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文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论及当下问题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谈起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问题。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怀着满腔热情关注现代化的一位着名学者。他独辟蹊径，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化，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誉为 “中国现代化研究第一人”。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 《从传统到现代》和 《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两本着作中。金耀基本人认为他的论着 《从传统到现代》是中国第一部真正从学理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专着。他的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推崇。着名的哲学家和文化学者刘小枫就非常推崇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金耀基先生的 “学术言述自觉地致力以社会科学之实证知识为工具来建构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即现代化理论，虽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在现代汉语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大陆对金耀基先生现代化理论评述的论文仅有两篇，这与金耀基现代化理论的地位和影响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打算在全面梳理金耀基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它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并反思其不完善的地方。
一、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需要现代化，这在今日的中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在 《从传统到现代》第一次出版的１９６６年，中国大陆正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台湾处于威权式的统治之中，当时整个中国谈论现代化的声音是很少的。金耀基受到哈佛大学社会学者帕森斯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影响，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中国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具有超前性，发前人之未发而且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
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的本质与过程
现代化的概念众说纷纭。金耀基综合了本迪克斯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Ｂｅｎｄｉｘ）和李维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指传统性社会利用科技之知识以宰制自然，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过程。针对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有一些学者将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的现象，金耀基认为现代化和西化并不是对等的。
首先，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的现象是１７世纪牛顿以后导致的科技革命的产物。其他国家跟随英美等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本质上学习的是现代的西方，而不是古典的西方。其次，“西化”指的是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包括非科技性的东西，如宗教、文艺。但是现代化本身主要指的是科技性的因素、现代的社会制度和现代的思想意识，而并不是将西方的一切涵盖在内。基于此，金耀基认为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化。
金耀基是一个坚决拥抱现代化的理论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活动，现代化乃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必然。任何民族想要在当代的世界生存下去，都需要走上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道路。他非常欣赏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斯的话：“墨西哥是命定现代化的，……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惟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要在世界上立足，要在全球化的社会有新的生命，新的贡献，是不能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化的。
金耀基认为现代具有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和高度的 “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特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会不经过排斥、抗拒外来的文化而放弃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的，而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也必然要经过剧烈的重新建构的过程。他认为，在一个社会的 “现代化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中的 “物质性”的东西 （如技术）总比“非物质性”的东西 （如价值）淘汰得快，一些 “较少圣化”、较少情绪性的东西 （如器物制度）总比 “较多圣化”、较多情绪性的东西 （如家属关系、宗教信仰、声威系统）放弃得快，一些 “非符号性”的质素 （如生产方式）总比“符号性”的质素 （如政治迷思）转变得快。
金耀基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种族中心主义的困局”是所有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 “西化”，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在反对西化，疯狂地排斥西方文化，在政治或者文化方面拘囿于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圈子而无力自拔。这些国家认识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却忽略了政治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现代化。
没有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等特点的社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金耀基着重指出，传统社会的 “现代化”过程乃是一种 “选择的变迁”，也就是将传统的文化特质与西方的文化特质融合变成一个新的整体，在现代化的总领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当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无法合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时，落后国家的反应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出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作祟，感性地拒绝西方的价值观念，决绝地回归到民族的传统中去；一种是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牵绊，理性地、痛苦地放弃部分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前一种的反应妨害了现代化的发展，其结果是自外于世界的潮流，而可能为传统所埋葬；后一种的反应则加速了现代化的发展，参与到世界的潮流中，其结果是走向现代社会之林。这就是全世界传统社会所面临的两个选择、两条大路———落伍对进步，衰落对新生”。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步骤
金耀基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积极地 “鼓吹”中国现代化。他以一位社会学家锐利的眼光看到了中国现代化是逐步推进的，观察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巨变以及存在的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个步骤。
金耀基对中国现代化经历的层次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大致说来是循着下面三个层次而变的，分别是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和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从１８６０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追求的目标是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追求的目标是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目标则是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在这三个层次中，“思想行为层次是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所在，因此它的现代化最难，也最必需，惟有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中国全面的现代化”。生活中，器物技能、制度与思想行为常是不能分的，也是彼此影响的。例如，制度的现代化可以促进思想行为的现代化。器物技术的现代化，可以促进某种程度的工业化，逐渐可以影响到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基本转变。
金耀基从结构功能层面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变，是儒家价值系统的断裂；是传统的思想与结构的解体与重组。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从以农业为本的经济模式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化。
在社会结构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制度为核心的。随着社会的分化，它不仅不复是一个 “功能普化”的团体，更不再是 “社会”的本身，它已退居为许多社会制度之一的地位。阶级结构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典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建立在士、农、工、商的阶级结构之上的。随着经济专业化的发展，职业将越来越细， “士、农、工、商”的分类将成为过往的历史而不再存在。此外，金耀基还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本质。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中国之社会的变革。中国社会的变革当然是一多面向的现象，但在基本上则是从一以人力、动物力为基底的农业社会转向以科学技术为基底的工业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主要有下面四个原因：一是民族的崇古心理；二是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三是普遍认识的不足；四是旧势力的反抗。
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应该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改革和创新，系统地、持续地沿着下列三个步骤做下去。在思想教育上，应该积极推进科学思想教育，普遍深入地展开科学的、经验的精神为主的教育；在经济上，应该积极地推进工业化运动，破除传统重农轻商的心理以及制欲贬利的观念；在政治上，应积极地推进民主化运动，尽快实现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现代化。
总之，金耀基认为中国注定要走向现代化。现代化将使我们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逐步推进的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全面地推动思想、学术、政治、经济等的现代化工作。
（三）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但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形成了一种张力。完全抛却了传统文化，中国只会变成一个迷惘的、无所适从的民族；而完全认同传统文化，则现代化将很难推进。从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的思潮，其实均没有理性、恰当地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呢？金耀基认为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证明，不但现代的制度与意识可以与传统共存共荣，同时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于现代化过程还有伟大的正面价值。因此，他主张理性、冷静地看待传统文化。金耀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严密、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而是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存在着诸多 “次传统”的松散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来讲是和现代化矛盾的，存在着很多冲突的地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次传统却可以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到现代社会中，并且将会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金耀基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新传统化”的过程，使日趋衰落的传统文化产生新的文化动力。
新传统化的过程，主要在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但这一工作，在性质上是一 “创新”，亦即它必须要符合中国现代化所需求的，否则是 “复古”，而不是“创新”，亦不能视之为 “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中国新传统化过程的工作，可以借助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方法，对古典文化进行系统地整理与发挥。
中国的新知识阶层在 “新传统化过程”中起着领导人的关键角色。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转型，新知识阶层代替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旧的知识阶层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新知识阶层不仅指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传播人文社科思想的专家学者，而且亦包括其他行业中的热心文化事业、传播文化事业的人士。新知识阶层的组成分子可以有多样的认同：可以从政，也可以从商。中国的新知识阶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社会任务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们需要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出发重新评估、阐释和宣扬已衰落的文化价值，而且亦在为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价值服务。金耀基尤其强调新知识阶层的独立精神和担当意识。新知识阶层如果没有独立精神和担当意识，在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时候就会失去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从而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新知识阶层应该有一最基本的操守，即他们应当不折不扣地忠于知识、忠于良心。……新知识阶层的功能在于对国是勇敢而诚实地提出真知灼见，用以彰显一代的智慧与良心，指引一条民族的历史道路。”
二、金耀基现代化理论的意义
在现代化理论方面，各国的学者从不同的视域出发，提出的见解犀利深刻，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金耀基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时候，博采众长，不拘囿于某一种研究模式之下，采纳了结构学派、过程学派、行为学派、实证学派等多个学派的研究方法。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的正面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论述了现代化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运动设计了合理的步骤
金耀基作为一名哲学家，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非常深刻、全面的。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致说来是循着下面三个层次而变的，分别是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和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的内涵包括了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和高度的 “普遍的成就取向”。在分析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层次之后，金耀基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设计了合理的步骤，即在思想教育上，应该积极推进科学思想教育；在经济上，应该积极地推进工业化运动；在政治上，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化运动。
也许金耀基的现代化理论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但是放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蒋介石对台湾实行严酷思想控制的 背景 下，这 些内容无疑自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耀基对现代化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
１９５４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１９６３年又将四个现代化界定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党和政府仍然在不断地重提这个口号。现在理性地重新审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现这四个层次的现代化实际上仅限于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层次———思想教育和政治上的现代化则被完全忽略掉了。从１９７８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教育的现代化，逐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无疑是思想教育和政治上现代化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真正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现代化的开始时间可视为１９７８年。而早在１９６６年金耀基撰写完毕 《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之前，金耀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和思想层次的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以来的执政历程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金耀基先生现代化理论的正确性，这也充分说明了金耀基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和远见的学者。
（二）采用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避免了议论的空疏
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家，如梁漱溟、吴宓和冯友兰等学者，他们对儒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西方的哲学理论，探讨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忽略了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对文化的影响。而金耀基先生则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
金耀基非常推崇 “科际”整合的方法。他认为，要了解社会变迁的原理，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学者所研究的文化与原初社会、社会学者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学者所研究的人格形成。他欣赏海根博士的 “科际”整合的方法，更佩服雷格斯 “泛科际整合方法”。他认为 “泛科际整合方法”是在探究社会现象之间的 “功能关系”，以建立 “系统分析”或 “分析模型”。
在 《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金耀基先生借助雷格斯研究泰国和菲律宾时得到的成果，将其运用到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特征的分析中，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具有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等特征。作者借助Ｈ．Ｍａ－ｒｉｎｅ、Ｈ．Ｂｅｃｋｅｒ、Ｆ．Ｔｏｎｎｉｅｓ的理论认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从神圣到世俗、从区社到社会的变化。金耀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文人式的泛泛之论，体现出了较强的社会针对性和科学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界学术思路的转向。
（三）提出了新传统化的概念，为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再生提供了学理依据
金耀基先生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中 “体、用”和 “精神、物质”的二分法的思想模态无形中支配了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在这一二分法的思想模态的基础上，又很自然地发展出种种廉价的折中主义，认为理想中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长处和西方文化之优点的融合。
金耀基先生认为这一种想法是可欲的，但却是不合经验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繁复性与有机性否定了。金耀基先生认为，传统文化如果想在现代社会中产生新的文化动力，就必须经过理性批判和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新传统化的过程。
金耀基先生的新传统化的概念，不仅明确了我们对传统的态度，而且也指出了传统现代化的方法，对于我们反思中国思想界的文化xuwuzhuyi、复古式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当今思想界，文化xuwuzhuyi仍存在于一些青年人的头脑中。他们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学习西方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学西方的，那么中国的文化肯定是一无是处的；与其批判地继承，不如直接否定算了。这种思想的广泛蔓延，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继承前代精神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就势必成为一个失忆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忆的人无法生存一样，一个失忆的民族是无法以稳健的姿态前行的，更不要提立于世界之林了。金耀基的新传统化理论，启示了当今思想界、学术界应该积极地探讨并实践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如果这些价值能够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就应该将其发扬光大；如果这些价值和中国的现代化相悖，就应将其放弃或者适当地加以修正。
三、金耀基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
金耀基是中国第一位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但是，基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的限制和金耀基本人学术视野的盲点，这也导致了他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一）缺乏对现代化负面效用的理性反思
金耀基乐观地、坚决地呼唤现代化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金耀基认为，器物技术的现代化虽然是属于第一层次的，但它的影响力却是巨大深刻的，譬如器物技术的现代化，既可以促进某种程度的工业化，又可以逐渐影响到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基本转变。在这些方面，金耀基可能对现代化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他意识到器物技术的现代化可以推动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嬗变，却忽略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人的精神紧张、孤独、异化，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频繁爆发等问题。这些新产生的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效果，直接决定了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转型。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重建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虽然器物技术的现代化可能使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享受工业化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但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将如何安置呢？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有本能的畏惧之心，儒家的传统信条也在潜意识地制约着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当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过多矛盾聚集的时候，这很可能导致人们向传统的回归。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反复提到伊斯兰文明中的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许多进入城市打工的青年人在价值迷惘时期决绝地走向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如何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也是摆在党、政府和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假如一个国家仅仅具有器物技术的现代化，没有政治现代化、思想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实现长治久安的。
金耀基仅仅看到了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对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却忽略了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可能会对思想层次的现代化起负面作用，缺乏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理性反思。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金耀基只能展望现代化的未来前景，而不可能对现代化产生的种种问题都加以考虑。
（二）思想层次现代化论述的苍白
金耀基在论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意提到思想行为层次是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因此它的现代化最难，也最必需，唯有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中国全面的现代化。但金耀基先生在这一部分的论述恰恰也是最空泛、最不充分的地方。金耀基对思想层次的现代化论述的单薄体现在他没有从价值观或者民众的心理行为角度分析思想层次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实现，从价值观的层面上来讲，意味着建立自由、理性、民主、法治、人权、和谐、和平、人道的价值观。由于学术视野的限制，金耀基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并没有细谈思想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此外，从个人的心理或行为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的因循守旧的个人变成积极进取的个人。对青年人如何实现思想的现代化这一问题，金耀基仅仅笼统地提到通过教育来促进年轻一代思想的现代化，而对如何提高青年一代的成就动力这一关键的实际问题，他并没有进行细致分析。现代化理论家麦克勒兰德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该国的成就动力值相关；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旺盛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推动了经济更快加速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根据麦克勒兰德的观点，培养并提高青年人的成就动力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限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金耀基在论着中并没有提及成就动力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养。
针对思想层次的现代化，金耀基提出了 “新传统化”的方法，也就是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这种思想方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总体上是笼统模糊的，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回归到现实生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文化的建设应该形成以一种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学术界和思想界应该倡导这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潮在全国蔓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在很大的一部分青年人中蔓延。一些影剧作家任意解构历来为民众所推崇的、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文化名人范仲淹和林则徐在他们的笔下显得猥琐不堪，而李鸿章却成了被理解和同情的对象。
我以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有些优秀的思想是不能解构的，因为这些思想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精神的灯塔，一旦失落，我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更无法走好以后的路。因此，当前的主流评论界应该担当起思想新传统化的重任，在更高层面的价值观的统领下，以积极的现代精神扞卫优秀的文化传统。
结语
现代化问题是当今党和国家政府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 “在近３０年，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形成，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成果。”如今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陈旧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依旧摆在当代政府和学者的面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金耀基的新传统化理论及其对新知识阶层功能的界定，恰如其分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建设的远见卓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较多的启发意义。如果中国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秉承担当意识，关注文化价值的创新与传播，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新传统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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