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能不能讨论科学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期待一个是与否的简单答案。然而给出个简单答案，虽然容易，却无助于解决问题。
这要先从科学是什么说起。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认知体系。从远古到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都对自然界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体系，他们或是基于神话等人类想象，或是在早期有限思维体系以及工具手段下，形成一种朴素自然观。
14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间，科学先是在西欧，继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由于科学体系建立在客观事实以及严格缜密的逻辑体系上，因此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方面，科学逐渐取代了人类大多数的自然史观，成为全人类通用的自然认知体系。
然而，人类的整体科技进步，对人类个体而言，并不会带来与生俱来的知识积累与认识提升。一个人出生时以及婴儿期，他对自然界的认识，并不比几千、几万年前的老祖先更加高明。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能够适应现代化生活，能够学习掌握祖先们花费了数千年才认识到的科学知识，归根结底在于后天的学习。
因此，今天的中小学生可以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准确地理解过去的大科学家们耗尽几十年人生，甚至穷尽一生才发现到的科学原理。
对科学知识的掌握需要后天的学习，而每个人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不同，因此对于同样的科学知识，人们的掌握程度也会不尽相同。对于科学的认知，就会自然存在着思维和认识上的差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理解科学，对科学有误解、有质疑都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从道理上讲，公众讨论某些专业科学领域的问题，确实有文不对题，离题万里之虞。公众讨论这些问题限于教育背景，存在理解不到位，甚至不能理解的问题。但能否正确理解是一个方面，公众是否有资格参与讨论是另一个方面。前者是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问题，后者是主体资格和社会权利问题。
几百年来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在于社会需求。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地解决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各种预期也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解决问题能力，提升了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增加了国家和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研发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又不断带来新的发现和成就，不断促进新的科技产品出现。
新的技术和产品能否最终被社会接受，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发展难题有所贡献，在于它们能否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便利。
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广大人民自发的或者有组织的市场活动来实现。在市场活动中，除了非买不可的刚性需求外，对很多商品而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促进购买行为实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形成消费意愿，起码的要求是消费者对产品和技术不存在心理抵制。
但是现实中对某些科技产品，却恰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消费者心理抵制。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迅猛发展，并大范围大纵深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时期。
科学技术的这种大规模利用，使得科学技术的一些弊端，原本在小范围应用时不会发生的小概率负面作用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些科学技术在军事武器上的巨大威力，也让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惧感。
这种外来的恐惧感，和人类自身对于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所产生的天然恐惧感混合在一起，导致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一种对于科学的不信任情绪开始出现并逐渐蔓延。
于是公众开始关心科学，但他们关心的不是科学的是与非，正与误，他们关心的是科学究竟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会有不好的改变吗？我自己能否有所作为控制这种改变？
公众作为非专业人士给一个学科领域的是与非，正与误下断言当然是荒谬的。然而，上述这种对于科学与自身关系，自身利弊关系的质疑，则是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所自然拥有的权利，在这项权利中，他们不仅具有合理的主体资格，他们的呼声和质疑，也理应被科学界正确对待，甚至是重视起来。
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再像科学启蒙时期，是少数有闲暇的人的兴趣和专利。今天，科学研究在各个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正儿八经的职业。这项职业与其它职业的最大不同，就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能直接生产商品产生经济效益，必须由政府设立专门的资金予以资助，或者由社会团体设立专门的资金给予资助，科学研究的经费要来自于纳税人以及社会。因此，科学研究的进行和发展都离不开公众和社会的支持。
如果某一项研究离开了公众和社会的支持，这项研究将因为缺乏经费而难以为继。
对于科学研究衍生出来的科学技术产品，其最终能否实现商业化，能否实现盈利，也是离不开良好的社会舆论支持，离不开公众和社会的认可。
所以，对于来自公众的质疑，科学家不仅不能将其归之为科学素养低下而置之不理，不能因其缺乏科学性而贬低嘲笑，反而应该耐心细致地加以归纳分析和解答。
因为这些质疑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于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化解这些质疑的唯一途径，就在于让公众了解这些专业知识，而这需要公众来进行学习。
学习或了解专业科学知识，没有比科学家更适合做老师和引路人的了。
如果科学家对于公众的质疑，缺乏理解，缺乏耐心，那么还有谁会引导这些公众实现学习过程？如果知识的隔阂不能消除，如果质疑始终存在，那么最后受损的，既是公众，也是科学家群体。
公众可能会丧失采用某项新技术、某个新产品而改善生活，提高生命质量，享受生活便利的机会。科学家将丧失国家投入的经费，甚至是所在研究机构和自己的职位。虽然从短期看，公众是直接受损，但是从长期看，科学家群体才是最大的输家。
当质疑来临时，科学家是躲在科研机构的象牙塔里，闭目塞听，充耳不闻，还是走出去和公众沟通，俨然已经有了答案。当公众的质疑达到了登峰造极，逐步变得不理智，不理性，并且将对科学的质疑，上升到对科学家人品的质疑，甚至是恶意侮辱时，科学家群体是快意恩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保持克制理性，肩负其自己的社会责任，逆风而行，放低姿态，寻求与公众的理解与沟通，似乎也已经有了答案。
春秋责备贤者，是因为所谓贤者，往往比一般民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信息，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正确作为，对社会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最大；他们的胡作非为，将比普通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在科学领域，科学家就是社会的“贤者”。面对公众的质疑，他们责无旁贷，无可推诿。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他们的研究经费来自于纳税人，衣食住行来自于纳税人，因此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化解他们对一些科学技术不必要的恐慌，正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