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年的人类学发展，不可避免的嵌入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后现代理论思潮大背景之中。在此理论纷杂的后现代潮流中，人类学对学科旧有范式提出批评并诉诸反思，其中不乏佳作。同时新实践论、女性主义人类学、后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各色分支亦此起彼伏，于学科内掀起一轮轮热潮。
一、新实践论
新实践论受马克思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揉合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说，试图弥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并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人类学思想。新实践理论假设，社会和历史是受一整套系统的特定组织和评估体系所支配的产物，这一系统不能机械的分割成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此类简单的二元对立并讨论其位置关系。新实践论的分析重点强调用实践来沟通整个系统，重视系统的整体性和特殊支配性。
实践与系统的互动表现为两个维度：系统对实践的作用与实践对系统的反作用。对于实践论的不同支配作用，有的新实践论者关注系统对实践的正强化，即文化对人的视、听、讲、做的鼓励作用，有的则强调负强化，即对上述行为的约束。实践对系统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促其再生产并促其变革。新实践论重点研究日常生活行为，布尔迪厄强调实践的意图性，也关注由社会礼仪脚本所主导的，不断重复的生活互动程序，如饮食、起居、工作和休息。这些程序都是构成和组织系统的时空、秩序的基本规则。在执行这些日常程序的同时，行动者不仅持续地受到这些潜规则的约束，还会不断地在公共监督和话语中认可这些准则。
新实践论认为结构是一种具有约束性的强塑文化，但其与旧实践论的互动学说有一定区分。新实践论寻求的是解释人类行动极其与系统（社会或文化）相互适应的关系。布尔迪厄和萨林斯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历史之岛》两书中，试图构建新实践论的基础。布尔迪厄的“习性”和萨林斯的“宇宙论戏剧”与美国人类学的“文化”颇为相似，三个概念都包含了气质、情感、价值观等精神元素与认知的分类体系。
实践论追寻的解释对象是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整体的成因、再生产、形式和意义上的变迁。在以“支配”为核心的理论中，实践的界定是以政治隐喻为其最普遍、最重要的表现，意即社会行为大都带有政治性，研究实践就是从具体的政治立场去研究人们的行为模式。但关于实践的主体、实践的临时性组织、实践的性质等问题存有分歧：首先，关于实践的主体，大多数新实践论者认为独立个体是行动的主体，通过分析特定群体及其成员的行动，理解特定事件或结构性再生产及变迁过程。人类的行为具有连续性，所以人类学要借鉴史学的方法。其次，实践的临时性组织。布尔迪厄等把行动视为短期、单一的策划过程，定义为“步骤”。相反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比个体行动更加长期、完整和广阔，个体行动只有置入长期策划中才易理解。再次，实践的性质。实事求是地选择和决定是实践的性质。批评者承认刻板行为在系统的再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实践的重复性使系统趋于保守。新实践论想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利于解释再生产的变动。
二、反思人类学
反思人类学代表着后现代思潮在人类学中的强烈表现，其参照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反思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描写文化和民族志表述中出现的过失，尝试以主位和多元手法撰写民族志以矫正人类学家号称能够避免，但实际上难以避免的文化偏见。其基本假设是：所有真理都是文化建构，因此都是相对的，每一种民族志描述都不可能不受描述者的文化价值、个人偏好、甚至民族和阶级偏见的影响。
反思人类学以“写文化”争论为主要表现形式，于20世纪60、70年代人类学呈现三种自我批评倾向：一是对人类学的象征性田野工作实践的讨论和反思，以及有关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的讨论。二是对人类学在处理与传统部落、人类学者的调查过程以及学科史有关的历史联系、系统性、社会不平等和权力等课题时，表现出的不敏感和无力的批评。三是文化分析作为解释的观念在人类学领域引发了欧洲哲学传统影响的更为充分的理论探讨。（庄孔韶2007：526）人类学从对结构规律的关注转到对主体行动意义、象征符号、文化反思、新民族志和性别的研究上来，是因为西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特别是人们对自然科学局限性的深刻认识。
在此基础上，反思人类学以《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为代表，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与反思。自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人类学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民族志写作一直没有较大的理论变化。在反思人类学提出实验民族志之后，对人类学方法与研究过程的反省正式提升到理论高度。在此之前的民族志报告中，尽管有所涉猎，但大多以一种写作的亚体裁出现在民族志报告的前言后记中。而关于“写文化”的争论，尤其是《摩洛哥田野工作报告》，对田野工作的研究范式从写作手法到方法论反思都提出了各种理论创新。它使人类学者普遍认同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并进而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学不再能够达成其传统的、关于提供“异文化”成员之生活整体的、客观的描述的目的。这无疑使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威性产生动摇，并引发了关于人类学者应描述什么、如何描述和为什么描述等问题。
三、女性主义人类学
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欧美妇女运动及妇女研究的开展、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滚动、人权运动、少数民族人权运动。女性主义人类学反对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从理论上关注作为主体的妇女，关注其社会角色和采取的策略。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女性，而是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近20年来，女性主义不仅是在性别研究的实际领域，而且也在更广泛的人类学领域，赢得了理论范式上的地位。它的关注点已经跨越了妇女和妇女自身的从属地位研究，对权力关系、符号关系和社会的其他一般性方面提出了自己普遍性的解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有穆尔、阿登纳、奥特纳、克里尔和罗萨尔多等。
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50-1920年，把妇女补充道民族志研究中去；1920-1980年，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离；1980年至今，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活跃时期。
女性主义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主题有育儿方式、生育权、资源的控制和不平等、侵犯行为、女性生殖割礼等。女性主义人类学关注文化或社会经济的转变对女性的影响，特别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影响女性生活，以及两性之间权利关系的形成等。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研究致力于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反对社会性别基于生物性别的观点。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重点：生产与工作、再生产与性、社会性别与国家。这一阶段女性主义人类学提出了一个“位置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文化女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回应。
这一理论的重点主要放在母亲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上。
四、应用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是把人类学家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生活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同时，应用人类学也从事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人类学是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
庄孔韶在《人类学通论》一书中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1914年，应用人类学形成期；1915-1938年，应用人类学发轫期；1939-1970年，应用人类学扩展期；1971年至今，应用人类学决策期。应用人类学注重学术圈外不同层次与场合的政策研究，包括为政策的制定进行咨询、收集与提供材料、分析材料、设计政策方案、实施与执行方案、评估政策的效益等，同时介入决策层或关注与参与整个决策过程，控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积极参与决策过程，是近来应用人类学家实现自己的主张、计划与实践的新方式。
应用人类学涉及的范围极广，囊括了整体社会事实。其两种基本研究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和辩护—行动模式。应用人类学注重于决定、选择以及评估文化变迁过程中可资利用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行动，其间逐渐形成了价值中立的行动策略和价值介入的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20世纪最后20年，人类学理论发展在整个社会理论发展大背景下，与各种社会思潮碰撞、融合，批判发展了旧有的理论范式，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潮，将新实践论、反思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理论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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