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角度讲，环境社会学大概有以下三种涵义：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二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甚至广义上包括社会科学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研究环境约束下的社会；三是强调研究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交叉所形成的环境-社会复合系统。可以说，以上三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体现。最近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正视并主动有效地回应挑战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是学科共同体的重要责任。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与挑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没有学科意识的自发阶段。
在此阶段，虽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展开，但当时学科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应该说是不存在的。此后，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具有学科意识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逐步得到强化。应该说，2007 年是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此后不仅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学科建设也采取了很多具体行动。
首先，组织机构和研究平台建设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一方面，我们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另一方面，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平台纷纷建立，不少高校社会学系加强了环境社会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培养，人才培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总体来看，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数量增长了，层次提高了，人才培养规模增长也较快。
其次，学术交流形成了制度化机制。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随后河海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2 年主办了第二届与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今年中国海洋大学将举办第四届研讨会。国际交流方面，在 2007 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经中日韩三国和台湾地区环境社会学者集体协商，形成了东亚环境社会学交流网络。2008 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了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在台湾地区举办了第二届研讨会。其后，每两年举办一届，2011 年在韩国富川，2013 年在中国南京，2015 年将在日本仙台。
第三，图书资料建设和信息共享取得新进展。我们翻译了一些国外环境社会学的经典着作和教材，同时也出版了一些自己着作和教材。另外，中国环境社会学网的建立也意义重大，它对于推动信息共享、促进学术交流以及凝聚学科共同体力量促进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通过“以书代刊”形式出版了环境社会学刊物。现在，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已经确定以书代刊出版《中国环境社会学》，2013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承办，出版了第 1 辑。
总之，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快速发展和实质性的进步，其发展的内外部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一是中国社会学会界已意识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给予了很多积极的支持；二是中央推进“两型社会”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为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然，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首先，人才储备还很不足。相对于北美、欧洲和日本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从业人员的规模并不大，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议题也过于多样化。多样化彰显了这个学科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一面，但也对形成共识、相互切磋和共同提升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其次，知识准备不足。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是个年轻、弱势学科，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普及依然有限。第三，理论创新不足。中国有着很好的发展环境社会学的条件与土壤，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能够奠定这门学科基础的代表性着作和论文依然不足，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更是几近于零。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需要证明它能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学术回应，而且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是它在社会学学科内获得学术同行认可、获得合法性与话语权的重要前提。第四，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环境社会学需要与其它环境社会科学具有明确的相互区别的研究视角。因此，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中，还面临着与其它环境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和竞争问题。第五，国内学者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不强、参与度不够。目前，学者们比较积极地参与国内学术会议，但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加并不积极。第六，国内学者国际发表不足。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在国际刊物上的发文非常少，尤其是在英文重要期刊发表的成果有限。最后，中国学者也没能获得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重要奖项，比如“巴特尔杰出环境社会学奖”。所以，在进一步扎根本土开展创新性研究和提升国际性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二、推进环境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性提升的良性互动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既是本土的，也是国际的。表面上看，环境社会学学科是舶来品，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国内实践的需要。在国内学者推动下，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首先，中国环境社会学是在直接回应中国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学者们希望能提供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不同视角和路径。其次，它的研究内容是本土的，例如公众环境意识、水污染及其治理、海洋开发、草原生态退化、民间环保组织建设等。这些研究都不是简单地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后面跟风，而是紧紧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环境问题与公众的关切而展开，体现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的现实关怀。
再次，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本土性，我们在定量研究方面与西方学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即是基于个案的定性分析以及政策取向的研究。
最后，中国学者初步的理论创新也体现了本土特征。比如，我本人有关“社会转型范式”的研究，强调了具体地分析环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指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环境影响，既要看到社会转型加剧了环境破坏，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为通过组织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环境保护提供了可能。包智明等学者在草原环境问题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在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陈阿江有关“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探讨，张玉林有关“政经一体化”的分析，林兵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反思和批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建构，沈殿忠关于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主张等。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炼出具有更强解释力的学术观点，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流派。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际化进程与本土化进程是并行不悖、良性互动的。自有“学科意识”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就非常重视提升国际性水平。
首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很开放，乐意接受国际上已有的优秀成果，对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并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着后发优势，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上。
其次，中国环境社会学已经进入了国际学术社区。近几年，与欧美学术社区的交流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建立了东亚三国四地的交流网络，学术会议形成了制度。
再次，我们在教师交流和学生互派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很多学生到美国、日本等国攻读学位，接受联合培养。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邀请国外环境社会学家来华访学。
第四，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有所突破，并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扩大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影响力，提升其国际性的重要渠道。国外学术圈之所以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与我们的外文学术发表匮乏有关。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比如，我本人与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的肖晨阳博士、美国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有关学者一起，已经合作发表了几篇英文论文。另外，法国《环境社会学年鉴》收录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文章。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现任主席斯图尔特·洛基主编的《社会与环境变迁手册》也收录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最后，一些在国外学习环境社会学的人回国工作的日渐增多，这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性提升的又一个重要表现。正因众多高校都引进了这方面的青年学者，从而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新鲜力量。
整体上看，我认为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对我们的了解也更多。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国际性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东亚的区域）。这当中，2007 年召开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很多重要学者都来到了中国，他们由此开始了解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我们把成就与不足都让国外学者看了。当然，整体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国际学术圈仍然处于边缘位置，需要继续自强不息。
三、在回应重大实践问题中促进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开辟了很多研究领域，论文发表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但是，在学科初创阶段，也比较容易步入歧途。正像一些老前辈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立地”方面立的很足了，但是我们没有实现“顶天”，这样慢慢的就自我矮化了。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和促进中国实践，那么环境社会学就很难获得持续的快速的发展。
近年来，政府也从更高的层面审视环境保护，强调促进社会系统的变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是文明的整体转型，实际上是中国在结合本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国际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努力建设的新的文明形态,支撑这样一种文明形态是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如此宏大的政策议程必将带来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传播学、环境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等等环境社会科学更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个学科的长期发展和影响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严密性、规范程度以及学术水准；二是社会实践的需求状况。经济学本身就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规范和严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求，所以，其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等方面，都走在了其他环境社会科学的前面。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战略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推进，环境社会学也有可能成为继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之后，能够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的一门分支学科。2000 年以来，中国政府非常强调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社会系统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对环境社会学提出了广泛的研究议题。如果我们更加积极自觉地参与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知识汇集和提炼，努力使其转换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环境社会学者就可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产出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说，自觉促进中国环境治理进程，努力参与建设美丽中国，应该是环境社会学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担当。环境社会学者需要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探讨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探讨什么样的策略是比较适合的，什么样的环境治理政策是有效的，正如在历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很多文章都探讨了水污染、空气污染、草原退化以及能源问题等。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东亚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共同的环境治理经验，这对中国实践来讲至关重要。
有点遗憾的是，目前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落后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进程，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还不能有效回应实践中的重大关切，这是约束环境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环境社会学者确实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和实践关怀，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和公众重大关切议题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