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对技术的研究,会把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的关系,把人类生产的直接过程,由此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直接生产过程揭露出来.系统深入地把握人与技术的关系在当前的技术化世界中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在现代日益技术化的世界中,技术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在所有领域都依赖着技术,也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面临着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技术正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因此,对未来以及人类在未来位置的反省不能置技术及其发展于不顾,更不可能摆脱那些利用技术和在技术中施于人类的动因[1](P1).美国学者芒福德指出,人类要想在现代技术文明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确实到了需要多方面考虑人类本性与机器关系的时候了[2].
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始于古希腊并成为全部西方哲学的基础[3],而对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涉及.只是在当前的技术化世界中,更迫切地需要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作全面而系统的把握和反思,以明晰人-技关系的认知图景.
一、工具技术时代,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认知萌芽
远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维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技术工具,出现了一个由"耕种、纺织、制陶、运输、医疗、统治以及类似的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技艺和技术组成的粗俗世界"[4].
但这一时期的技术实体形态主要是各种手工工具.
这种技术状况影响着人们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考.古希腊时期,阿那克萨戈拉就表达了一种感性的对"人是一种技术性存在"的认识.他认为,在体力和敏捷上人比不上野兽,但人能使用自己的经验、记忆、智慧和技术[5],从而又超越于野兽.阿那克萨戈拉对技术的这种认识,蕴涵着对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性存在的理解.正是由于人有技术,人才是人,人才与动物不同并高于动物.这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增加人类的技艺的思想是相通的.
柏拉图通过转述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也隐含地表达了"人是一种技术性存在"的思想.普罗米修斯从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了各种技艺和火,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了人,因为没有火,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些技艺,拥有了也无法使用.
通过这种馈赠,人便拥有了生活手段;由于拥有了技艺,他们马上就发明了有音节的语言和名称,并且发明了房屋、衣服、鞋子、床,从大地中取食[6].所以,恩格斯认为"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7]
自从有了技艺,人就有了一份神性,从而成为崇拜诸神的唯一动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一种技术性存在.
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在社会文化层面可能是"黑暗的",但在技术层面却是由相互有着密切关联的一系列技术创新组成的,其中包括一场农业革命、许多新型军事技术以及利用风力和水力作为动力的技术[4](P203).中世纪在技术领域方面显出一定的重要性,并孕育了18世纪末工业发明基础的主要因素的萌芽[8].尽管中世纪哲学是在基督教理论背景当中展开的,但这仍然没有影响人们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关注.中世纪多以"技艺"来表达我们当前所理解的"技术",这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情形差不多.
荷兰R.霍伊卡曾指出:在中世纪,就像在古代一样,理性导致对经验的囚禁,技艺被判定为不能在与自然的竞争中获胜.同时,技艺还被人们从科学中分离出来,人脑与人手的相互协作没有受到鼓励[9].
奥古斯丁指出了技术的使用与人的自我迷失问题,即技术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外界的物质,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从而最终也消灭了由技术而创造的世界[10].如果说奥古斯丁的神学技术观不具独创性和实际意义,那么,他的关于技术与人的迷失的观点即使是在当今的技术社会中依然具有警示意义.尤其是在后来的机器技术社会中,人的这种迷失显得越发明显.托马斯·阿奎那则进一步强调把技 术看成是 弥补人的不完备性所必须的东西[11],充分表达了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不可分性的认识.
在此阶段,人们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把握还处于萌芽阶段,未做深入的系统分析.由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只同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观念领域有关,它就必然与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任何实践活动、技术活动相对立[12].因此,技术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认知的边缘,没有出现系统的有关技术的哲学理论,对人与技术的关系的把握自然也是不系统的和感性的.尽管如此,该阶段人们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认识却蕴含着诸多智慧的火花.
二、机器技术时代,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理性把握
在近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指14、15、16三个世纪),兴趣的中心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13].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感兴趣,他们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展望未来时代的可能会出现的技术成就.弗兰西斯·培根认为技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改变世界,也能改善人类在自然中 的地位和提高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力[14].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指出,人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支配自然.尽管培根极力歌颂新技术并对之充满无限希望,但他同时也曾以一个古希腊神话(代达罗斯)表达了他对这种从未有过的新力量的深深疑虑.培根把这个神话转换成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双重性质或技术与人类命运的隐喻性寓言[15].
启蒙运动时期,工业革命逐渐向纵深推进,机器技术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的经验性技艺,并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通常公认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产生了机器装置,从而动摇了人和技术的传统关系[16](P79).
首先是拉美特利,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但他把机械论的思想贯彻到底,继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之后,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思想(《人是机器》).接着就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技术越发展,道德越堕落,技术被卢梭看成是道德败坏的根源(《论科学与艺术》);而且,卢梭也指出了人的技术依赖性问题,他认为技术也使人的体能退化,使得人不依靠技术就难以在自然界中生存,变得脆弱了[17].人对技术的这种依赖性,在当前的技术化社会中已经表现得越来越强.离开技术,人类已经无法生存.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工业技术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应用.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就等于金钱",从而形成一股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潮,进而导致技术统治论思想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中,技术被赋予魔幻般的力量和美丽外表,人们沉浸于技术所能带来的利益与好处,逐渐丧失了判断技术积极和负面特征的能力.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被技术所控制了.
同样是在19世纪,关于技术的哲学层面研究逐渐在一些人中展开,技术哲学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把技术发明看成是"想象"的物化,把人体器官看成是一切人造物的模式和一切工具的原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器官投影"的概念或学说,认为人就是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这里,卡普向我们揭示了技术发展的基本模式、方向和路径,深化了我们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认识.
卡普的这种思想,后来被A·格伦以及D·布林克曼等人继承并进行了改进和发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和莱文森在《思想无稽》(1988)等专着中又将人类神经系统延伸到电子媒介并纳入这一思想当中,进一步延续着卡普的"器官投影"说,继续深化着人与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卡尔·马克思则进一步抽象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8].这种将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等同起来,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人与技术已不可分离.
更具远见地是,马克思在技术乐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就看到并预见了现代技术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问题.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9].人与技术的异化,既是人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异化,也是人与本质之间的异化,生动地揭示了异化这一社会现象.
人们在极力推崇技术对人类的作用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技术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开始批判性的认识技术与人的关系.这种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认知,有助于人们在对待技术问题上变得冷静和理性.这种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理性把握的出现,为后来人们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创了先河.
三、当代社会,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全面反思
20世纪以来,技术在现代科学革命支持下已经出现了突破式发展的态势.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得益于两大源泉:技术精神和权力意志.逐渐地,技术越来越脱离了人类,而变成了人类的主宰……技术在自己沿着世界历史行进时,给地球的表面留下一路破坏的痕迹[1](P310).技术问题成了当今社会和当代哲学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由此,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探究热情.
被认为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20]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继续着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思考,阐述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异化问题.西美尔从技术分工的角度揭示了技术异化的原因.他认为,大规模的专业化导致工人的生存形式与其产品的生存形式之间出现了不配适的形式,产品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它与不同来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产品(技术物)的意义就既不是作为主观性的反映,也不在于是创造性的心灵的表达方式的折射,而只能是在自己背离主观的过程中的客观成就[21](P52).弗雷司庇在《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文对此也有过论述:西美尔以出色的笔法描绘了人与其产品以及与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之间的异化;结合异化问题,西美尔分析了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分离,并将异化归咎于分工[21](P230).
作为技术哲学四大流派之一的杜威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来观察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技术是人类逃避危险、寻找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22],并且指出,技术具有属人性,没有脱离人的控制[23],从而赋予人对技术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在杜威看来,通过技术引导经验,可以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技术最终意味着个人的解放、是一种比过去已经获得的范围更大的个体解放[24].
但杜威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也认识到了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并指出了这种技术问题产生的原因,即不在技术本身而在自身.因此,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引入民主,强调民主对资本主义的技术进行控制的价值和作用.正如他所言,对掌管重大技术系统的技术精英实行民主控制是至关重要的[25].杜威的这种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回归对人-技关系应然面目的认识.毕竟一切技术问题的背后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人的问题,技术问题的实质最后肯定少不了对人的问题的思考.
海德格尔后期的全部思想都是围绕着西方技术世界和技术时代中的严重危险而展开的,旨在解决西方技术世界和技术时代中的严重问题[26].海德格尔认为,人把自身设立为一个有意进行一切制造的人.由于人作为设定者和制造者,他处于伪装的敞开之前.因此,他自身及其事物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即成为单纯的材料以及成为对象化的功能.而自我决断的规划自身又扩展了危险的范围,人将面对无条件的制造而失去自身[27].在追问技术时,他提出技术给人的生存造成一种危险,但是它也向我们呈现出一种拯救的力量[28].海德格尔将人与技术置于一种矛盾的境况之中---技术既给人带来问题,也给人带来希望.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一直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着.
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都在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均展现出狭隘的和非人性化的"技术理性"倒转了启蒙理性的理想.这种技术理性又与社会科学的实证论形式和科学主义形式串联起来,这一点正是批判理论必须予以抨击的[29].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等人也均就技术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异化为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他们已经超越了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无助的技术悲观主义,企图在一种反思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于未来的新的人-技关系.
在此阶段,人们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多持批判性的反思态度,这可能与技术向人类、自然和社会所展示的种种难题有关.德国狄特富尔特曾认为,如不从速利用我们可以支配的批判理性、依然极端自私地迷恋于权力而无视人类必须赖以生存的自然规律,一旦发现我们所执着追求的胜利无异于人类自杀时,恐怕为时已晚[30].
四、后现代社会,人与技术关系的新诠释
后现代主义为人们认识人-技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美国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曾界定,前现代技术是一种建构性的技术,现代技术是一种解构性的技术,后现代技术则是一种重构性的技术.即后现代技术要超越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使整个社会得以重构,使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科学等在后现代技术的整合下得以重构[31].不过,就技术观而言,后现代的技术观依然存在着解构与重构的两种倾向.
让-弗·利奥塔认为,技术科学完成了现代性事业:人使自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但同时当代技术科学又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技术似乎靠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或自动性主动的前进,它并不对源于人类需要的要求作出反应,相反,人类实体的稳定似乎总是被发展的结果或影响所破坏.人类已经陷入一种疲于奔命地追赶新目标的积累过程的状态[32].因此,在利奥塔看来,技术不是由我们人类发明的,实际上正相反,技术发明了人类.这种似乎是颠倒的人-技关系,正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人-技关系的某种现实与无奈;或许,也正是在这种相互"发明"的过程中,印证着人-技关系的相互建构性.齐格蒙特·鲍曼则从人对技术的密切依赖性出发,认为"人不但生活在碎片中,而且自身也成了碎片"[33].为此,鲍曼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伦理,以使技术道德化.
让·鲍德里亚从技术物出发,对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结构与技术和功能的模式两者紧密相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物体拟人主义.在鲍德里亚看来,技术的发挥就意味着人类已经不再信任其特有的生存,并给自己确定了一种虚拟的生存,一种间接的命运.由此,技术正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它不只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而人类则可能会从这个世界中退出[34].这里,鲍德里亚似乎比法国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走得更远-技术的世界里,没有人的位置.这是何其悲哀的一件事.
在此阶段,后现代的技术观抛弃了对技术的"本质主义"理解,转向技术的"非本质主义"理解,从而走向一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这无疑是理解技术的一种新视角.
后现代主义在当今首先要抵制的是科技统治的扩张,基于这种技术悲观主义思想,它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变成对科学的批判,因而强烈反对技术决定论,在这一认识上,它与现代主义是同一的[35].
因此,后现代思潮中有关对技术的理解,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比现代主义更彻底的怀疑主义.在这种怀疑的态度中,人-技关系在一种非对称性的路径中被退得更远,甚至都找不到人的立足之地.
五、人类学领域,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实证研究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从人类学角度对人与技术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技术与人的生物学构造 相 联 系. 后 来,法 国 人 类 学 家 毛 斯 (Mar-celMauss)就曾提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技术,也即身体的技术[36].1988年,人类学家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技术人类学",试图用这种技术人类学来揭示隐藏着的社会关系,并认为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田野方法,以及整体论取向,非常适用于对技术进行研究,而且是独一无二地适于研究在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37].
伯格森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拥有技术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且人是技术的主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法国勒鲁瓦-古朗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论述技术(《进化与技术》),认为技术属于进化人类学领域.美国L.芒福德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与人的本性问题进行探索(《The Myth of Ma-chine》).后来,德国汉斯·萨克塞也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技术人类学》).
人类学涉及到在最初的本质中可以看见的人,靠"种族"这个基本概念而集中起来,通过考古实证研究,对人的体格特征、种族、性格、文化心灵等方面加以把握.他们将技术看成是人类的首要特征,认为技术在不同种族之间造成的差别远比人种或宗教文化因素造成的差别重要[16](P52),注重探讨技术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以及在分析技术的基础上认识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等;其中,哲学人类学回答"什么是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类、人类在自然中的处境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对于这种人类学的技术观,德国学者奥特弗利德·赫费认为[38],正如人是自然所装备的一样,他需要手段,但这却为工具性规定恢复了名誉,即他必须自行发展它、对技术的人类学的规定;就人不得不借助于技术发展自身而言,这需要恢复技术的人类学的名誉.
不过,被恢复名誉的这些观点处在一种联系之中,这种联系是不能由它们自身而变成主题的:只有以人类学视角来看待工具性规定,也就是不再看作用于任意目的的中立手段,而看作自我保存的一种要素,这种工具性规定才不仅正确,而且也是符合实际的.
人类学这种对人-技关系的认识,实际上是将技术因素内化到人的自身种族差异上,遵循着"人创造技术,技术创造人"的理念.这种实证的研究,为理解技术、理解人以及理解人-技关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现象化甚至是可信服的路径.
六、结束语
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交互联系,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人创造了技术,技术也创造了人.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而"脱离了技术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39].同样,脱离人类的技术背景,人类自身也就得不到完整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是不够的,需要系统全面的梳理和认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也能避免陷入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自主论等思潮的陷阱.人-技关系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研究需要重点突破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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