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 2010 年作了一次全球儿童非正常死亡样本，其中罗列出 2010 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数量前八名的国家，分别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46.5 万人，巴基斯坦 42.3 万人，中国 32.5 万人，埃塞俄比亚 27.1 万人，阿富汗 19.1 万人，印度尼西亚 15.1 万人，苏丹 14.3 万人及乌干达 14.1 万人。从报道中得知死亡原因各有不同，叙利亚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关键词为“炮火”；伊拉克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关键词是“仇恨”；朝鲜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关键词是“饥饿”；印度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关键词是“贫病”；中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关键词是“毒品”。看到这儿，也许大家会诧异，在我们中国，“毒品”是什么？“毒品”何以导致中国儿童死亡？
一、以“毒品”界定导致中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透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食品安全的极端事件，食品在中国变成了毒品，成了导致中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重要标签。明矾油条、漂白粉馒头、黑色素酱油、炭疽病牛肉、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等无不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再从近段时间爆出的麦当劳过期食品问题，无不呈现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食品安全不同的新特征，即科技含量上升，人为不确定因素增多，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不再是易于控制的食品卫生、质量等问题，食品安全的内涵被扩展，风险成为新的规避因素。
1.风险社会:对中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一个认知框架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风险都是与人类共存的，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1]。
风险社会并非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更不是指代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现代社会在当代呈现出的某些特征的形象描述以及人类风险意识增强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风险文化[2]。诚然，所有的发展都是在不断解答社会能否确定一个满足某些价值规范的社会目标集合的疑问。回答是可以确定，那么则要考虑如何提供一个博弈框架，使得这个博弈均衡解处于社会选择目标集合内，即社会选择规则是可执行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无限接近于可执行。那么，现代社会的目标集合和博弈框架的特点是什么？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反思现代化阶段性过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社会风险是由社会选择目标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西方社会中主导性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构建了制造风险、甚至是掩盖风险真相的不公平的博弈框架。
在后现代社会，更多的风险不仅不能随着发展而降低，反而是由发展所制造的。贫穷的风险、技能的风险和健康风险，在工业社会是寄希望于技术性手段和经济、政治权威予以化解。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社会技术手段和权威制造了新的风险[1]75。如果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些年来儿童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增加，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后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
2.社会转型：对中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社会学透析
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中国社会经历剧烈的体制转型，在国家权力的引导和推动下空前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活[3]。转型社会亦非具有历史分期意义，是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向世界现代化体系接轨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变迁。
体制转型背景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使得政府抓大放小，放权于市场、社会，但又不得不面对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和社区承载功能发育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在政府缺位、市场机制不灵、专家权威崩溃与不公平利益博弈等问题充斥着转型社会时，食品安全问题获得了滋生蔓延的空间。
第一，政府信用危机的产生。如今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他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谁该负责的。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 10 个部门。然而，多头执法造成责任的相互推诿，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错综复杂造成的管理混乱，使得监管责任落不到实处，政府监管力度被大大削弱，由此造成政府信用面临危机，以至于商家不顾廉耻地向公众甚至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儿童燃起烈火烹油之势。第二，规训权力的误导。在当前各养生节目及食品广告中，权威专家和明星代言人往往是这类食品宣传的主角。这些权威专家或循循善诱，或义正严词，主导着荧屏话语权控制着人们的反思，这样的宣传放大了话语规训权。福柯认为：话语是危险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总是试图对那些他们认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话语形式施加控制，权力的话语“在力量、深度和无情性方面日渐增长”[4]。权威专家的语言不只是简单作为我们思考的工具，它还会逐渐宰制我们的感觉、我们整个精神存在，使我们毫无质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第三，不公平的利益博弈。在看似简单的“吃什么”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又好又快发展，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做大蛋糕并不困难，现实的最大困难是，发展的每一步都会形成对既有利益格局的严重冲击，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既定利益集团的积极反击。还是逃不了马克思的经典预测：资本家不怕砍头，只要有足够的利润。
二、反思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关乎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享受美好的童年，战争、毒品、贫困、疾病……一个个潜在的杀手无不虎视眈眈，肆意在这片白纸上涂抹上悲剧甚至死亡的色彩。孩子就像一片等待耕种的土地，种下怎样的种子就收获怎样的未来。一个国家对孩子的态度，不仅决定着社会的未来命运，更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
1.建立共同生活规则亟需道德自觉
共同理论上要遵循大众化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分散决策集中竞争的可能。但是影响人类组织活动的共同规则，应当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规范中形成，从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而探索即意味着风险。吉登斯和贝克都强调现代性的风险与人的主体道德属性有关。池田大作举例说，假如有人发明了一种药品，并相信会对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但当生产这种药品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企业时，哪怕就是发现了这种药品会带来危害，也很难停止这种药品的生产。因为这时这种药品的生产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也就是这家组织机构的生命，停止生产的决定关系到这家组织机构的死亡。对此，要从组织机构的变革治愈社会的弊端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尝试，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在精神上的道德自觉。
2.遵从规律克服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
历史发展存在着内在规律性，任何人都很难对抗这一规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遵循这一规律，并充分运用这些规律体系中的内容来克服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然而，要推动根本问题、制度问题等解决是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的，而在此期间的一代少年儿童的安全却不能因此而受到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相应措施予以救济和防范。这些救济和防范需要学校、家庭以及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等全社会参与。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树立风险意识，克服这些基于现代社会特征所导致的各类风险，最大限度地使我们的孩子们避免受到伤害。这里特别建议，各类教育部门以及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应该十分重视这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少年儿童的“维权”问题，通过他们的动员和组织，使更多专业性和志愿性组织和机构以及社会中其他力量能够围绕这些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并给予切实有效的帮助[5]
[参 考 文 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杨冬雪.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7.
[3]沈 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02）.
[4]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1969.
[5]郑长忠.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少年儿童伤害问题思考[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