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从众心理阐述群体相关的事物

　　序 
　　
　　既然是社会学论文，我就先谈谈社会学吧！最早接触“社会”一词是在小学，有一门课就叫“社会课”，内容涉及地理历史，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社会和地理历史有关呢？中学里老师和同学已不再提起社会，提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考试，仿佛我们已脱离了社会。直到上了大学，所谓的“小社会”，我才有接触到了很“社会”的社会学课，和很“社会”的郑欣老师，还有很“社会”的有关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书，那真叫一个是个“社会”啊！言归正传什么是社会学呢？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社会学书中第一个要阐明的问题。所有社会学家都同意社会学是一门抛开我们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塑造我们生活以及其他人生活的因素的那一门学科，可以把社会学看成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化体系的系统研究（《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
　　
　　从19世纪初的奥斯古特·孔德，到19世纪中后期的埃米尔·涂尔干和与其思想截然相反的卡尔·马克思，再到马克思·韦伯;从用严格的物理化学方法探究社会的实证主义观点，到利用经验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再到与经济问题社会制度相联系，与法律，哲学，史学相联系，社会学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也由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互动主义向冲突理论，社会行动论演进。正如哲学中说的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社会学这样一只庞大的“怪兽”必将其手和脚无限伸展，必将其触须插入每一个缝隙中。我认为，研究社会是一件辛苦而快乐的事情，辛苦在于人们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想象，不断地把眼中看到的事物与社会学相联系，而快乐就在于它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和我们对事物的好奇心，从中能获得收获，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丰富自己的阅历，让自己充实地老去，不留遗憾。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虽说社会学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但要从那十个关键词中选择一个写也非易事，以下涉及到的可能不止一个内容，群体与文化，阶级相关联，与差异偏见相关联，与从众心理相关联本文主要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从三个方面阐述与群体有关的事物。   
　　
　　一 这里是新疆——论群体差异和偏见 
　　
　　在中国的最西北有一个省，她的名字叫新疆。有一位地质学家曾说过：新疆虽然干旱，但不缺水，新疆是一个只要有水就有绿洲的地方。18年的生活事物对这对这片热土有了深深的依恋，我愿意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来自新疆，我是属于新疆这个群体的。 
　　
　　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说群体的差异，进入了大学后，当我告诉比人我来自新疆时，就会不断地有人问:你会说新疆话（指维吾尔族语）吗？会跳新疆舞吗？我看你长得像新疆人（指少数民族）啊？你们都住蒙古包吗？每次我都   要解释一长串，告诉他们新疆也有汉族，而且挺多，新疆也要发展，怎么会没有城市难道全是游牧业吗？每次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都很无奈也很无语，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群体的文化差异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从群体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偏见”。“偏见”在社会学中似乎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对另一个群体的观念或态度，偏见经常源自于刻板印象，源自于对某一群体成员固定的，僵化的刻画。刻板印象经常被用来描述少数族群，比如所有黑人都天生是运动员，以及所有东亚人都是刻苦是学生等一类观念。有些刻板印象包含少许真理成分，但经常被过度夸张，其他的则是一种替罪羊机制（《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比如说，提到新疆，大家都会想到沙漠风光，然后就默认了全疆都是沙漠戈壁，学生骑着马上学，坐在骆驼背上上网，住在帐篷里，说着听不懂的维吾尔语……听上去似乎很夸张很搞笑，但真的有人问过类似的问 题，还不止一个人，刻板印象便是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族群中心主义，也被称作文化相对主义，即通过于自己的文化比较来评判其他文化的做法（《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当我用普通话给家人同学打电话的时候，有同学就会很奇怪地问：难道你不用方言吗？当时心情，难以形容……因为南方大多数地区都有方言，于是就认为北方也有很重的方言，和家人打电话不用方言是一件很奇  怪的事。在此，我极力推荐大家使用完全参与观察法研究一下文化差异，而不要用文化相对主义闹出了笑话。第三点原因，与我最近看的一本社会心理学书《从众》有关，书中提到从众与反从众都是一种正常现象。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你从一个自治区来，但为什么长的不够少数名族？如果是这样，那些华裔怎么办？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怎么办？思维定势是其一，更重要的也就是我说的第三点——从众心理。当一个人告诉你西瓜是圆的，你可能会怀疑，当无数个人告诉你它是圆的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对这一个方西瓜说它是西瓜。用从众心理来解释，一个人很容易收他人影响，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谢里夫的光电游动错觉实验结果，一个人做这个实验时感觉可能是正确的，当周围的人告诉这个人他们的感觉时，这个人就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一个人从小到大，也许从长辈口中得出，也许通过广播电视书本，固有的印象和去向群体的意识，使得这种错觉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了观念的偏差。《孤独的人群》讲述了三种文化人格：在前工业时代，人们行为做事的依据是前人的经验；而到了工业时代，人们依据自己的理性，及自律人格；至于后工业时代，也就是现在，人成了收他人支配和控制的人（《从众》摘自《孤独的人群》）。因此“从众”便成了出现这种现象是第三个因素，人们做事之前，总要看看别人都做了什么，好让自己有参照的对象，免得出现与所属群    体格格不入的行为，这种心理相信每个人都有过。  群体的差异与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出现偏见与疑问也完全正常，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里。   
　　
　　二 这里是红山小学——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南京的宣武区，伊刘屯，“驻扎”着一所小学——红山外来工子弟小学。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似乎社会把所有能和“弱势”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全部加给了它——支教，发放调查问卷，给红山小学捐款捐物，被拉去观看露天电影……作为一个矛盾体，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先说说它的特殊性，首先因为它在南京，这样一个还算发达的城市，其次是因为它的学生全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举个例子，如果你走进一家珠宝店，店里所有的钻石都用精美的礼盒装着，而这时你看到了一个盒子里装的不是钻石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你一定会觉得这块石头是特殊的。红山小学就是这样一块石头，隐藏在密密的住宅区中，却被社会挖了出来，给它额外照顾了一番。它虽然特殊，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作为群体，它同样具有明显的科层关系。有一次上课，三个同学发生了争执，A同学的衣服破了，B同学说不是他  撕的，而C同学说是A自己刮破的。就在连我们支教的“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办时，纪律委员出现了，一个很严肃又很有威望的同学，让B同学上去罚站，虽然B同学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站去了讲台上，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等我们下一次去上课时，A同学已经传上了一件新的羽绒服。有些时候，科层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一个群体的稳定，即使是在这个特殊的红山小学的五一班，一个群体是需要“领导意见”的，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三种人格，人成了受他人支配和控制的人，并且对上级谦恭，对不如自己的人表示轻蔑，形成权威人格（《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人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盟军调查员，负责解释纳粹控制屠杀的吉尔伯特说：制度化的屠杀需要一种将服从置于思考之上的文化。（《从众》梁良）
　　
　　在一个复杂的群体中，服从往往能使一个群体向一个方向努力，或者维持基本的稳定，科层制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举一例，有一次这帮学生要被拉去观看露天电影，但要从这近70个孩子中选20个，这时候明显的阶层性就出来了，老师最先挑的就是那些成绩比较好，比较听话的孩子，再挑到的就是比较活跃，成绩也不错的同学，筛选到标准一步步放宽，最终由一个整体素质较高的小群体代表了这个大群体。科层制度在一个群体里随处可见，包括上下级之间，包括同级之间。韦伯把科层制看作是社会理性化的一个核心部分，正在影响着从科学到教育再到政府生活的所有方面，科层制的出现是对处理复杂事物理性化和高效率的反应，虽然它也存在缺点，但它对现代生活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顺从属于文化或阶级的认同。在市场经济为运行法则，一切以理性选择和效益有无为中轴的商业化社会，一个人的权利，尊严，除了财富的多寡外，还更多地依赖文化标准来确立。“认同”（identity）,亦译为“身份”，“识别”或“同一性”。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相同或同一。第二是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全球中产阶级报告》摘自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异”的关系。一个人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了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全球中产阶级报告》摘自刘爱玉，周辉：《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它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周晓虹）这个小学的群体早已形成他们该有的文化，因此也就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红山小学这一特殊群体，自然有着符合其特殊性的科层制和文化认同。也许教育局会多关注它，也许社会福利机构或多赞助它。我在学校的教学楼门口看到了许多与红山小学合作的牌匾，整整挂了半墙。正因为其特殊地位，才使得它会在众多住宅区中也闪耀着光芒。   
　　
　　三 非主流——反群体 
　　
　　“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一领域中，当前人树立的丰碑无法被后人超越时，就会孕育出一种求新求变的思想，要么不断翻新，要么独辟蹊径。”   ——摘自《从众》
　　
　　非主流就是这么一种反群体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创新的一种，有时是为了对抗权威，阐明真理，有时是为了独树一帜，哗众取宠。第一类对抗权威的非主流行为往往因其力量单薄且触怒权威而得不到好下场，拿历史上三次损害人类尊严的事件（《从众》梁良）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日心说的提出时人类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为了宣泄愤怒的情绪，布鲁诺被烧死；；工业革命时期，达尔文发现了人类与猴子同一祖先，人类自尊心再次受损，因而不断出现各种言论漫画  讽刺达尔文；殖民时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现自诩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受潜意识控制，第三次触及了人类尊严的底线，同样受到了主流声音的口诛笔伐。这些都是因为对抗权威而受到惩罚的事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真理且都由非主流变成了主流。第二类非主流便是那些敢于创新的人，如将十二平均律发展为十二音律的勋伯格，又如把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建筑大但创新为拥有彩色玻璃和高浮雕的哥特式建筑的维尼奥拉。这些人的成功相比第一类人的探索之路来得容易，更易于为权威接受。而第三类非主流便是当今90后的“非主流”了，他们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亚文化”向世人宣告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意见。这样的行为有时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他们总是以极其不强烈的存在感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但有时这种“宣告”也是有作用的，他们让媒体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让媒体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让世界知道“80后”的身后还站着一群活生生的“90后” 。作为一个不算真正意义上的90后，我只想说，我有时属于这个群体，有时又脱离这个群体。这也源于一种文化认同，当一个人认同一些文化的时候，他可能非常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而当群体文化与其思想冲突时，他便会选择脱离这个群体。唐朝时期的“牛李之争”便是这样一种现象，最后使得不少人深受其害，包括大诗人李白。现代社会虽没有专制时期严苛，但仍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球迷的疯狂举   动，粉丝们的口水战（如韩寒与郭敬明之间无休止的争论），群体的文化认同一成为一个群体的内部信仰，今年的春哥曾哥又让粉丝们疯狂了一把。 
　　
　　无论时顺从地归属群体还反群体之道而行，我们都离不开群体这个大树。之所以会出现反群体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它之前也是归属群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心理活动“朋辈咨询”，主持者问到了我们大学的烦恼，欲望同去的同学就说:“来大学一个月了，我还没有找到群体归属感。”这种烦恼使得我们开始排斥大学生活，怀念高中生活。因为我们在加入一个群体时离开了之前的那个群体，人是容易怀旧的动物，队之前的事物仍有一种依赖感，所以自然有一种排斥的情绪在里面。  群体是我们离开了就没办法生存的东西，它与我们生命必需的水和空气一样重要，并且它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失去群体，我们就不算是完整的人。   
　　
　　尾声 
　　
　　查尔斯说，想入非非是通向科学探索的必须和首要步骤。伙伴和群体的关系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  从伙伴说到了群体，现在再回到伙伴。小时候的我们伙伴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更多的可能是玩具，再到后来的邻家玩伴。广义的伙伴没有一个界定的标准，但社会学中的“伙  伴”则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果失去“群体”，人类将会怎样？科学研究，一直掉队的大雁往往更容易迷失方向，饥饿而死，人类也是一样。在今天这样一个极需团队合作的时代，群体是一项绝不能少的事物，因为群体与个人不同，在某些既定条件下，一群人回表现出一些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从众》梁良），所以也就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等谚语。  作为孩子，我们属于儿童这一群体；作为青年，我们属于青年这一群体；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又属于地球这个群体；再拿离我们最近的学校来说，；离开了南大，我们又是什么呢？群体规范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给予我们规则和动力，有关群体的探索在此告一段落，以后的生活中还将与它密切联系。  感谢很社会的社会学老师创造了社会学课堂这个群体，本学期因事翘课一次，因支教迟到过n次（n>=1）。此论文乃比人拙见，写完自己读读发现琐事很多，颇显啰嗦，初次写论文可能会有错误和纰漏，也请阅读过此篇论文的读者给予悉心指导和指正，鄙人将不胜感激。  如果满分一百，那么高分我打92分，低分我打88分，因为这样平均分是90分。     
　　
　　参阅书目： 
　　《社会学和我们》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从众》 梁良 
　　《平民偶像崇拜》 郑欣 
　　《社会学》 安东尼·吉登斯 北大出版社第四版
　　《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周晓虹等 
　　《权力精英》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