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社会中，技术被认为是意义含混的概念，一方面现代技术是人类价值观的携带者也是破坏者；另一方面技术给接受者带来了新自由从而使之摆脱陈旧的由自然界、传统或者古老的社会模式所强加的约束，但是它同时也给接受者的生活带来了新形式的宿命主义的思想。 我们应该“剥离”技术的这种双重性的现象，揭示出技术表面特性所掩盖的矛盾核心。
一、嵌入现代技术中的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规范性的认识，对人们的活动产生引导或约束的作用，现代技术嵌有四个基本的价值观。第一是对待理性的特别态度。 在西方的技术界人士看来，“有理性”是指将每个所遭遇的经历皆看作是一个问题，可以将其分解、组合，可在实际中操纵它， 并可以对其结果进行度量。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 “我们切不可相信任何事物的真实性，除非其真实性得到了我们理性的证明”，是对这一对理性至上的最简洁的总结。 技术这样的合理系统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者特权的角色，其合理性似乎不受周围社会世界的制约，甚至是那个社会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表面上的自主性不是偶然的。 它产生于对各种合理性系统的抽象、定位和非语境化。 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开始 ，批判的理论和社会学就已经揭示了一个接一个的合理系统的社会基础和偏见。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实现是“以工具—目的的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其结果是“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丧失了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则认为：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藏的权力意志。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1898-1979）把韦伯的工具理性等同于技术理性 ，认为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技术合理性”构成了精英们控制社会的基础。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认为，“由于理性萎缩成了形式合理性，内容合理性变成了结果有效性。 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人们解决问题时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 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既包括科研活动中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也包括民主国家和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道德—实践问题。 程序合理性无法保证多元现象的先验统一性”。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则指出：“旧的对理性信心的核心是相信人类控制着技术， 我将称之为工具论。 因为技术是中性的，所以能够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即效率上能够改进的基础上作出运用它的决定”。
镶嵌在西方技术中的第二个价值观是其有关效率的独特观点。 效率是一种普遍的关系，通过分析生产力这一表达方式我们便可以剖析它的动态内容。 生产力是通过将产品与投入的劳动力、资本、机器及时间相比较而度量的。 不同的度量会带来产出与投入间的不同的比较，包括对总体投入与总体产出之间的复合评估。 任何考虑到效率的人都会做出关于比较什么和排除什么的判断。 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在计算效率时，有些因素被认为是“外因”，另一些因素则被定为“内因”。 在传统的工业社会，技术—成本核算是以企业或单个技术为单位单独进行的，技术可行与否是以企业或技术为考量出发点，它所考虑的成本只是企业的生产成本。 投资所带来的利润越高，人们就越不会去想着该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资源。 很明显，这种核算方法存在着企业成本的外部化问题。 以这样的标准计算出来的效率和效益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正如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1928-)指出，“重型科技事实上效率并不高， 因为企业界排除了巨额的成本，企业界将成本转嫁到社会，这些转而加诸于社会的成本包括清理污染、照顾失业、处理工作疏离感等成本”。
西方技术的第三个价值观是，每当自然界及人类出现大事时，它总是以解决问题的面孔出现。 毫无疑问，技术的兴趣在于解决问题，但是技术所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制造问题”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1921-1997）指出 ，只有当一个人对的自然 、文化和历史现实提出问题时，他才真正地了解其周围的一切。 在解决问题中，专家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将问题分解成各部分从而对其进行分析，寻找最有效的解决途径，然后再制定战略或者政策。 在弗莱雷看来，这种方法歪曲了人类实践的有机整体，相反，制造问题者视自己为整体的一部分。 一旦这些人获得了对整体的新的理解，这种整体本身也会受到他们行为的影响。 只有当所有历史背景相似的其他人进行对话时，这种对共同的社会或者历史观提出问题的集体行动才不至于成为自我欣赏的行动。
技术所携带的第四个价值观是它对于宇宙所持有的普罗米修斯般的观点。 对技术界的专家来说，自然力量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被利用和操纵的对象。 它们存在的价值便是它们的有用性。 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与自然界和自然力量有某种协调关系，而且努力减少对生命的损害。 比如对美国印第安人来说，植物是非常宝贵，如果人们踩倒了植物或者擦伤了麦秆， 必须向自然祈祷表示忏悔。 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与自然有很深的血缘关系，虽然为了生存他们有时不得不这样做。
二、技术价值观中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
综上所述，技术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是将所有的价值都具体化。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背后隐藏的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 从根本上讲，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中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矛盾冲突。 就像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人类作为“创造性”的存在物，“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的‘生活世界’的不断丰富是人的‘生活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存在方式，把人、自然、他人三者否定性地联结为一体。 因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看，技术价值观中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表现为：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种冲突表现为它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看来，自然完全是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 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联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 这种“自然的死亡”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性的后果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由于人类需要从生活中获得意义和满足，面对这种丧失，就必须去寻找替代之物。 人们越来越不是通过与自然的律动保持和谐方式，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这种意义。 对满意感的寻求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人工”手段，借助于对技术产品的占有。 在他们看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占有。
然而，人对生命“自由”的领悟根植于生活的具体场域。 生命活动自然环境的客观性、特殊性，决定了人的自然生命与自然环境的浑然一体关系，这构成了人类生活无法绕开的必然性。 正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Rolston，1932-）指出，“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 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 我们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安全性和历史性的伦理，生活在地球上，阐释地表上发生的一切，并选择地表上那些令我们挚爱的一切。 我们接受一个我们愿意接受且乐于融入其中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带有情感的环境伦理，这种伦理存在于人对环境的精心呵护之中，存在于心灵的三个部分———理性、情感、意志———对大自然的真正适应之中。 但这不是以不自然或不近人情的方式屈服于自然，它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爱和自由———对自己的栖息环境的爱以及对于这个环境中的自由———所作的冒险。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这就是生命的进化史诗所包含的、现在又被环境伦理学高度概括了的主体：生存就是一种冒险———为实现对生命的爱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这种爱和自由都与生物共同体密不可分。 这样一个世界，或许就是所有各种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其次，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技术中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冲突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纯一化。 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 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 按照这种假设，所有社会都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被组织起来，发达国家就欠发达国家的楷模。 我们在机场、 酒店和旅游景点会体验看到标准化的后果。
然而，人总是文化的人，人创造文化而创造生命，人通过文化自觉而实现生命的自觉。 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 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工业化社会里，行为准则与更深层的符号意义相隔离的事实打碎了规范价值与指示价值之间的联系。 技术袭击了将工业化前社会中的价值宇宙织成一块联合体的社会凝聚原则。 它同时破坏了这些社会对自然的看法， 破坏了这些社会给人们工作、时间、权力和生命本身所赋予的意义。 工作只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方式，时间不再被看作生长成熟周期的一段有规则的变化而是被看成应当得到有效利用并从中获取利润的不停的原子运动。 个人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休闲时的琐碎”。
第三，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这种冲突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认识。 一是人类的身体健康，二是人类的尊严。 技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通常认为是来自技术发展 的副作用， 雷 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指出“现在的放射性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 生命在本身调整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从岩石中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 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但是，对副作用的估算总是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这是由于：第一，副作用的估算是在为了获利而做出的投资决策的压力下进行的。 第二，对副作用的指责因为这样的事实而缓解： 在任何情况下，对后果的估算都是很困难的，而且政府的对应措施需要很长的程序和实践去执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副作用的证明（至少在早期）是与投入所选择的技术发展途径中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利益相抵触的。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杀虫剂之争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药也未因此而被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上继续发展。 第四是基于对和谐公式的共识：
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 存在这样的假设，即技术发展产生明显的使用价值，这些价值以劳动安全设施、生活的改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式被每个人切实的感受到。 因而，“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 当公众由于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一半真情的小小镇定丸就会使人满足”。
第五，基于对技术知识的尊重。 专业知识的操作常常需要很专门的环境，同样也要求一以贯之的精力专注，而这些在公众的眼光看来，是很难做到的。 第六，获得的知识和训练出来的能力的实际应用都是发生狭隘专业控制的组织中。 专业团体拥有一种组织屋顶，在其下，研究、训练和实践相互联结起来。
产生“专业权力循环”。尤其在医学领域中，轻率的无规则的对界线的超越的可能性存在于 “进步”的逻辑中，例如，在中国所有“干细胞治疗”的数据都是不透明的， 难以从临床中得知哪些有风险，但绝不是 “干细胞治疗” 鼓吹者所说的那样没有风险。
其次，从人类尊严角度看，这种冲突的消极后果是它的片面的人性观。 这种观点以各种还原论的抽象方式来看待人性。 最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是经济动物， 经济动机似乎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这些看法是建立在接受性价值观基础上，这种价值观认为人首先是一个被动的享乐接受者。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有足够的食物、住所、技术设备。 然而，实际上，我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的驱动。 例如，除了接受性价值，还有成就价值或自我实现价值和风险价值。
正如马克思指出：“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 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 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
对创造性这一人的本性的基本方面的忽视，以及把接受性价值视为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假设，使得那些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人们制定不出现实的政策。 譬如在工厂建设方面就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只要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工钱而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他们就会感到满意。 芬伯格也指出，“技术代码在一种情况下利用工人的技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去除工人的技能，这反映了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 人道主义传统将工人的权力建立在保护和发展个人技能的技术进步中”。
三、走向社会主义
根据西方政治理论的古老传统，社会似乎不能同时实现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 自韦伯以来，现代社会理论一直在重新阐释类似的观点。 马尔库塞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 并强调，“迄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 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从生产角度看，可以“把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统一过程 ”。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 指出，“成为一种调节因素的技术现实和本质为调节的文化融为一体”。
芬伯格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总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的更大的框架中。 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外在于技术的价值，技术还被实践情境化，而这些实践就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 现代技术由于“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形式偏见的基础上， 它就努力将技术降低到去除情境、计算和控制的初级层次上”。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再嵌入在它所服务的各种社会子系统中，不再受像宗教或父系道德权威这些非技术的行动形式的控制。 资本主义将技术从这些内在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工作和不断扩大到社会体系的其他领域”。
“资本主义中的抽象劳动力的建构在实现彻底去除人的能力的技术情境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肢体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 生产线上的工人本质上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 就像在计算机中，将人的输入简化为机械的程序。 “现代社会无视它们的对象嵌入社会的方式，用包装代替了一种内在的审美精巧，对技术意外后果给人类和自然产生的影响漠不关心。 各种系统的危机就源于这种技术、道德和审美的人为分离”。
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建立在它所构建的对象的物化的去除情镜的基础上。 这些基本的技术要素是从特定情镜中抽取出来的， 这些技术要素可以在设备中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重新嵌入到任何可以促进霸权利益的情境中。 资本主义就是从技术的这些特征的普遍化中出现的，但却是以劳动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芬伯格又指出，在社会主义中，技术在它的基本方法上融合了综合的原则和步骤。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变化，它的目标是在劳动力和所有其他附属的社会团体的文化层次上实现一种有意义的增长。 文化的民主化再分配就成了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职能。 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使工作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且会使医疗和城市规划等其他领域中的活动民主化。 像环境保护这样的问题将会在公众乐于理解它们的地方更有效地得到处理。 随着教育的范围和重要性相应地得到扩大，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将不再视为一种个人福利的减损，而是成了个人福利的组成部分。
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致力于简单的经济增长， 而是人的能力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应用更直接和多样的物质福利的衡量标准，而不是用那些简单的数量标准。 只要生产效率是通过更进一步的具体化而不是通过在更加抽象的设计中来增加外在控制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需求融合到技术的结构中就不会降低率。
参考文献
〔1〕[英]欧内斯特·盖尔纳.理性与文化[M]. 周邦宪 ，译.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
〔2〕[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伦理[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11.
〔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5.
〔4〕[美]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5.
〔6〕[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5.
〔7〕[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9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9〕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47.
〔1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 杨通进,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84.
〔11〕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1.
〔13〕[美]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59.
〔15〕邱仁宗.从中国“干细胞治疗”热论干细胞临床转化中的伦理和管理问题[J]. 科学与社会,2013（1）：14.
〔16〕[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C].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12.
〔17〕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18〕[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观念[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3.
〔1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