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不断分化与整合，由于存在不同的社会分工、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各阶层在社会地位、收入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而农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化最明显的社会群体。
为研究江西省农村各阶层发展情况，笔者在2012年下半年和2013年对江西省黎川、南丰、上高等县及宜春市袁州区下属的农村以抽样问卷和当面交谈的方式展开多次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提出了“你对自己当前生活状况的看法；目前农村农民一般从事什么职业；哪些职业收入高，哪些职业收入低；哪些职业更受人尊重；职业与职业之间有何区别以及前景如何”等问题。
从调查情况来看，这些年来，农村的面貌确实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民分化明显，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随着农民的分化，有些农民正在上升为城市市民，甚至生活水平远超一般城市居民，而有些农民愈加贫困，农村正走向衰败，前景并不乐观。
一、江西省农村阶层划分及其生存状况
根据马克斯·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主张，本调查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项标准对农村各阶层进行社会分层。
所谓经济标准，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多少，包括年收入、房产、汽车等。
所谓政治标准，又称为权力标准，指农民在农村这个大群体科层组织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地位而带来的任何机会和利益。
所谓社会标准，即声望，是一个农民他在农村这个大群体中得自他人的肯定评价和社会承认。
根据这三个标准，可以把农民大体上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为便于比较，笔者把他们区分为上中下三层。
（一）农村上层阶层
1．社会管理者，指乡镇村级的农村基层干部，包括村长和书记，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
他们是农村中的上层，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农村中都是最高的，几乎所有的村长书记的家里大小电器一应俱全，他们一般都在县城或市里购置了房产和小轿车，但他们本人都还在农村居住，城里的房产和轿车一般给子女。
这一群体表面看起来土气邋遢，但只要跟他们聊天就会发现，他们语气很横，对知识分子是很不屑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村长书记，说话的口气中更有一股独霸一方的霸气。
2．私营企业主，指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的且有雇工的企业主。
这一群体在农村不多，而且大多企业在浙江、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平时很少回家，只有在春节时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是农村的上层，是广大农民艳羡的对象。
笔者在调研时经常会听到村民说他们村的某某在哪里发财了，回家时开了几十万的车子，给小孩很多压岁钱，颇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村子里有人在外面赚了钱，马上就会有一批人跟着出去，因此农村这一群体正在发展壮大，的确，只要敢拼敢闯，沿海地区发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3．食利者阶层，指靠出租房屋租金、银行利息或放贷获得谋生的人员。
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数量较多，他们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的房屋可以出租给城里务工人员居住，或者改成酒店餐馆超市出租，收取丰厚的租金。
另一些农民房屋或土地被征用于搞房地产开发或作为工业开发区，一次性获得一笔巨额补偿款，少的有二三十万，多的一两百万都不足为奇，从而一夜暴富，这类农民很多都把钱用来放高利贷，有些也用来开个超市，收益是相当高的，因此他们也算得上农村的上层阶层。
（二）农村中层阶层
1．运输从业人员，指自己购置了大型运输汽车，以长途货运为职业的人群。
他们是一个有一定资产的群体，能够全款或部分按揭的方式购买一辆大型货车，这种货车买下来一般要五六十万甚至七八十万元。
通常只要他们不懒惰，注意安全，又有货，能天天在路上跑，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他们算得上是农村的中产阶级，而且见多识广，他们的房子通常在农村是出类拔萃的，并不是说造价多高，而是指房子的造型别致设计新颖，在农村中是潮流的引导者。
这一群体在农村中数量不多，有些在城市买了房子的已彻底转变为城市居民。
2．专业技术人员，指在农村中熟练掌握某一门专业技术的从业人员，包括泥工、木工、水电工、服装裁剪师傅、裁缝、厨师等。
这一群体在农村中占有较大比例，他们收入较高，特别是这几年随着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熟练技术工的缺乏，收入看涨，如泥工月工资一般为八九千元，木工月工资一般为六七千元，能够设计服装的服装裁剪师年收入可达十五至二十万元，普通裁缝月工资也有五六千元。
不过他们都需背井离乡，到附近城市或沿海就业，通常在农村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因此扣除来回路费、伙食费、住宿费之后，可能实际收入没有调查的那么高，但是他们仍然算得上是农村的中产阶级。
他们普遍在县城以按揭的方式购有住房，只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他们的还款压力不大，生活水平可以逐步提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未来表示较高的期望。
3．生产从业人员，指在工业企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和相关人员。
这一群体以男女中青年为主，他们大多学历不高，技术不精，即不愿从事重体力的农业生产劳动，又不能做技术性强的工作，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只能去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工厂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他们收入通常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无法在城市购买房屋，所以每年“候鸟式”来回迁移，年底回家过年，春节后回到工厂，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农民工”，在农村中属于一个较大的群体，他们即称不上富裕，但也不算贫穷，因此也算是农村阶层中的中层。
（三）农村下层阶层
1．农业劳动从业人员，指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
这类人群通常生活在较偏僻的农村，他们收入单一，只能从事水稻种植，果树栽培，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等职业。
他们自认为是农村最弱势的群体，基本上都认为这么多年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对前景也不乐观。
笔者听的最多的一句自我评价就是“没文化，没技术，又没本钱，只能种田（养猪）”，这一阶层在农村已经不多，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后也仍然植根于农村的农民，在农村各阶层中应该算底层。
这几年农产品价格大涨，有学者认为，农民的收入应该大幅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笔者调查，现在农村虽然普遍使用耕田机、收割机等机械，新式高产稻种、除草剂、化肥农药普遍使用，稻谷收购价也大涨———每百斤140元，以一家农户年产稻谷20000斤算，毛收入28000元，扣除自己吃一部分，稻种、化肥农药等开支，年纯收入仅11000元左右，这显然是很低的。
果树栽培、养猪养鱼也好不到哪去，如养猪，收成好时一年可以赚十几万，猪发病死亡时则血本无归，平均下来不会比种稻谷高多少。
2．农村贫困阶层，指生活处于温饱水平以下的人群。
这一群体包括因智障或疾病而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包括因懒惰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还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社会孤寡老人。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素质有很大提高，因此智障的人很少，懒惰不愿劳动的人也很少，贫穷多是因疾病和年老体衰导致的。
在笔者调查的这些农村，工业都极不发达，可以排除工业污染的可能性，笔者猜测，化肥农药使用过量导致的环境污染和不当饮食是疾病的主要诱因。
二、江西省农村阶层形成原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地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收入、声望和权力，因此在研究农村阶层划分时就必须研究他们的职业，职业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高低，所以职业地位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综合性象征。决定人们职业地位的条件分为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
（一）农村阶层形成的社会条件
所谓社会条件就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分层状况，其中政治因素是决定人们社会层级的首要因素。
首先，中国农民阶层分化起始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发端和突破口的，改革前的中国农民被牢牢地锁在土地上，1979年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碎了束缚于农民身上的枷锁，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解放了农民自身，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基础。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使农民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去选择能带来较高收益的职业。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刺激了农村工商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等其他新兴行业的兴起，这些新兴产业为培育新型的技术型农民提供了土壤，使得农民的职业分化成为可能，是农村中产阶层形成的基础。
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一方面由于选择了收益不同的职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自身生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加之对机会把握能力的不同，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农民群体内部形成了若干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特征、收入不同的人群和层次，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那些只能从事附加值低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那些因疾病、懒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或鳏寡老人，逐渐沦落为农村的下层阶层。那些担任基层政权管理者的农村基层干部，包括村长和书记，由于掌握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并且他们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成为农村中的上层阶层。
而那些活动半径和社交范围大、见多识广、敢于冒险、不怕变化，能够顺应改革潮流，找到并抓住商机的“能人”，逐步发展成商人和企业主，也上升为农村中的上层阶层。
其次，城市向农民开放使农民阶层分化加剧。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对立的二元制社会结构，整个社会体系结构明显地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强有力的支配作用，在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向城市倾斜，同时国家还直接控制重要的经济杠杆，如银行、信贷部门，以直接引导整个国家经济活动朝着对城市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农村形成相对封闭的分散的狭小的系统，几乎每个村庄都很闭塞，而且人口较少，这种封闭狭小的系统更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尽管现在我国政府已开始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并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城乡对立的事实已经形成，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当农民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者，高度发展的城市无疑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有些种类的产业，哪怕低级，也只能在大城市而非别处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城市之外就找不到工作供给自己衣食。对他来说，一个村庄过于狭小，即使是集市也很少大到让他维持稳定的职业”。
显然，城市能够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些率先进入城市的农民因此得到更多机会，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农村的中上阶层。
据笔者观察，私营企业主、运输从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农村的收入都很有限，只有进入城市他们的收入才大幅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选择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创业或就业的原因，城市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成为农村的中产阶层，同时也正在逐步的把他们推离农村，转化为城市市民，而农村中间阶层的流失，会使农村经济发展更加落后，走进农村经济落后———中间阶层逃离———农村经济更落后———中间阶层更加逃离的循环，可以推测，农村人口会越来越稀少，经济会越来越落后，最后完全衰败。
（二）农村阶层形成的个人条件
个人条件可以划分为先赋条件和自获条件。
先赋条件指个人生而具有的或自然得到的属性，如籍贯、家庭出身、排行、亲属关系、性别、肤色、种族、民族、年龄、体质、容貌等。
在获得某些社会地位的条件里，先赋条件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先赋条件具有排他性，从而在社会阶层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自获条件，指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或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一些属性，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工作经历等。
自获条件会减小先赋条件的影响程度，能够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术，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声望，对农村这种相对封闭的分层结构是个巨大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积极的、良性的。
乡镇村级的农村基层干部即村长和书记及城市周边靠出租房屋租金、银行利息或放贷获得谋生的人员，他们的职业地位就是依靠先赋条件获得的。
例如，村长和书记能够当选的条件，根据笔者的调查，包括3条。
一是先入为主。有些村长书记在改革开放前，因出身贫农当选，因为与乡镇领导经常打交道建立了关系，从而获得稳固的地位，把持地方权力。
二是裙带关系。有些村长书记与乡镇或县城某位干部有亲戚关系，因为“朝里有人”好当官，逐步独霸一方。
三是家族强大。有些村长书记能够当选，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之后还有村委会换届选举吗?
但是，这些村官上任后，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使之后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走过场，并为后来竞争者制造人为的壁垒，使这一阶层成为凝固式的分层结构，并有暴力和黑社会化倾向。
至于食利者阶层就更是依靠先赋条件获得的，除了城市周边，远离城市的农村根本找不到这一阶层，地域性这一先赋予条件对这一阶层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
私营企业主、运输从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地位是依靠自获条件获得的。
他们或者头脑灵活，善于把握商机，会管理会经营，或者父母愿意为他们学一技之长而投资，或者他们接受能力强，动手能力强，一学就会，很快就熟练掌握一门技术。
总之，他们要比其他人员聪明能干，是农村中的“能人”。
与之相反，生产从业人员就差多了，他们或者不善经营管理，即使父母给他们盘了个店铺也无法经营下去，或者父母不舍得为他们学技术而投资，或者他们技术学了一大堆，结果一个都没学会，最后只能去企业流水线上当工人，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收入自然也就比前一部分人低多了。
三、调查结论与建议
农村社会分层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分层结构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体上是合理的，阶层地位基本上是以个人知识、能力为基础，根据人的贡献、成果、业绩等确定其分层地位，如荣誉、权力、收入等，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上层阶层和下层阶层数量都较少，而中间阶层数量较多的社会形态，西方国家称之为橄榄球型，被认为是一种最稳定的社会形态。
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性，政府只要不过多干预，它自然就会发展得和谐而稳定。
至于笔者所提到的农村必然走向衰败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趋势，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都是城市人口比例越来越大，而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因此没必要大惊小怪，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恰恰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表现，农村衰败就让它衰败好了，只要能保证足够的粮食供应就没必要惊慌失措。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清除影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民进城务工，同时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增强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
为改善农村各阶层的生存环境，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限制农村基层干部，包括村长和书记的任职期限，规定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任期期满必须无条件退出管理职位，这是防止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黑社会化的重要举措，也是缓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二是加快开征遗产税，在农村社会的上层阶层基本靠先赋条件获得，与现代社会机会平等原则相悖，特别是城市周边拆迁户已形成一种不思进取，等靠拆迁暴富的不良心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首要条件是自获条件，因此，开征遗产税是必须的，这样可以削弱先赋条件的影响程度，能够有效地减少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冲突与摩擦，使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三是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除了加大对职业技术院校等培训机构的投入外，还可以将农村中有技术的人员进行登记注册，包括裁缝师傅、水电师傅、装修师傅、雕刻师傅、厨师等，规定他们带一个徒弟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通过他们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同时也可以解决沿海技术工短缺的问题。
四是重视和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随意征用和侵占农民土地，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可以作为进城农民失业、退休的一个保障，所以对外出劳动力不能取消或随意收回土地经营权，消除劳动力外出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要鼓励土地流动和转包，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使土地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3]张月春.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J].理论与改革,2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