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科学研究中相关知识基础的不确定性为国家纳米技术创新和纳米技术产业化、社会化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填补纳米规制的合理性依据需要相关多学科的知识多元增长和技术治理的长期努力,以公众认知及技术评估参与活动为基础的纳米技术决策已成为各国纳米科学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1 纳米技术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1.1 纳米技术风险治理困境的凸现
纳米技术是当代高技术代表,高技术在特定时期是指能够代表最高发展水平的各种技术的集合.
随着纳米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纳米产品将大量为公众所使用.纳米技术研发、产业化政策制定、监管等各决策评估领域都需要科学研究提供知识依据.公众对纳米产品的健康、环境风险认知,不单纯依靠科学技术专家的知识论断,其风险感知也取决于消费者经验和对政府技术治理监督能力的信任等相关因素.纳米健康、环境风险科学争议事件容易引发公众对纳米技术产品的恐慌甚至排斥.因此,在纳米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管理者和公众对纳米技术产品的风险知识的沟通将决定纳米技术社会建构的进程.新兴技术的公众认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公众参与平台框架的建设成为各国探索的重要问题.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在高技术对社会的强大影响下,一旦技术负效应甚至技术灾难出现,将会造成社会、机制、公众行为等各种失控情形[2].因此,探索应对技术灾难的弹性机制,形成系统性、创新性的解决办法成为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纳米知识不确定性的科学研究阶段和纳米技术产品市场化的不同表现阶段,科学知识传播和产品安全争议事件的交流采取合适的公众参与形式,将是促进公众与科学家以及管理者沟通的必要途径.在涉及纳米风险的管理环节中,采取何种形式将公众引入评估中,考察公众对纳米技术的认知和纳米风险感知程度,掌握了解公众参与纳米技术社会评估的意愿,分析公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将是纳米技术管理者对引入公众参与交流的时机及模式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
1.2 将公众参与引入纳米风险治弥补理传统专家治理的不足
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可以归功于其确定性、专业性知识探索的成功.然而人类科学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及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日益显露,这给依赖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技术政策制定,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带来了危机,也使提倡"技术按照自身逻辑自主发展"观点的传统技术自治理论难以自足.德国斯图加特风险社会学家瑞恩和美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纳米技术委员会主席罗科(O. Renn,M. C.Roco)[3]在构建纳米治理框架中将公众对纳米的风险感知和接受程度纳入国家纳米治理的总体框架中,如图 1 所示.
当代公共事务的决策一般是以科学技术专家意见构成咨询的知识基础,科学技术专家通常以其研究领域的学科知识为认知基础提供咨询意见.但以学科知识为认知基础的专家无法避免其决策行为中的自反性,科学的技术决策需要引入其他的干预因素[4].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分析了科学研究中科学技术专家学科范式的局限性,以及专家在对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时,个体的理性认知能力也存在个体差异,进而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5];英国科学学家贝尔纳针对科学发展的现实,提出了对科学自治的质疑,进而分析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他提出未来的任务是促使公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以便和科学家一同努力,推动实现科学所描绘美好远景的可能性[6].
纳米技术领域也同样受此理论思潮影响.在 20 世纪初,纳米领域科学家就指出纳米技术发展空间很大,未来发展需要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避免误解,并慎重提出纳米技术的未来掌握在公众手中.2004 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学会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不确定性和机会》一书中指出,公众对纳米的感知和态度将是实现纳米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7];2002 年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士指出我国公众对纳米技术存在一定认知偏差,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容易出现对纳米理解的庸俗化,这将影响我国在这一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8].
作为技术产品消费主体的公众是否接受高技术风险,将决定高技术社会建构的形成及持久性.技术导致的危险是否被公众认为偶然性的、潜在灾难性的或不受控制的是比专家对技术危险估计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15].因此,纳米技术产品风险的公众认知、评判和接受是最终决定纳米技术在我国应用的命运.公众对纳米技术产品的接受与公众对纳米技术治理阶段评估公众参与度息息相关,因此公众是否愿意参与纳米技术发展决策是公众参与的实效的重要环节.
2 纳米技术评估机制中引入公众参与理论
2.1 纳米技术评估与公众参与的内涵
技术评估也称为技术评价(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 TA),从技术社会系统视角来看,技术评估是一种技术风险社会管理和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形式,指系统地对技术从开发到社会应用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客观评价.技术评估可为技术管理和决策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以便引导和实现技术发展造福社会.技术评估是技术决策的重要环节.技术评估模式为识别技术决策争论,行动选择过程和公众接受情况提供管理框架.
公众参与是随着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而出现的.公众参与中的公众是指决策者之外的公民等利益相关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公众一般指传统的决策主要角色(政府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之外的个人和社会组织[9].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不是远离技术与技术发展毫无关系的群体,而是一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引导技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力量.依据世界银行组织定义,"参与"是指利益相关者可以共同影响并控制发展的导向、决策权和他们所控制的资源的过程.公众参与理论中的"参与"是一个连续的意见双向交换过程,这对公众在公共决策中了解政府、监督政府,形成公共政策都具有一定意义.公众参与是全体或局部区域内的大部分公众,为了保障争取自身利益,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影响政府决策的集体行动[10].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通过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来实现.公共政策和管理作为整个社会公共决策系统的起点,影响到整个社会利益系统的资源分配.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的重要保证.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引入广泛公众参与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公共治理的逻辑起点.公众参与技术评估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11].公共决策中的专家意见是参考基础, 公众应当具有参与技术决策的权利.
2.2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的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基础
近年来各国纷纷将纳米技术研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研发支持,纳米技术研发呈现高度竞争的态势.各国都强调对知识进行投资以保持它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地位,欧美、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在纳米自然科学及工程领域的研究投入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欧美国家纳米社会科学的积极推进也很显着.英国政府在 2003 年委托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对纳米技术的伦理以及社会意义进行审查,对纳米技术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与影响进行研究.欧盟议会于对欧洲地区与国际社会发表一系列有关于纳米科技的专案计划中强调提高社会大众对于纳米科技的认知,纳米技术发展的公众参与也同样属于整体纳米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推动纳米认知和公众参与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法国人文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言,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但它能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思想上的指导.2005 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麦克诺登(P.Macnaghten et al)[12]等学者发表的《纳米技术的治理与公共评议中社会科学应担当什么角色》指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有利于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政策的稳定性,作为新兴技术,需要开展开放的、实证的、交叉学科的纳米社会学科研究.此文后来成为该领域引用频次较高的文献之一.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对纳米技术的公众参与评价与治理有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基础.在研发决策阶段引入公众参与评估的上游参与理念是英国学者在本世纪初率先提出来的,英国皇家学会关于纳米技术的报告中结合公众的上游参与理念,强调在纳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早期阶段引入公众的参与.
欧州针对新兴的纳米技术发展的哲学反思有其鲜明特征,他们认为缺乏民主的纳米技术评估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公正政治体系的伦理问题.学者们分别从民主技术的建构[13]、公众参与技术评估的形式和功能[14]、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模型[14]以及公众对纳米技术态度等角度纷纷展开研究.[13]学者们认为在民主的模式下,民众应从一开始就参与构建未来技术的政治决策过程.如果民众把自己看作技术治理的一部分,他们对技术的伦理风险启发模式下的认知,有利于对新技术风险治理.亚伯(G.Abels)[14]教授全面阐述了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估的形式和功能.罗维和弗鲁尔(G. Rowe, L. Frewer)[15]根据信息的走向,将公众参与分为三类,即与公众沟通、公众咨询和公众参加,三种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知识流和信息流的走向.
我国对纳米技术的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以伦理哲学为先导,以对高新技术风险治理的反思为依托,对纳米技术公众参与和公众认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始起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技术反思和公共管理视角寻找技术双刃性治理的突破为纳米技术善治提供思想基础[16] [17] [18].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知对公众的影响将是提高公众参与技术评价实效的影响因素之一,学者们前瞻性的将新兴技术和纳米技术治理作为反思对象提出公众参与的治理思想[19] [20] [21] [22, 23].此外,学者们从伦理学角度对纳米技术的反思与治理对策也融入了公众参与的思想和实践理念[24] [25] [26] [27]. 我国纳米技术等高技术发展的决策层面、理论层面,公众参与刚刚开始进入技术决策和评估研究视角,其中听证和共识会议属于国外管理者和公众针对争议技术实现交流和对话应用较为成功的模式,共识会议等模式为纳米技术评估提供了制度框架,目在我国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下尚缺少对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行为机理的实证分析.
3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行为意向的理论模型探析
3.1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的行为意向分析的理论依据
(1) 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的可能性
"探讨人类行为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一直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在各科知识的相互渗透并紧密联系的背景下,学者们都试图通过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个体决策行为的思维和现实符合这一基本认识论问题[28] .在分析个体行为决策的理论中,传统研究中一般通过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解释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在众多探讨行为意向的理论研究中, Ajzen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有一定代表意义.计划行为理论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一般被认为是目前在非完全意志控制的情形.能解释行为内生影响因素的得到公认的理论模型.
在公共政策涉及到政策对象的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已经成功地解释一系列行为,如循环行为,能源利用,节水及可持续农业惯例的适用情况.同时,计划行为理论在高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公众参与领域也开始得到应用,例如公众和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的比较研究,新技术产品的自反性感知对消费者采用意愿的影响,核电项目公众参与的行为意向而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借用计划行为理论,可有效地解释和预测行为意向的产生机理.该理论的模型可分析行为主体的行为决策的知觉认知外,还可用以分析个体行为受到社会压力因素的影响,此外提供了主体本身决策行为的机会和资源的分析因素.作为行为意向研究的普世模型,该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到心理、公共政策、教育、消费等各个行为领域.在高技术善治的目标模式转变下,提高公众参与高技术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需要了解参与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影响因素.
(2)计划行为理论及构成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应用的分析要素一般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理论.该理论架构核心层次为行为意向与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关系.意向是个体在采取某项行为之前所必经的历程.行为意向(Hanison ,David,peted ,1997)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自发性计划的强度[29],一般而言,个体从事该特定行为的意向越强,就越可能从事该行为通过行为意向可以衡量个体打算从事某行为的主观几率,实际测量研究中常表现为去做某种行为的可能程度[30].行为意向也称行为意图,行为意向包涵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清晰和具体的打算,也包含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初步预想,或者是对某种目的的指向.在分析不同领域中个体的决策行为可以将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与其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研究.
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影响行为意向的三个因素即态度、主管规范和行为控制理论中,态度一般认为是影响决定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态度是指行为者对于表现特定行为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心理学者伊格雷 Eagly ,Chaiken 将态度细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组成部分[31].费什宾(Fishbein),阿杰恩(Ajzen)将主观规范解释为主体行为者对是否采取某一行为所知觉的社会压力,也就是个体决策者认为他所选定的社会参考群体,对他从事某一行为,所持有的看法.主观规范是由"规范信念"与"依从动机"共同构成.主观规范细分后又包括个人对是否采取特定行为所感受到压力的"规范信念",或对期望顺从意图的"依从动机".但主观规范有时会主导行为意向,影响力大于个人的态度[29].传统理论对不完全由个人意志所能控制的行为往往无法予以合理的解释.计划行为理论的突破在于在理性行为的基础上,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加入到传统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中.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变量都十分重要,主体的态度也取决于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随着纳米科学毒理学的研究及纳米社会科学中队纳米社会风险的反思,相关知识将会影响对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中态度和行为的构成.在以计划行为分析纳米技术评估的公众参与行为的框架中,将公众对纳米技术的风险认知因素融合进来有利于探求相关机理.
3.2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行为意向与风险认知的关系模型建立
(1)纳米技术的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的选择
认知心理学研究强调人们心理特征作用下产生的各种偏差.弗拉维尔(J. H. Flavell)[32]指出,个体认知结构是个体主体表面行为背后的基础.个体认知结构具有以下两个显着的特性:一是构成认知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二是虽然每个人的活动有不同的行为表现,但其认知结构具有某种共通性和潜在性,是稳定不变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曾说过,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 而且还依赖于他以前视觉概念的经验已经教会他去看什么.基于 J. H. Flavell 的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将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的社会框架建构概念模型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看出个体的风险认知假设也源于其前期经验和感知,行动者经常对情境进行反思,当处理不同情境中的问题时,需要通过在行动中反思建构设计与解决问题的新决策,以符合情境需求.
(2)公众参与纳米评估行为意向中风险认知因素的考虑
风险通常是指不利后果的发生.根据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组(Royal Society Study Group)的定义,风险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某事件特别是不利事件或者某种威胁发生的可能性[33].不确定性是风险最明显的特点.风险感知理论也称风险认知理论,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英国皇家学会把风险感知定义为"人们对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34],该理论已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中得以广泛应用.
在解释公众对技术等风险态度之间的差异时,普遍采用心理测量是一种研究范式代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费什霍夫(Fischhoff)与斯洛维克(Slovic)发表了《何种程度的安全是足够的--公众对技术风险利益认知的心理学研究》一文,首次运用心理测试模式对公众认知技术风险恐慌态度研究.在人的认知活动中,核心内容是认知结构.把知识视为个体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逻辑起点.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及认知心理学发展逐渐出现的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不是简单根据内心关于外界的符号表征行动,还要通过与环境直接接触与互动来决定自身的行动.个体风险认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测量性,这是风险认知测量的前提条件.其理论中风险社会学应用被作为社会议题提出来,如图 2 所示,风险感知是公众参与争议技术评估的基础,与科学技术专家的风险评估共同成为技术社会接受度的判断基础.
4 结束语
与现代科学体系学科专家的风险认知相比,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很复杂,常常被一些主观的因素影响.风险认知包含了人们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感觉,融入了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以及人们面对潜在危险和利益的选择.这样,基于社会科学的视角,风险感知主要研究个体或人群对风险的识别和反应方式.图2中的纳米风险议题出现及激活假设的概念模型在近年来高技术的社会建构中都可以应用.纳米技术作为高新技术的代表,与核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一样,将会因突发灾难事件或媒体争议事件而使公众产生恐慌或愤怒的情绪,进而促动公众有参与纳米技术评估的意向.公众的"风险感知"是科学技术管理决策者应予以重视的.公众对风险的恐慌经常由不幸事件或灾难引发风险恐慌的放大[35].风险的认知和公众的行为态度、主管规范及行为控制在影响公众意向的权重及关系中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公众参与纳米技术评估的行为发生机理,进而为我国纳米技术在创新中更好的实现造福社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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