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梳理会话分析的常人方法学渊源有助于加深对萨克斯“秩序无处不在”这一观点的认识，从而更准确地发现语料中反复出现和可观察的序列性特征。会话分析起源于常人方法学，以探究生活世界中社会互动秩序的微观建构为研究目的。常人方法学理论源自于加芬克尔对帕森斯行动理论的批判，吸收了舒茨的现象社会学中关于主体间行动意义的相关理论，在自下而上的生活实践中进行常识推理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动态的行动秩序观。
关键词： 会话分析; 常人方法学; 行动; 秩序; 主体间性;
一、帕森斯的行动观
帕森斯是美国结构功能分析和社会行动学派创始人，他认为社会主要是表现在人的行动上，只有在人的社会行动中才能看到一个社会的真实意义，才能解释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过程[1](P60)。他的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把个人行动作为研究分析的基本单位。行动单位主要包括行动者、目标、当前情景以及行为规范。帕森斯认为行动者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人的社会行为一方面受时间、地点、空间等物理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受文化、道德等社会规范约束。社会稳定性依靠行动者对行为规范的遵守，规范独立于个人，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存在，维持宏观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行动者意识中被内化的道德规范。帕森斯的行动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复苏时期，他的行动理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寻求社会稳定与平衡的心态，具有时代意义。但后来也有一些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批评。Wrong[2](P183-193)和傅正元[3](P67-68)认为帕森斯的行动者概念过于社会化，忽略了人们不遵循社会规范的的情况。他们认为帕森斯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低估了人们的工具取向，因而忽视个人利益。帕森斯认为社会规范是行为的动因，而Wilson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是可以解释的，而非规范主导的[4](P57-79)。Heritage认为帕森斯忽略了社会行为中人们对情景的理解、掌握和使用知识的情况，因为人们能不能理解情景是视情况而定的[5](P22-23)。
二、舒茨的行动意义
对常人方法学影响最大的是舒茨的现象社会学理论，他的基本理论取向为常人方法学提供了用不同于帕森斯的思路探讨帕森斯秩序问题的方法[6](P103)。舒茨认为现象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生活世界如此构造、生活于其中的行动个体如何认识其“生平境遇”和日常知识，他们如何赋予行动意义让日常生活世界如其所是地运行[7](P158)。个体经验如何为他人所知？人们如何交流和共享个体经验？这两个问题就是主体间性的两个基本问题。舒茨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充分地了解他人的个人经验,因为他人的视角是脱离了自我立场的外部视角，并且他人经验发生在与自我经验不同的物理位置，有着不同实践目的。然而，社会互动中的人们是基于共同视点而进行实践的，要求人们用交互的思考方式，构建一个共享世界，将立场的可交替性理想化。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建立在人们使用共同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用不同观念会使主体间难以达成相互理解。在日常实践中，这种交互的主观性不断地变化，为了维持共同的观念，自我需要时刻核查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预期。舒茨认为详细说明他人所做之事是推测他人心智的依据，这种推测是基于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日常推理。因此，舒茨将理解问题转变为行动秩序中主体间的认知问题，视角从帕森斯的宏观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生活世界中的主体认知。
三、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的行动秩序与行动意义
加芬克尔深受舒茨理论中致力于恢复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的思想启发，正力图通过“系统地破坏”人们用来维持日常行为的“意义结构”来分析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然态度和经验[8](P198)。日常行为的理所当然性使得人们对实践作出的努力是习焉不察的。因此，要想行动成为可观察的，就必须破坏这些想当然性。为了观察常规、稳定的日常行动的内在组织模式，加芬克尔做了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破坏了井字游戏(tic-tac-toe)的规则，并观察学生的反应[9](P201-206)。加芬克尔发现，即使游戏规则被人为地破坏，很多学生仍然在努力地维持原有的游戏规则，否则感到游戏无法进行下去。加芬克尔由此推论，成员之间建立的信任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按规则办事，并且利用这些规则建构自我行为，同时系统理解他人行为。人们需要不停地理解他们所处的情景，要求相互使用背景知识，致力于和他人建构一个共同世界。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的情景蕴涵了大量的假设，这些特征使得连续的意义建构不是通过规则制约的过程实现的，而是利用可以解释的资源来填补关于背景知识的假设。规则并不是去调节行为，而是起意义建构的作用。因此，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的要义可以归结为：主体间理相互理解的能力建立在对社会成员公开可用的社会规则之上，意义建构功能是组织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
总的来说，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秩序受道德驱动，舒茨认为是受认知驱动，而加芬克尔认为是两者的结合，维持立场的相互性不仅受认知驱动也是道德的应有之义[5](P119-120)。帕森斯强调的是理想化行动者的主观视点，认为维持共享的秩序需要大家共同作出努力，受社会规范和规则制约。帕森斯认为情景先于行动，行动意义来自于社会系统，是静态的社会结构观。舒茨认为维持共享的秩序需要站在平常人的视角，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有序性是基于自我与他人的交互主观性中建立的认知秩序，行动意义来自行动者的主观立场。加芬克尔认为规则首先建立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但这种社会知识不能用传统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中静态的抽象范畴(例如角色、地位或个性特征)的形式被充分地描述出来。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过通过环环相扣的行为来建构情景，社会规范在这样的主体认知交互行为中显现出来。因此，加芬克尔认为普遍理性与日常推理与社会行为直接相关，个人的解释与经验与其社会行为的建构直接相关。维系一个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并不一定完全由个人价值观或共同价值观决定，也需要靠成员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在完成行为和说明行为中同时实现的。换言之，社会规范是预设的，使得行动是可说明的。
四、常人方法视角下的会话分析
构成常识的思想不仅对于人的行为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也嵌入到社会实践和互动中，人们在其中将这些常识合理化，采用各种惯常方法赋予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的行为以意义，这样的辩证关系即常人方法学的“反身性”。因此，社会行动必定是可说明的，并且，对现实的说明和现实本身互为对方的构成要素[10](P40)。会话分析创始人萨克斯从常人方法学得到启发，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行为——谈话。因为，谈话总是在一定情景中发生，是人们日常行动的基本单位，谈话持续的过程需要交际者(包含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同关注和相互协作，从而建立一种秩序，话轮转换机制就是其最好的例证[11]。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会话分析学家通过一系列对会话常规的研究中发现，言谈互动行为中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有序的、稳定的、可识别的结构特征。这些有序性特征不仅仅是语言的，也是交际的特征。因为序列是执行行为的基本手段，所以序列和行为是会话分析的两大关键分析要素。
会话分析从微观社会互动视角，以说明交际者创造有序性为研究目的。梳理会话分析的常人方法学渊源有助于加深对言谈互动中秩序的认识，从而明确会话分析的基本研究目标，找准语料观察和分析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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