全球智库报告》 自始至终体现了麦甘在智库定义上的宽泛立场， 即强调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相关性， 并不以独立为标准和依据。 那么，依照这种划分标准，《全球智库报告》是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智库的规模？
三、《全球智库报告》 对中国智库实际规模的反映偏差
智库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是近 10 多年的事情，其间很多学术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介绍海外智库之外，还在中国智库与海外（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比较，中国智库的特殊品格、 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有意义的探索。 与此同时，另有不少海外学者也参与了中国智库的研究。 不过，海内外学术界基本上不是很关注中国智库的数量，即便有类似的统计，大多数也是使用麦甘的数据。
在中国，有不少学者认为，智库与软科学机构关系密切。 朱旭峰是中国智库研究领域的专家，着有数部相关专着和学术论文。 根据朱旭峰的看法，在中国，软科学是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建议和咨询的研究工作， 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软科学研究机构就是智库，但他曾在 2004年 11 月主持过一项智库调查，向在科技部注册备案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中选取了 1124 家发送问卷， 暗示其时中国的智库数量已 经超过1000 家。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2009~2010 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 截至2010 年底，全国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 2408 家，其中东部地区有1198 家，中、西部地区各为 670家和 540 家。
如前文所说， 学术界在智库定义问题上分歧较大，至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 另外，由于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与海外同类机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智库的认定问题上也缺少共识，而官方层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②凡此种种，使我们难以了解中国智库的数量。
不过， 有几位学者试图以中国政策研究机构群体为出发点来探索中国智库的大致规模。由于这些学者熟悉中国和中国智库， 他们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智库的基本面。 从他们对这些机构的认识分析中看出，他们采用的是“宽泛”的智库定义，这使我们可以与《全球智库报告》的相关数据作出比较。
王绍光和樊鹏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移，政府决策方式出现明显变化。 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除继续依靠体制内官方智库外，中央政府还在更大范围内征询外部各类政策研究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王绍光和樊鹏把新形势下扩大了的政策咨询网络分为四种（见表 6）。【表6】
上述四种智库中，以第二、三类数量最多。
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31个省级单位、15 个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如山东东营、潍坊等）的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总数接近 10000 人。 此外，中国开设研究生课程的 479 所高等学校几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机构，有些（如北京大学）甚至建有几十个政策研究机构。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室及参事室， 以及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下属的专门研究机构， 也不在少数。
因此，王绍光和樊鹏援引朱旭峰的研究，认为截至 2009 年，中国约有 2500 家智库，政策研究人员 35000 名左右，远远超过《全球智库报告》和麦甘的估测。
徐晓虎、陈圻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中国现有智库大约 2400 家，也认为（2010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结果）与中国智库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见表 7）。朱旭峰以组织形式为依据， 把中国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分为政府内（官方）和政府外两种类型，后者由事业单位、企业法人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三种机构形式构成， 其中事业单位中存在事业单位型和大学下属型两种智库，它们与其他两种机构组成了四种类型的中国智库。 朱旭峰对中国智库的分类（见表 8，下页）与前述其他学者在性质上差不多。【表7-8】
朱旭峰认为， 因为在政府体制内部运行的这些行政型或官方智库直接参与政府报告的起草和有关政策的制定过程， 是政府内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不属于智库。 尽管如此，根究前面的分析，基于《全球智库报告》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列为智库， 仍认为这些机构属于麦甘和《全球智库报告》认可的范围之内。
从上述诸学者的分析和调查中可以看出，被列为智库的都是与政策研究相关的机构，而且大多数是有明显的官方和半官方背景。 也就是说， 他们对中国智库的认识是从其功能与组织形式出发，而并不看重其独立与否。 这是一种宽泛的智库定义，与麦甘和《全球智库报告》的立场一致。也应看到， 双方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在2007 年 度和 2008 年 度的 《全球智库报告 》中 ，中国智库只有 70 余家，尽管此后这一数字突然上升至 400 多家，但仍与中国学者估计的 2000多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这里认为《全球智库报告》严重低估了中国智库的实际规模，至少在中国智库方面不具有权威性。
四、余论：中国智库的未来建设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麦甘及 《全球智库报告》采用了宽泛的智库定义。 从麦甘的智库研究中发现， 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智库较为熟悉，但对中国智库不很了解。 同时，基于中国学者撰写的与中国智库相关的文献， 发现双方在对智库标准的认定方面较为一致。 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 还以分类的形式展现出中国智库的多种面貌，如层级（如中央、部委、省市），如职能（如社科院、政策研究室、参事室等），如自主性（官方或民间），等等，能估测出中国智库的大致规模。 保守一点说，中国目前约有 2000 多家智库。 通过上述分析，认为《全球智库报告》低估了中国智库的实际规模， 因而在中国不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实际上，自《全球智库报告》发布以来，国内外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多质疑，比如说，尽管傅莹称她曾经向麦甘请教过智库问题， 但她同时也指出，因为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全球智库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除了主管麦甘之外，其他 10 名成员都是实习员且都不是专职，以此微薄力量要对全球 6000 多家智库作出动态统计和影响力评价，是不太现实的。 上述诸位学者的努力， 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全球智库报告》在中国的神话。 当然，指出该报告在中国智库方面的缺陷， 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说，《全球智库报告》在评价智库影响力方面就很有建设和借鉴意义。其实，从根本上讲，中国智库的最大问题并不在其数量，而在其质量。 《全球智库报告》低估了中国智库群体的实际规模。 这里的研究并不只为了数量之争， 而在于进一步探索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从而提高智库产品的质量，使其能在服务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些学者（西方学者尤其如此）特别强调智库的独立性，认为只有在机构运作、资金筹集、议题设计等方面不受政党或政府的控制， 智库才能生产出客观、独立的产品。 在思想市场较为发达、竞争环境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自主运营、独立筹资的智库的政策产品有更 “科学”、“中立”和“客观”的外表，更有说服力。 但实际上，智库的独立性与智库产品的客观性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反之亦然。 与其说是智库的独立性能加强其研究的客观趋向， 倒不如说智库必须提供客观、 可行的政策产品以保证其在决策界的长久声誉。
中国智库的最主要问题不在缺少独立性，而是缺少综合性和协作性。所谓综合性，是指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某一问题进行多视角、多角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 有学者认为，同样研究房地产问题的论文，社会学、经济学、城市研究和农业问题等领域的专家的结论各不相同， 不但让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决策层也难以抉择。 在这方面，国外智库有些经验值得借鉴。 兰德公司是美国重要智库， 在科学研究领域曾开发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系统分析”方法，即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估测系统内部的变量及其赋值，共同分析，从而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这种新型研究方法因为其理性、科学性很快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重视， 且在国外被很多智库普遍运用。 但在中国，专业分工有日渐加深的趋势， 各学科之间的联合协作的实践并不多见。 这种单兵作战的研究方法，是中国智库产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智库之间还缺乏横向合作，这也是中国智库应该尽快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目前，无论是社会科学院系统，还是各个层级的政策研究室、参事室，大多数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方式上报各自的政策产品， 但是相互之间无论在信息方面还是在研究力量方面都缺少沟通和交流。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各机构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政策建议上报到决策层， 但其弊端也很明显， 画地为牢的做法不但会造成研究力量的资源浪费，而且实践已经证明，缺少基于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知识产品易于造成误导，导致政策失误。
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一种竞争性思想市场。 智库是学术界和决策界的桥梁，本质上不生产思想（相对于学术界而言），其根本目的是把思想转化成可被决策者和公众理解的语言，使之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 在现代化背景下，政府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决策的行为者不断增加， 政策制定体系变得日渐复杂，作为这一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智库不仅需要提出政策产品， 而且还负有教育决策者和公众的职责，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思想市场，不仅会促使智库人员从多角度、 多视角审视和分析其政策课题，集思广益，而且还会倒逼各机构采取行动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如加强横向联系、推动信息共享和人员流动等， 从而使这一思想市场更富竞争性、更有活力。 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智库产品还有助于加强智库科研人员的责任感，从而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
学术界早已指出， 智库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和发挥“硬实力”的智力支撑。最近 10 多年来，中央决策层越来越重视智库的作用， 提出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健全决策咨询机制，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与此同时， 京沪等地多次召开规模不一的智库研讨会或学术论坛， 探索中国智库的方向与挑战。 随着社会各界尤其中央层对智库群体的重视， 智库科研人员的决策意识和集体认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发展机遇， 在服务中央政府和中国社会发展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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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形式传播成果》，《文汇报》2014 年 2 月 17 日
[3]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1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USA, Dec., 1, 2011.
[4]（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6~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