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观是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教条化和非生态化倾向，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生了新变革，被赋予了时代内容，重新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内涵。自然观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变革。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一、“赶超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模式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种发展观被一种“左”倾冒进式的“赶超”发展观所取代，给社会的正常生产、人民的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赶超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模式致使环境破坏严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西方国家封锁包围之中，国内生产力水平又极为落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英明决策，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760,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富强的工业化国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所确立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甩掉贫穷落后帽子的强烈愿望酝酿出急躁的情绪，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早期适合国情的发展观很快被一种“左”倾冒进的“赶超式”发展观所取代。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工作开始出现“左”倾冒进倾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1957 年，中央提出中国要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等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到了 1958 年，我国进一步确立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由此进入了“大跃进”时代。“赶超式”发展模式的确立，人们加快经济发展热情的不断高涨，使“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等口号深入人心，并逐步成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理想和行动指南。毛泽东对全国这种改造自然的热情和意志十分赞赏，曾满怀激情地说：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
[2]253“人定胜天”等激进观念在后来近 20 年时间的实践中，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进行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对自然造成极大破坏在内的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许多地方大量砍伐树木，开垦草场，围湖造田，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人口也急剧膨胀。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调控机制，这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片面性、粗放性甚至是破坏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调、惊人的资源消耗，同时也造成了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尤其是对“赶超式”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发展模式。邓小平指出： “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3]368这对于纠正极“左”错误、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度阶段性地出现了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经济过热的现象。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人们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掠夺式的发展虽然使社会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增长，但造成的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惊人的。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资源能源消耗及环境承载力限制之间的矛盾突出，同时，由于处于国际分工不利地位，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许多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在得到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较为严重。
2.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必须以巨大的工农业产能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自然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率的先天不足性，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加突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日益成为约束生产发展的瓶颈。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水资源普遍受到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源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大气环境状况堪忧，特别是城市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许多地区连续出现雾霾锁城的现象，给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带来巨大挑战。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制约”.《1999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结论是“我国环境形势仍相当严峻”[4].公报显示，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巨大，整个区域生态系统呈现出从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转化的危险态势。美国学者荷尔曼·格林认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同时中国的增长也导致了生态灾难。格林指出：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世界 20 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居然有16 个之多[5].面对不容忽视的环境压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的自然观念和发展理念，以便于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路径上寻找出一条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路径。
二、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发展
历史和现实提醒着我们： 过去那种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机联系并造成了人与自然疏离与对立的自然观是根本错误的，社会发展必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本观念。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生了一系列新变革，这种变革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认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化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对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有所认识，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提出并确立了实行人口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理论的运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发展中人口规模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发达阶段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领导经济社会建设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了“加快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思路，确立了“综合治理”“注重保护”的基本思想。1982 年，邓小平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3]21的号召，并多次强调“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鉴于历史经验，邓小平反对把发展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单一发展，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决不能单打一。强调我国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要从国情出发，而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并将此提升到我国发展战略的高度。1990 年，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就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做出指示，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做一体性考虑，他说： “对这次统一思想，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3]363这表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视域中，发展不仅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道德等全面发展的内容，而且发展必须注意保护环境，造福后代。
2.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新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人口剧增、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严峻生态现实。
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社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面对国内生态环境实际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符合的生态发展新观点、新举措。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环境保护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形成并确立了一系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新理念。江泽民指出： “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534他还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是要进一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6]534.1992 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向世界郑重表明中国保护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