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与我国科技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联系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内容，也是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研究传统的形成，我们可以从1956－1966年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文献的主题内容中窥见一斑。1956—1966年，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和形成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最佳时期。因此，本文选择以这一时期为例，考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20世纪3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后来学科的确立作了重要准备。对于这一段历史，于光远先生指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一开始就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与群众结合中进行的。
这个优点和特点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2］(P8－9)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理论作为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武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具有同群众实践相结合的特征，这一特点在1956—1966年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尤其明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1956年3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规划会议召开，会议制订和通过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划草案》)，在这次会议上把“自然辩证法”确立为一门学科，《规划草案》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拟定了九类题目。其中第九类研究题目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这是当时学界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一类题目，龚育之把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研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3］(P23)。我们通过网上检索和图书馆库本资料查询1956—1966年间国内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期刊杂志，如《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科学通报》、《红旗》以及这有关学报等，共得到有关“科学技术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共计492篇。通过对492篇论文的作者和内容进行分析和梳理发现，从作者队伍看，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哲学界的学者外，也有众多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科学技术论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实际，把经验和体会上升到理论，提出了真知灼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从内容上，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即自然科学与生产、自然科学与政治、自然科学与哲学、自然科学与群众运动、科学的自主性及其发展规律以及科学工作的开展与科学队伍的建设等①。下面我们将从这六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论点。
一、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的关系
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的关系，即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技术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对这一问题作了较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和论证。恩格斯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劳动和科学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4］(P453)，并认为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就是科学的贡献。这应该是恩格斯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最初表述。恩格斯在后来的《自然辩证法》中又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5］(P280)这里指明了生产的发展对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为写作《资本论》准备的手稿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科学发展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等等。
基于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自然科学和生产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发表的论文上看，涉及这一主题的论文最多，约占论文总数的33．5%。
近现代科学史表明，自然科学只有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质的飞跃;科学也只有与生产密切结合，才能作用于生产。龚育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早，理解也最为全面和深刻。他指出:一方面，“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源泉，是检验自然科学知识的标准”［6］(P9)，“生产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6］(P11)，它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方向、速度和限度，即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进程;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以自己的发现为解决生产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引起新的生产需要。”［6］(P12)换言之，科学是适应生产的需要而发生和发展的，反过来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推动。刘仙洲、姚传旺等学者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如刘仙洲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当开始和继续推进时，主要是由生产上的需要。到科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有一部分所谓理论性的科学发生，但是它也必须是在原有的经过实践或实验证明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地经过实践和实验的证明，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成为有价值的理论。”［7］(P25)丁颖还从农业科学的角度论证了自然科学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等等。总之，作者们普遍强调了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的重要性，在此我们不一一赘述。另外，这一时期还译介了一批原苏联学者的文章，如涅斯米扬诺夫的长文《科学与生产》(1956)、马采普罗的《农业科学要为生产服务》(1959)、以及格涅坚科的《数学在发展技术和生产中的作用》(1963)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科学与生产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上讨论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这也是文革前10年我国科学家能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取得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并涌现出像卢嘉锡、钱伟长、华罗庚、袁隆平、刘东升等一批科学大师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是后来由于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倾向的影响，人们过分夸大了自然科学对于生产的依赖性，导致物质生产领域里的“浮夸风”较为普遍，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沉痛教训。
二、关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心，这方面的论文共计147篇，约占科学技术论总数的29．9%。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结合国家科学事业建设的实际，对党的领导、社会制度对科学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红”与“专”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内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而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严峻局面，为了使中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于1956年第一次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党中央对科学事业的强力支持下，广大科学工作者甘愿放弃各自的研究偏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需要中去。
研究者结合当时科学工作实际，论证了党的领导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并不限于给自然科学创造合适的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还深入到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本身。这是指:党确定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党组织自然科学的队伍，党给自然科学以研究的工具。”［8］(P2)另外，李四光的《党能领导科学工作》(1957)、华罗庚的《我坚决和党一条心》(1958)、李明哲的《党是如何领导科学大跃进的》(1958)以及容庚的《科学工作必须依靠党的领导》(1958)，等等，诸多文章讨论了党的领导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者一致认为，巩固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方能使科学研究从少数专家垄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中解放出来，从脱离现代科学水平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
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红”与“专”的关系。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这是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杜润生认为，“以红带专，乃是科学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规律。”［9］(P515)王南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专家，和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专家，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专家，首先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他们在政治上、感情上是和劳动人民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10］(P24)另外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重要性，等等。
关于社会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龚育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自然科学工作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手中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自然科学发展速度的快慢决定于社会制度的好坏”［11］(P4)。杨承宗的《从人出发的社会主义科学》(1957)、沈善宝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芒万丈，祖国科学事业繁荣前景就在眼前》(1958)、熊毅的《总路线照耀下土壤科学工作的发展方向》(1958)等，分别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优越性。另外，苏联学者的文章，如巴诺夫的《科学与社会主义》(1958)、涅斯米扬诺夫《苏联的科学是党的科学》(1959)、涅斯米扬诺夫《科学和共产主义建设》(1959)以及凯尔迪什《苏联科学与共产主义建设》(1961)等，较全面深入地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科学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在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工作者永远有自己的祖国。强调科学工作与政治的关系，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体现。爱国主义有时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动力，能够把科学家的好奇心、兴趣发挥到极致，使潜在创造力极大地被激发起来，做出惊人的贡献。因此，强调科学工作者要“红与专”在当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后来由于受苏联科学运动的影响，片面地夸大了科学工作者政治上的“红”，自然科学成果也被当作意识形态，导致很多科学研究被贴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标签，从而给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造成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后以上做法才得到了纠正。
三、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二是自然科学是哲学发展的基础。关于第一方面，恩格斯曾告诫科学家:只有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才能给予自然科学的发展以正确的指导，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会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
这一时期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论文共有90篇，约占总数的22%，体现了学者们对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比较重视。
第一，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对于科学工作者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从根本上，从全局上来理解整个自然科学，即根据一定的世界观形成科学观;另一个方面是: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锻炼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12］(P1)李宝恒进一步地分析指出:“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是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各门自然科学知识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唯物主义哲学应当从各门自然科学得到充实并完整起来。而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指南，它从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上给予自然科学的发展以极其深刻的影响。”［13］(P1)另外，彭瑞聪的《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自然科学摆脱唯心主义影响而斗争》(1957)、潘梓年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联合起来》(1958)、朱洪元的《物理学的新发展需要哲学的帮助》(1958)以及《把哲学变成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手中的锐利武器》(1964)等，均强调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工作的意义。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于光远发表长文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指出:随着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更加丰富和深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门科学又具有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帮助确定科学的对象和方法论;其二，为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思维的帮助;其三，帮助扫除唯心主义哲学对科学的侵蚀［14］(P120－121)。沈同同样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生义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印证和滋养，反过来指导并加速自然科学的发展”［15］(P12)。另外，丁石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发展数学科学的指导作用》(1957)、唐稚松的《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1957)、潘菽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57)以及葛力的《自然科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1957)、裘维藩的《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1957)，等等，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了马列主义哲学指导对于加快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工作的关系。樊万清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对于数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数学科学不仅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而且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健康发展。”［16］(P585)另外，孙吉的《毛泽东思想对发展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1960)、艾思奇的《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十五年》(1964)、于光远的《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1965)以及唐敖庆的《毛泽东思想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1965)等，讨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四、关于自然科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
关于自然科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这三项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认识事物、获取真理的源泉，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公式“实践—认识—实践”概括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南。这一时期的众多专家、学者根据科学工作实际对在科学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的文章共39篇，约占论文总量的7．9%。归纳起来，主要理论观点如下:(1)以任务带学科的需要离不开充分发动群众;(2)一些经验性较大的学科，离不开群众运动的支持;(3)科学问题的多学科性，需要多单位多层次人员之间的合作;(4)国家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科学工作者队伍的积极参与。
第一，论证了“以任务带学科”的需要离不开充分发动群众。发展国家科学事业，离不开群众运动的支持。“要发展科学，就要从生产实际出发，要从生产向科学提出的任务出发来带动科学，就是以任务带科学。”“科学绝不能只是依靠少数专家来办，必需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来办，即是发动全党全民来办科学，这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另一根本性的问题。”［17］(P8)换言之，科学只有在为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迅速发展。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出发寻找科学问题，常常牵涉到多学科，需要多个科学技术单位的联合和分头承担，如此一来，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贯彻群众路线才有可能。
第二，一些经验性比较强的学科，如古生物、农业科学等，由于这类课题综合性强和工作量大，离不开大量人员的参与，发动群众可以弥补科学工作者人员之不足。牛兆勋的《认真贯彻考古工作中的群众路线》(1959)、穆恩之的《古生物工作必须大走群众路线》(1959)以及俞启葆《从我国农业科学特点谈谈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1959)、侯光炳的《土壤调查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1958)等，分别指出在考古工作、古生物学、农业科学和土壤学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第三，对于科学研究中某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以群众路线的方式进行可以集思广益。樊万清指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既必须发动教师群众，也必须发动学生群众。”［16］(P581)就工作路线来讲，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就学术观点来讲，必须“百家争鸣”;“科学研究中的群众运动是最大规模的百家争呜，也是最彻底的百家争鸣。”［16］(583)于光远进一步认为，“搞群众运动可以大大加速科学和技术事业的发展，不仅因为人多可以完成巨大的工作量，而且还因为发动群众大搞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扩充，产生出在少数人冷冷清清研究时很难产生的许多重要科学思想。”［18］(P21)另外，许多学者如林达的《批判对待群众运动的错误观点》(1959)、龚进的《谈谈我校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1959)以及吴绍睽《我对于在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些理解》(1962)等，结合实际工作经验，认为群众路线是发展科学的一条基本路线。
诚然，自然科学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大批科学工作者的参加。新中国创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科学工作者数量少，研究基础薄弱。为了实现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对于一些经验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广泛吸收群众的生产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群众尽快地掌握相关科学知识，提高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加速科学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事实上，我国正是通过这种“全民办科学”形成的一股洪流，国家第一个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划》的部分任务提前实现，并开展了许多新的重要项目。然而，我们知道，科学劳动作为一项探索未知的复杂的脑力劳动，毕竟与一般的生产劳动不同，它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所从事的一项社会活动，自主性和独立性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常规情况下，发展科学不可以简单地靠发动群众等外部因素来实现。事实上，后来由于过分夸大了工农群众实践对于科学进步的促进作用，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及与其一起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群体在“文革”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国家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五、关于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及其规律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共有30篇，约占“科学技术论”文章总量的6．1%。这说明科学的自主性及其发展规律也进入了当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关于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及规律。马克思指出，科学与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一样，“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9］(P82)一方面，科学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性，是一种精神生产;另一方面科学同其他生产形态一样，也是社会性活动，它与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这里，马克思在强调科学发展对于生产的依赖性的同时，肯定了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科学在近代加速发展的原因时指出，科学实验从生产中独立出来并得到发展，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而间接地强调了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第一，关于科学发展的自主性的讨论。龚育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一方面，对生产的依赖关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作为一种认识运动，还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有它内部的矛盾运动和继承积累关系，以及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11］(P4)关肈直从数学史的角度指出，数学科学的发展“直接间接依赖于生产实际的于需要”［20］(P6)，有些数学理论的产生并不是直接由生产实践的需要引起的。数学的发展既受社会实践的推动，又具有它自身的内部运动规律。
第二，关于学术争论或学术争鸣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的讨论。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有谈家桢的《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努力》(1958)、曹日昌的《由学术批判明确心理学家的研究任务》(1959)、曾近义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因问题》(1962)，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这一时期学者们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的自主性及发展动因和规律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强调科学的发展不仅受生产实践和社会需要的推动，而且受到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在动力的推动。
六、关于科学工作的开展与队伍建设
科学工作队伍建设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关于这方面的论文约21篇，约占总数的4．3%。从这为数不多的论文中，仍然可以发现学者们较有见地的观点。
第一，关于科学规划和计划的问题。叶诸沛、龚育之等提出了对科学研究进行合理的计划或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叶诸沛对原苏联的计划科学大加赞赏，“苏联在近三十年来‘理论结合实际’中所演发出来的一门新的科学———计划科学”［21］(P8)。
龚育之讨论了科学计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生产对科学的需要的现状和前景，是可以知道和加以计划的，科学发展的规律及其对生产发生作用的规律是可以知道的，因此，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近期的或远期的目的来计划科学研究工作。”［22］(P21－22)陆叁论证了制定科技政策对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工作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完成任务”，一是“发展学科”。其中，“‘完成任务’是目的，‘发展学科’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必要的手段”［23］(P25)。从国家当前的或长远的需要出发提出科学工作的任务，根据任务的性质，组织各有关科学部门的力量去完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丰富了各门科学的内容，从而带动各门科学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和顺利完成任务，合理的科技政策十分必要。
第二，关于科学队伍的建设问题。发展国家科学事业，扩大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培养出足够数量和质量较高的新生力量，是一个重要环节。针对当时科研人员数量较少，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之间人员调整的矛盾，汪堃仁认为:“要集中一批具有领导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优秀的专家到研究机构，同时也要求他们集中起来为某些专业科目开一些专门化的高深课程”［24］(P92)，以培养年轻研究生独立工作的能力。选拔和培养科学人才，需要有长远的和全面的规划。杨朝俶指出:“建立一批重点的高等学校、研究所、实验室，它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科学的发展和优秀科学人才的成长都起着积极的作用。”［25］(P5)针对一些高级科研人员被委以行政领导的职务的现象，朱鹏程指出:“科学研究人员，兼任行政职务的，今后应该大力使他们摆脱事务性的工作，鼓励他们专心从事于研究工作。其他的研究人员，虽然不是什‘长’也应孩受到普遍尊敬。”［26］(P352)另外，苏联学者吉里林在《科学干部的培养》一文中较详细地讨论了苏联培养青年科学家的基本要求和措施［27］(P45－47)等。
综上所述，1956—1966年学界主要围绕科学与生产、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群众运动、科学与哲学、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及其规律以及科学工作的开展与科学队伍的建设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基本原理展开了较全面的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论研究具有如下突出特点:第一，强调了生产实践对自然科学的决定作用，而对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所轻视;第二，强调了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弱化了自然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第三，强调了科学研究“以任务带学科”的特点，而相对忽视了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第四，强调制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计划对于加速发展科学的意义，而忽视了自由探索式科学的基础重要性;第五，强调了科学队伍建设中的专业能力培养，而忽视了对未来科学家的科学兴趣的培养。在研究视角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和哲学研究两方面，而关于科技文化学、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则不多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观点的阐释上，对某些原理产生误读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较早探索，毕竟为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的奠基迈出了坚实而又重要的一步，其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或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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