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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 作者:李小元
发布于:2023-03-04 共7924字

  摘要: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定位、技术革新的数字化形势、职业教育的高阶化趋向,为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确证。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具体体现为产教融合、职普融合、理实融合。要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助推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利好生态,形成多主体共治、多向共生的职教治理结构,建立互惠双赢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探索高质量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改革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产教融合;职普融合;理实融合;

  Abstract:The typ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the digital situ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the high-level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nfirmation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avorable ecolog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 ation, form a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multi subject co-governance and multi-directional symbiosis,establish a mutually beneficial win-win guarantee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 explore a high-quality reform path of employment-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Keyword: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当前,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及跨领域特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如何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改造传统发展范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职教高端发展新模式,构建新时代职业教育新生态,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由“工业化”向“智能化”的加速迈进,是摆在职业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本文基于职业教育嬗进历史、本质属性乃至时代关切的视角,探索了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理念与机制,以期为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缘由

  职业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技能传承的有效载体,每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技术革命的冲击,都会使其办学主体、办学功能和具体形态出现新变化和新形态[1]。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是手工业经济时代,以“技艺”为主的职业教育在劳动现场开展,基本采取“家传世学”的世袭制度,教育效率低,而且极少采取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方式[2],学徒制的等级森严,手工业学徒的地位低下。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发生了以机械化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产业革命,班级授课制对教学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学技术理论知识改变了以往实践经验总结的状况。

  19世纪中后期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电气化时代,专门的培训学校取代了行业和企业,成为了专门的规模化的办学主体。但是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从未中止。与此同时,德国双元制办学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升级,颠覆了手工业时期的传统人才标准体系[3],英美国家开始通过立法将职业教育作为正规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变革,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与职业教育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从各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嬗进一直遵循着“融合”的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协调一致、互利互惠,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也改变了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教学形式,职业教育的发展反哺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腾飞。以基因学、人工智能、机器人、纳米技术、3D打印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以深度网络化、生态化、智能化和生产组织分布化为显着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到来,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也为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性确证。

  (一)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定位需要推进融合发展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于弥补传统理学缺憾的“救亡图强”。职业教育诞生之初就和传统教育在发展模式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逐步成为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层次”。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都鲜明地树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构建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是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逻辑主线。我国产业升级与目前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引发了全社会和国家决策层面的思考与讨论,确立了“技能型人才也是人才”“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社会基本观念,从而促成了发展职业教育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我国职业教育迈入新时代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巩固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畅通各种衔接关系,尤其要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搭建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别的制度平台,获得更大的教育话语权。由此可见,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走职业教育与其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融合发展路线,通过与行业企业等主体的深度融合,与企业产品标准和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取向的无缝对接,实现职业教育面向人人、促进就业的价值属性。

  (二)技术变革的数字化形势需要推进融合发展

  为适应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把握数字化发展的重大契机,职业院校需要整体性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全方位推进学校改革创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促使人才培养目标由工业化时代受控于机器的人才向智能化时代控制机器的人才转变;使教师由原来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变成会指导学生学习的人,指导学生如何搜集、利用、处理信息[4];促使教学方式由传统教学模式向未来课堂、未来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对现代数字技术与教学范式的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的“技术牵引”性,积极应对数字化岗位对人才抽象思维能力的诉求,突出职业教育与产业前沿的深度融合,依托校企之间联合技术攻关,促进职业院校科研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企业技术革新及时内化为教学内容,促进职业教育及课堂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构建起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教育教学管理服务体系,形成世界一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创新与实践高地。

  (三)职业教育的高阶化趋向需要推进融合发展

  近年来,从“职教20条”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从《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到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国家制度性的顶层设计连贯性地释放出发展职业本科、健全职业教育体系的价值导向。事实上,职业教育的高阶化发展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学历提升的诉求,也是基于高端技术岗位对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知识结构、能力体现的高端诉求。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应以面向市场需求的产教融合为生命线,校企深度合作、协同育人、抱团发展,产学研一体推动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技能迭代,确保教育教学实践始终适应技术进步升级、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坚持融合发展路径,破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立障碍,在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底色的类型教育体系中,积极吸收借鉴普通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培养适应时代、适应未来的新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融合

  二、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技术变革的数字化取向、教育体系的高移趋势,以及职业教育的类型本色,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坚持融合发展。具体而言,需要在战略层面、内容层面、方法层面全方位推进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一)战略层面: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推进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相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之间的有机融合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性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对于全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提高教育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意义重大[5]。世界各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产学研用一体化深度融合,让科技研发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法宝。让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和实践教学中来,是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要途径。校企互惠共赢形成“校企利益最大公约数”机制,形成先进技术“你有我用”、尖端人才“你来我往”、就业岗位“你需我供”的良好局面。加强与行业领先企业、机构合作,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双主体协同开展专业建设、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已经成为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要以特色产业学院建设为载体,通过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特色发展。要聚焦发展动能,加强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设置新兴专业,改造传统专业,将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实现校企精准对接。坚持和完善专业评价与红黄绿牌制度,推动专业与市场接轨。

  (二)内容层面:探索学生未来发展双通道,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合

  普职融合不仅有利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互通,破除单一路径的发展壁垒,实现人才的贯通式多元化培养,也有利于改善社会就业生态,促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才强国,从而优化和健全国民教育体系,促进教育的优质发展。推进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不仅要强调知识和技能的传递,更要强调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反映在实践领域,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和完善复合育人,强化主干专业学习和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强化学生跨界复合学习,强化学生职业素养与身心健康训导,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职业生涯拓展能力以及幸福生活创造能力。开发学生成长与能力测评系统,建设以职业能力清单为中枢的能力互通互认平台。试点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转换,推进区域内学分、学历、学位和资格互认。充分尊重学院(专业)和学生的选择权,完善和拓展专业设置与管理办法,调整和完善专业学时学分总数设置与管理办法。逐步探索学分互认体系,通过联合一批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建立学分互认联盟,开展局部试点,推进发展通道融合。在此背景下,建立职普教育体系的学分互认标准与机制,促进职普教育体系的共通共融,为个人终身教育及职业规划与发展提供指引,非常必要。

  (三)方法层面:实施“岗证赛课”综合育人,推进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多教师没有认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复杂性和应用条件。如果片面强调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就会存在唯理论、唯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实际的教学管理和实践中不能自觉意识到其存在或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以“理实融通”“理实一体化”名义开展的项目制、学徒制和翻转课堂教学效果仍然不理想,亟需探索具有职教特色的理实融合模式。以教学做合一为代表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为理实融合提供了典型范式。其关键点有三:一是基于岗位技能标准设计课程结构。真实的岗位环境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起点。要通过岗课对接,将实际工作岗位情境转换为教学环境,将岗位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技能、工作规范等转换为课程体系、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在仿真环境下开展理实一体的课程教学。二是基于技能大赛重构教学内容。“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是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应将权威性竞赛的各个环节融入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课程资源建设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研究技能大赛的项目设置、比赛内容,提高人才培养与技能大赛的吻合度,形成“德技双修、示范引领、赛教融合”的良性互动。三是基于行业标准实施课证融通。联合世界500强企业和龙头企业,共同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并将技能等级标准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最新行业技术、体验最新行业应用、接受行业专家的指导,将行业标准、产业需求与学校教学相结合,实现课证融通。

  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实施保障

  科学有效的保障机制是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持续推进、顺利展开的关键环节,需要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学校等不同主体的权责义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营造、多元共治的校企共同体构建、校企合作保障机制规约,以及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等维度提升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实效。

  (一)构建助推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模式的利好生态

  职业教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职业教育是一个子系统,与教育大系统和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物质交换,这属于职业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这种外部关系规律表现在“影响”和“制约”两个方面。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当外界的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要变革的时候,职业教育内部必然要受其制约和影响。从目前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核心要素来看,职业教育基于类型特色发展管理体制架构尚未形成、运行机制缺失、制度法规不健全、“双师”团队缺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和影响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改革与创新的重要生态因子。基于此,应突出政府的政策导向,突出行业组织的规范引导,突出企业的社会责任,突出职业院校的主动作为。要充分借鉴英国“工读结合”、德国“双元制”、美国“合作教育”等发达国家推动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变革的经验,观照质量时代、智能时代对产业转型升级与未来产业人才技术技能的叠加影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生态。

  (二)形成职业教育多主体共治、多向共生的治理结构

  在职业教育发展新时代背景下,要转变传统的治理思路,通过深化职业院校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基于既涵盖教师、学生,又包括政府、企业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共治的治理模式,让职业院校不断从外部环境获得生长养分让合作共赢、多元开放成为学校治理的主要基调,各利益相关主体从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积极参与出谋划策,进而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融合发展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路径,其核心标志是教育和产业在体制机制上形成突破,建立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加准确的对话机制。特别是现阶段,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体制突破和制度保障,校企合作建设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直接制约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整合最优资源的典型策略,就是构建“面向科技前沿、行业产业、区域发展、创新创业重大需求”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建立新型示范性应用学院或产业(行业)学院,培养国家和地区急需、国内一流的高素质创新型技能人才。在建立行业特色学院、跨学科专业的教学或学习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特色产业学院理事会和政校行企多方参与的产学研用指导委员会等促进跨界的交叉的组织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工作格局。职业教育治理也正是在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公开性、公义性和公益性的集成[6]。职业院校作为黏合剂,应消弭差异,构建合作机制,形成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共同发力、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治理格局。

  (三)建立有利长远、互惠双赢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从企业行业层面而言,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不足。另外,国家从宏观政策上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行了系统谋划,但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政策落地有限。职业院校如何破解融合发展存在“一头热、一头冷”的“壁炉现象”难题,科学构建促进政校行企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制定实施措施:

  一要建立成本分担机制。政府财政承担了产教融合的最主要成本,企业虽然以学徒制等形式在校企合作中承担了一部分成本,但从总体上看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校企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学校提供理论教学和部分基础技能训练的场所,配套相关教学设备,企业在内部建设专门用于实践教学的培训中心或岗位学习场所。建在企业的实训基地,以企业投入为主;建在学校的实训基地,以学校投入为主。政府以项目或奖励的形式分担部分运行成本。

  二要建立校企师资双向流动机制。要构建赋能型师资管理体系,深化四项制度改革,培育利于教职工干事创业的优良“软环境”。健全优化“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校企人员“能来能往”的互通机制。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完善“评聘考奖”系列制度指标体系。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体现知识价值和业绩导向的薪酬体系。校企双方要共同制定人事聘用管理考核制度、师资双向流通与管理原则等,制定实践教学细则、联合课程考评办法等,通过规范组织构架和制度建设,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

  三要完善校企文化融合机制。产教融合归根结底是双方之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融合。只有实现校企之间的文化认同,才能更好地在相互借鉴中创生出新的文化和效益。因此,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以校企党建共建为突破口,推动校企文化共建,实现产业文化和专业文化共融、互通,形成特色产教文化,形成一批产教共荣的专业文化建设成果。与此同时,还应立足职业技术教育类型属性开展职业教育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融入工业文化、劳动文化、劳模文化、工匠文化等文化内核。重树产教融合、校企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其特有的方式作用于校企制度体系,促进各利益方的求同存异,实现校企合作固化于制、内化于心的目标,塑造校企和而不同的制度文化,统领学校产教融合工作。

  (四)探索高质量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改革路径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技能中国、制造强国的根本要义,是树立职教形象口碑的根本举措。目前职业教育领域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仍然难逃普通教育的窠臼,缺乏对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系统思考,更是缺少从产教融合的角度讨论教学的整体改革。要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如专业设置不适应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单一、开设课程不合理、课程内容与实际脱节、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等现象,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和人才培养方案,这对于加快形成职业教育教学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具有现实指导价值。作为一项协作性的工作,职业教育教学应进一步特色化。“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学校知识生产者以及教育和社会变革关键人物的工作应得到认可。这就意味着必须支持“双师型”教师享有自主权和自由度。要重新定义职业院校的培养规格、办学定位、课程内容、考核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的标准,以此来适应未来的变革。基于融合发展角度的、基于类型特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界定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特征,提炼其要件、要素,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阐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为职业院校教学变革的基本配置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有利于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变革框架及运行管理机制,从理论上回答何种职业教育治理结构才是科学完善的教学运行结构、西方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和管理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借鉴等问题;有利于从理论上厘清专业教学标准设计、学分银行制度,从而科学构建产业界和教育界双主体育人机制。

  参考文献

  [1]王亚南,石伟平职业教育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的战略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9(4):64-70.

  [2]韩静,张力跃.我国古代手工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辩证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 2016(8)-89-93.

  [3]刘杰,付晓春.浅析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意义维度[J]职业时空, 2007(13):40.

  [4]文杰转型的力量: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的影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33):5-12.

  [5]马树超,郭文富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7):13-18.

  [6]濮海慧,邓宏宝.利益相关者视阈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研究[J]中国职业教育, 2017(12):48-53.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原文出处:李小元.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06):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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