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利用系统思想资源来解释社会运行的规律,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诉求。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变迁观因其固有的简单化倾向,不能很好地解释日趋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基于复杂性思维的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性理论认为,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现象。
关键词： 社会理论; 现代社会; 社会变迁; 复杂性;
一、传统社会变迁理论概述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变迁通常被社会理论家视为社会秩序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而社会新秩序的生成过程则表征社会世界正处在变迁过程当中。可以认为,社会变迁涉及从个人层次到全球层次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之改变。事实上,在社会理论研究领域中,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探究,其涵盖的范围亦是非常宽泛的,正如波普诺所指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涵盖从对导致小规模变迁的特殊原因之解释,直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根本趋势的抽象而广泛的探求;不仅如此,发展这样的理论是早期社会理论家们一直以来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在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社会变迁属于“宏观问题”,社会变迁理论也往往具备“宏大理论”之特质,这些理论增进了人们对社会演化过程的理解。波普诺在其所着的《社会学》中,把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归整为如下四种理论[1]。
(一)社会文化进化论。
作为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者主张社会和文化随时间而演进是渐进式的,社会进化表现为从简单走向复杂。早期的社会理论家大都持有进化论的观念,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变迁模式都呈现出单线式的特征,即社会都沿单一的途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的单线性被当代进化论者放弃了,他们承认社会变迁是多线的,而且,尽管变迁的总趋势仍旧是从简单到复杂,但不同的社会将会各有不同的变迁模式。在当代进化论者看来,社会进化的总趋势并不一定朝向增进人类福祉的道路上走,并且,他们还认为这些变迁模式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变迁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控的。
(二)循环论。
循环论者认为社会和文化都在经历着一个无方向性的、连续的成长和衰落、挑战和反应的变化模式。斯宾格勒认为,和活的有机体一样,每一个社会都会经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童年期、成熟期、衰退期以及瓦解期。汤因比也认为,社会是循环发展的,并且这种循环是可以重复多次的。
(三)功能论。
虽然功能主义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如何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而不是社会系统本身可能会发生的变迁,但是社会变迁的经验现实又促使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一主题,不得不去探寻社会系统发生变迁的始因。帕森斯一方面认定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其自然之状态是处于平衡态;而另一方面亦认可社会变迁是可以发生的。他认为,社会系统发生变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源自系统的外部,另一个源自系统内部,因为系统各组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组分的变化必定会促动其他组分的变化,从而导致系统的暂时失衡。尽管社会变迁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社会变迁的进程将会十分缓慢。
(四)冲突论。
冲突论者认定现实社会是极不稳定的,社会变迁源自社会本身的内部冲突。达伦多夫认为,任何一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变迁过程,即社会变迁具有普遍性,并且任何一个社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出不一致和冲突,即社会冲突具有普遍性,此外,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对社会的变迁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二、吉登斯等人对传统社会变迁理论的批评及其超越
相对于“停滞”的传统社会,“变迁”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如同吉登斯所指出的,那些长期受到传统约束的可逆时间之社会,属于这种类型的社会就是那些“没有历史”之社会,都具有一个共同之特征,即: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生存性矛盾处于主宰地位,而结构性矛盾之兴起则激化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是,只有处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下,才使得这种过程变得趋于白热化。“与迅猛持久地发生社会转型的现代世界相比,传统帝国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似乎不存在变迁。”[2]但是,由于受到生物学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传统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研究模式基本上拘泥于线性科学范式。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遭致诸多批评,社会理论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传统社会变迁理论对社会变迁过程所作的描述和理解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社会变迁过程的呈现却是复杂的,且充满了偶然性,对于此,大多数的传统社会变迁理论,均未能对社会变迁过程之复杂性做出恰当的说明,因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一)吉登斯对传统社会变迁理论的批评及其超越。
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特别是进化论者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在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其过程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总体上讲,以进化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变迁理论明显地呈现出简单化特征,例如,从线性思维的角度出发,孔德主张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当面对当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本性时,这些社会变迁理论即刻显露出其解释模式的缺陷。它们试图以线性科学的思维范式并通过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对社会变迁过程加以说明。然而,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社会变迁实际上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的本相,其变迁的快速性和非连续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另外,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上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3]在其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强调了偶然性以及行为的非预期结果对于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他还致力于对各种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进行解构,特别是对在社会理论中影响至深的进化论社会变迁理论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按照吉登斯的看法,以进化论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其所提出的“调适”这一核心概念,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中所出现的人类社会主要类型的复杂性和相继发展过程,因为进化论在这方面表现出其缺乏经验证据支持的局限。而且,进化论在解释社会变迁时还表现出二条致命缺陷:第一,把人类历史硬塞到一个标准模式中,但在描述上却与这个模式根本不吻合;第二,把自己的理论与一系列站不住脚的支撑论点关联在一起。传统社会变迁理论未能处理好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反思性这一时代主题,在吉登斯看来,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思性破坏了任何打算旨在通过一系列单一绝对之因果机制这一途径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做法,因为理解历史“中”发生之进程的努力本身,不仅构成了“历史”内涵之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其本身亦是改变“历史”之一种手段。
为了在社会变迁理论领域批判和超越进化论思想,吉登斯首先列举了社会变迁理论中的进化论思想所导致的四种危险。第一种危险被称为“单线压缩”,即进化论者倾向于把广义进化压缩成狭义进化;第二种危险被称为“对应压缩”,即某些进化论者设想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对应于个体人格的各个发展阶段;第三种危险被称为“规范错觉”,即把力量上的优势等同于道德上的优势;第四种危险被称为“时间歪曲”,即进化论者倾向于把“历史”撰写成社会变迁史,社会的变迁与时间的流逝被看做是一回事,“历史”被混同于“历史性”。由于存在这样的理论缺陷,在经验材料证据面前,进化论者并未能成功地解释社会变迁过程,因而,人们有必要彻底地和进化论思想决裂。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了用于分析社会变迁的五个基本概念。
1.结构性原则。
它被用来分析制度之间关联的方式,社会系统同时兼有使动性和制约性结构性特征。在吉登斯看来,一方面,“社会”是以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作为其背景的,社会系统即从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却又根植在这些系统性关系之中,它们之所以能够凸显出来,其原因在于:跨越时空并且可以明确限定之全部“制度聚合”,是由确定的结构性原则推动产生的。“这种聚合是一个社会最最基本的规定特征。”
2.片断特征化。
它被用来勾划可比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片断性的,因而,可以用“片断”这一概念来说明全部社会活动。“如果将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的特征概括为一个片断,就是将这个方面看作是若干具有可以明确指定的开端和结局的行为或事件,它们还因此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序列……所谓大范围的片断,是指影响一个社会总体内的主要制度的那些可以识别的变迁序列。”社会变迁过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突发性。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突发性表现在:事实上,大量片段性的事件构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过程,而这些片断性事件之间并不都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或连续性;某些具有片段性特征之变迁会以较大的规模与较高之强度发生,其结果会影响现存社会之结构性原则,从而改变社会整体及其制度之组织形式。
3.跨社会系统。
它被用来详细说明不同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性总体的建构需依赖在沿时空边缘分布之跨社会系统的情境当中。在这种情势下,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同时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汇积而成。并且,此类多重复合之系统,既可以完全“内在于”社会,也可以跨越社会之“内部”和“外部”,进而在社会总体和跨社会系统两者之间形成诸多可能有的关联形态。
4.时空边缘。
它被用来指明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关联,即构成跨社会系统的不同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和权力差别。时空边缘现象可以被描述为:“在同一地理范围内,可能有无数社会虽然毗邻而居,但却没有多少直接接触,可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还隶属同一个中心的政治统治。相反,在这个地区,可能会存在一些在时空位置上相去甚远,但却存在密切关联的集团。”
5.世界时间。
它蕴涵着从受到反思性监控的“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局势。世界时间这一概念蕴涵两个重要因素,其中一个涉及到局势,另一个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两者都关系到限定人们对片断类型进行概括;在这里,可以用“‘局势’一词来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位置中,各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对某个特定片断的重要意义。在各种环境因素关联在一起的局势中,会发生一个发展过程。但即使这些发展过程‘结果’类似……这些局势之间仍然可能大相径庭。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必须要考虑人类反思性这个因素……如果对各种局势性条件有所察觉的人类行动者考虑到了这些条件,并且因此在行动中顾及到这些条件,那就不能将它们当作和法则的‘边界条件’相类似的东西来看待。”在“世界时间”中研究社会变迁,意味着必须强调不同形式的跨社会系统对片断之间的过渡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存在偶然性,因而所有的社会变迁也都会和局势关联起来。
(二)莫兰对传统社会变迁理论的批评及其超越。
莫兰反对在社会理论中一直存在的决定论范式,认为世界的演化,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充满了复杂性,而复杂性即有序与无序的对立统一。“无论在认识自然世界的领域里还是在认识历史的或社会的世界的领域里,都不可能把我们的观点归结为或是单纯的无序或是单纯的有序。”[4]只有把有序与无序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解读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演化规律。
由于“传统的文明生存于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确定性中,它们曾必须献出有时是由人类构成的牺牲来保证这个周期的正常运行。近代文明曾生活在历史进步的确定性中。意识到历史的不确定性是在今天关于进步的神话崩塌了之后达成的。进步肯定是可能的,但它是不确定的[5]。因之,莫兰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在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的概念,不仅仅意味着系统与数量很大的单位有关,还意味着:第一,相互作用的交叉重叠十分复杂,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人的思想也无法以分析的方式来理解。如果要设想整个系统或者仅仅一个复杂的子系统,那么只孤立地研究变量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多重平衡的系统会导致一些限制和出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也就是说会出现内部质的跳跃性变化,传统的分析对此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第三,复杂的系统运行中包含了一部分不确定性(噪声),而噪声会干扰机器[6]。社会演变是多重变化的产物;这些变化应被看做是连续性中的跳跃或中断,如果没有这些变化,连续性的事物就会成为纯粹的周期性重复;每个变化都可以被看做是一次中断,一切演变都可以被看做是组织的紊乱以及继之而来的重新组织,而重新组织之后又会受到新的变化的影响。一个具有不确定性(随机性)的事件可以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复杂性,因为这一随机事件能够动员起超越现有组织和重新组织的力量。在莫兰看来,不确定性在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在生活的历史上,在人的历史上,所有大的变化、所有大的进步都是那些看起来未必会发生的事情所取得的胜利。
三、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向度
(一)社会变迁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时常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恩格斯曾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7]在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性市场的双向作用下,当代社会的发展样态因其内部各组分在网络信息的强大支撑之下,在时空维度中展现出强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相互耦合以及相互联系之非线性特征,并且还显现出极强的整体性。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而社会发展进程时常会呈现出不确定以及不稳定特性,同时,因受自组织演化规律的制约,社会发展进程也会出现混沌特征,即:任何发展过程中出现之微小波动,均可能会导致发展进程中出现大的变化以及转向。在当代关于社会变迁的社会理论研究中,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多样性、偶然性、无序的重要性。吉登斯曾说:“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偶然的并且全部社会变迁都是推测性的。”[8]社会变迁过程充满偶然性。在任何一次社会制度变迁之初期,确实存在着诸多可供选择的变革方案,而这些各自不同的方案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势抑或劣势。其中,某种变革得以实现与被普遍接受之可能性,也主要取决于权力与财富之分配,那些控制了相对较多权力与资源的人,他们所选中的方案才有较大可能得到实现以及被接受;而一定的情景或偶然因素,又会影响哪种方案能够被控制较多权力与资源之人所接受。
(二)反馈机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看,正反馈机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这一情形尤其明显。《全球复杂性》作者厄里认为,从时空的视角看,全球网络的尺度非常巨大,而且还牵涉到网络内部各节点间紧密的相互作用以及网络本身与其他网络的相互作用,这常常会拓展网络的领地和扩大网络之影响。并且,网络并非单独地、直接地源于人类之目的与行动,其实,实物、电子文档、机器以及其他技术等也都会渗透于其中,进而导致网络出现“错综复杂”化的情形。“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社会网络,存在的只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牵涉到各种奇异的、复杂的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器物。”[9]在这种社会变迁模式中,各种关系对初始条件都特别敏感。发生在某地的微小变化可能会驱使系统进入一个完全迥异的状态,并且会导致系统分叉的涌现。微小变化的输入可以引发大规模非线性结果的输出。这些微小的变化甚至还能导致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能够通过正反馈得以非线性放大,并且被“锁入”系统之中,随着系统的演化产生大量的无法预见的、无法挽回的非线性后果输出。
(三)社会变迁走向的不可预测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发展趋向。恩格斯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样一种情形存在,即:“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社会变迁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人基于各种考量而作出的各种选择,即存在着复杂性理论所称的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分叉”。正是这种“分叉”的存在,使得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走向难以作出正确的“预言”。正如温奇所言:“纵然我们被给予了一系列特定的初始条件,我们也仍然不能就一种历史趋势的任何确定后果作出预言,因为历史趋势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牵涉到的是人类的抉择——这些抉择并不是被人类的先前的条件所规定的。”[10]
社会变迁的后果具有不可预测性。行动者在社会中的行动绝大多数都是有意而为的,但是其最终的社会后果并不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用吉登斯的话语来说,就是“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具备一定规模的任何一次变迁,均会打破主要的和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力量之平衡,进而引发后继的变迁,其中一些能够对社会结构产生未曾预料之后果。人们有意识设计好的变迁,往往会产生后继之未计划的、未预料的诸种发展态势,而这些发展态势从其特点以及范围上均异于原计划变迁的未曾料想到的后果,换言之,许多未曾预测到的后果根本不是原计划变迁努力的结果。在这方面,默顿和吉登斯的看法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俩人均非常关注社会行动者的有意行为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并把这种意外后果当作社会理论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默顿看来,考察社会行动者有意行为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理应成为社会学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吉登斯更为直接地指出:“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来看，无论我们怎样强调有意图行为的意外后果，都不会夸大其辞。”从社会变迁发生全过程的角度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变迁无论是大还是小、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不可预测的后果。“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而且，“‘社会力量’始终不过是在可以确定的具体情境之下展开的行动的合意后果与意外后果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从复杂性的角度来观照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的“有意图行动的未预期后果”这一重要概念，那么，这种出乎行动者预料之外的“未预期的后果”还会反馈到行动者的下一步行动中，并构成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又一个初始条件，由此还可能会生发出更多、更严重的“未预期的后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游离于人类自觉意识之外的意外后果均是利害并存的。它们对社会的作用及其影响，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可能在各种时空中被加以放大。
参考文献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埃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M]．上海:三联书店，2005
[9]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