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调研，他都会找政府有关部门去了解当地政策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情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去山东陵县兼职的时候，就发动同去的同事对陵县所有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开展地毯式的调查，收集到大量的资料，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材料。他经常说，陵县的兼职使他真正了解到中国县乡行政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他还不时劝导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机会下到县乡挂职锻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接触到和了解到中国的基层现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对基层的理解上。他每次做调查的目的虽然都有所不同，但是，对政府的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发改部门、研究室等这些在他看来很重要的部门是必须调查的。他的部门座谈方式也很有特色：一般来说，一个部门出席座谈的都是主要领导，他会先介绍自己的调查目的，然后要求部门领导抛开稿子介绍情况，接着他会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尤其会就如何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进行讨论，比如对农业部门，会就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行交流，会介绍其他地方一些有益的做法并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这种方式很受部门领导的青睐和赞许，他们会把陆学艺当作给他们出点子的大学者，对他有更多的信任，往往会在座谈会后给予更热情的接待，将更多的内情告诉陆学艺，会带陆学艺去看他想看的东西。所以，通过这样的部门座谈，陆学艺往往会获得许多调查者在部门所难以获得的信息、材料和数据，获得轻易不对外开放的档案资料，就更能了解事实真相，有效地解决部门对待调查的形式主义问题。
“百闻不如一见”.陆学艺在每次调查中不仅要问、要听，更愿意去看。记得2009年，他去贵州调查，那是他第一次到贵州，他非得要求进村了解、观察。他认为，仅仅听介绍是不够的，心里不踏实。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问题来的，这叫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显然，陆学艺是行家里手，他是带着问题去看，与此同时，他心里还有许多参照体系，会将当下看到的与以前看到的作比较、比配。比如他经常说，到农村去，首先看房子，如果一个村里最近几年没有建新房子，那么这个村可能会是一个穷村，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一旦有点钱，首先会去修建新房子，或为儿子，或为自己的面子。他还举例说，有一次他去美国中西部考察，发现美国农民居住很分散，他就想了解美国农村基层究竟是怎样管理的？有没有像中国农村那样的或类似的村委会组织？结果他发现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教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就反思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该如何治理，可惜他最后来不及去探讨这个问题。总而言之，不论是在国内调查，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非常重视去实地参观，去观察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目的是寻找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
陆学艺经常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志同道合并经常为他提供研究情报的朋友，我将此概括为他的一种独特研究方法，称之为 “熟人情报网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熟人都能进入这个网络，要进入这个网络的人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对当地非常了解，可以说是 “地方通”;其次，对调查研究有很强的兴趣，甚至都是地方的笔杆子、研究者和决策智囊；有频繁的来往、交流和沟通。陆学艺经常对笔者说，到全国各地调查，要去挖掘这样的“线人”,与他们交朋友，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各地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变化那么快，他们都会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重要桥梁。他每年都能比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更准确地预测中国农业形势，就得益于他随时能从分布在东南西北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然后辅之以对全国天气情况和市场价格的了解，就可以提前几个月把握住农业生产情况，尤其是粮食产量情况。他说，他的好多想法和看法都得益于与这些关键 “线人”的交流。
长期跟踪调查是陆学艺的又一重要的具体举措和研究方法。他从上世纪60年代在农村搞 “四清”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调查研究站点和基地，比如大兴的调查点；1983年至1986年，他到山东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那里成了他又一个调查研究基地。后来陆续在江苏太仓、福建晋江、湖北荆门、四川成都、贵州贵阳、浙江温州等地建立了长期开展跟踪调查的基地。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倡导以县为单位的国情调查，就更加注意建设调查基地。他认为，中国地域很广，各地差异很大，不在全国设立一些长期调查的基地和点，仅仅靠短暂的一次性调查不足以把握中国各地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他认为，县域是研究中国国情的最佳范围，因为县政府是国家的缩影，与此同时，一个县有自己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因此，在县这个层级开展长期的跟踪调查，就能系统、完整地把握国家的基层社会经济运行脉络。确实，他的许多研究无不与在这些调查基地开展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有关。除了百县研究成果外，他还主持撰写了太仓、晋江等县市的研究专着，在社会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总而言之，陆学艺是一个扎根实践、深接地气的大学者，他的思想、智慧源自于 “下面”,而且也真的在为 “下面”做学问。为了 “下面”的利益和福祉，秉公直言，不怕得罪高官达人。他建构和采用了一套有效的、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的调查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注入了中国营养液，将学者的研究关注点引向 “下面”,从 “下面”寻找和探索真学问。
三、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
陆学艺不仅注重深入的接地气的定性调查，而且也非常重视统计数据。每年，他最先买到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摘要，每到一地他也很注意收集当地的统计年鉴或统计数据，在他的脑子里不断收藏一些重要数据并随时都能准确说出许多统计数据，比如人口数据、就业数据、GDP数据等。他博闻强记，对数据的记忆到了过眼不忘的程度。但是，陆学艺认为，搞研究、做学问，仅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他曾在县里挂职当过书记，长期在 “下面”做调研，更有那么大的熟人情报网络和长期跟踪调查的基地，他非常了解统计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发现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粮食增产数据不对，认为增产幅度被人为压低了，因为他刚刚从东北某省调查回来，那里当年实际增产的粮食数量远远高于国家公布的数量。他于是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与政绩考核或者农业政策有关系呢？这就进一步激发去进行调查研究。从这个实例中，他认为不了解统计数据是不行的，但是仅仅靠统计数据作出研究结论也是很危险的，必须要对统计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和反思。
陆学艺对问卷调查也非常重视。
1998年，他主持中国社会阶层课题研究，由于经费的限制，刚开始计划在全国几个百县调查点做问卷调查，而我们几个年轻人提出，如果不做全国问卷抽样调查，只在几个县做问卷调查的话，就缺乏代表性。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做问卷抽样调查的事，钱由他去想办法。后来我们真的做成了6000多份全国问卷抽样调查，为我们撰写有关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专着和文章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从这次调查中，他虽然也发现了问卷调查自身的问题，但是，他非常看重问卷调查的价值。当然，在解读数据的时候，他不断提醒和矫正我们，数据是死的，仅仅靠数据是有缺陷的，会产生误导。除了全国抽样问卷调查外，我们做了东中西6个县市的调查，收集了11000多份调查样本。在西部一个县的问卷调查显示，该县收入最低的10%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240多元[3]（PP.1-10）。他认为这个数据不真实，认为再怎么穷，也不至于只有这么一点收入，否则这些人怎么生存？由于笔者参与了入户调查，知道那个地方确实很穷，2000年依然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他凭经验还是认为不可能。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像他一样，对数据的合理质疑是每个学者应具备的品质。事实上，在调查收入问题上，目前确实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有的收入调查数据确实存在偏差。
那么，如何使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呢？他找到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历史比较和矫正，他在查看国家统计年鉴的过程中发现，1999年和2000年城镇化率以不正常的比例增长，于是他提出疑问，后来发现是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的。比如，以前是以户籍人口为城镇化口径，后来改为以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为城镇化口径，这一变化使得当年的城镇化率比上年高出10多个百分点，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不正常？这就是他要探讨和分析的问题。另一种办法是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来检查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正如上面所说，他对有一年国家公布的粮食增长产生怀疑，于是他便去调查那几个产粮大省当年的粮食增产情况，结果发现他的怀疑是合理的。当然，所有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都不能完全满足研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然地应用了向“下面”学习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地收集、积累各种地方知识和材料。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仅能快速地判断出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而且还能熟练地解读数据背后的涵义，得出有说服力的看法和结论。总之，数据是静态的、 “死”的，机械地使用数据不是科学的做法。
四、社会科学研究不可 “单兵作战”
陆学艺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跟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不同，不能单兵作战，需要形成团队合作的力量，只有团队合作，才能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他主持的重大项目几乎都是以团队的方式展开的，确实收到了巨大的效用。第一个大型合作项目就是中国百县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该项目动员全国各地科研院校几百人参与，历时十多年，撰写出版了116部专着，可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系列专着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所必需参考的文献。按他的说法，百县调查不仅产生和出版了这么多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全国知名学者。百县调查研究完成后，他又承接了中国百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这个项目目前还在进行中，它延续的还是百县调查的团队合作传统。
中国社会阶层研究项目也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该项目于1998年立项，召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并动用了百县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研究网络，花有限的经费，完成了17000多份问卷调查，先后撰写和出版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和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三本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着，其中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影响尤其巨大。同样，在这样的团队合作中，一批中青年学者得到锻炼和培养。他经常称这些人为 “大工”,因为他后来又对社会建设开展了团队合作研究，招募了不少更年轻的学者乃至学生参与研究，这些更年轻的研究者被他称为 “小工”.他就用 “大工”带 “小工”的方式继续其团队合作，直至其生命的最后。
基于对陆学艺领导的研究团队的合作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有效合作的研究团队需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团队的统领者不仅要有学术权威，而且还具有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陆学艺经常说到，如果他不投入那么多精力去领导团队搞研究，自己埋头写书，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一个统领者带领一个团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实现大家的“共赢”.确实，在陆学艺的团队合作中，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其次，研究团队的合作需要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学术理想或追求，也就是说，大家认可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主题或问题既具有学术前沿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陆学艺所选定的所有合作课题在当时都具有明显的前沿性和时代应用性，如百县调查和百村调查对于认识中国国情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社会阶层和社会建设研究是当代中国最热门、最前沿的课题，所以吸引了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再次，研究团队内部形成平等的学术交流机制，在学术互动中不分年龄和地位，大家都是平等地参与讨论、争论，破除了行政等级和家长作风，由此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学术想象力。最后，学术成果共享，除了集体合作写作外，每个成员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去撰写自己的论文和专着。古今中外，学术团队的产生和保持并不容易，特别在中国，历来有 “文人相轻”的习惯和传统，其难度更不必说了。
陆学艺在学术上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着以及让决策层所肯定的观点，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社会研究方法遗产，而后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基于长期师从于陆学艺并参与他领导的研究团队，笔者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搞调查做学问的一些研究方法。虽然，不能说这里已经全面地分析了他的研究方法，但是，本文所讨论和提炼的这些方法无疑是其经常使用并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陆学艺的社会研究方法是其长期学术实践的结晶，是他的学术精华之一。其特点是 “接地气”,嵌入到中国的社会人文深层，不仅管用有效，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