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技术“二律背反”困境的缘起
关于绿色技术最早而系统的阐述可以追溯到1992 年在联合国召开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国际峰会上提出的环境友好型技术 （Environmental Sound Technologies，简称为 EST）。 在这个会议上，参会者对于日益严峻而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随后出台了旨在加强环境保护力度的纲领性文件———21 世纪议程，其中包含了关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一些关键词定义和内容阐述，这为绿色技术的定义和概念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按照 21 世纪议程的规定，EST 应该是一种环境保护性的技术和工艺，相对于以经济盈利性为主要目的现代工业技术而言，EST 所应要具备的实践理念必然是要经过现代技术范式变革才能产生的。“EST 通过构建人与自然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变革机制，试图再次确证其它技术中所没有明示的人不能离开环境单独存在发展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说服人类相信他们与自然有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宿命。 ”
因此在本质上，EST 是独立于现代技术的技术， 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系统范式的存在，即注重在关系中的变革与突破， 而不像现代技术一般，能够强行抛开所有的关系，仅仅作为简单的实体而存在。 “现代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任何关系。 ”
在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中，技术产生的效果能够直接体现在技术的生态效应中，从而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一种具体发生形态， 而不像现代技术一般， 只是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经济利益的附庸，或者口号式的存在。
在 EST 技术的概念引领下， 绿色技术应声而起。 按照 EST 技术的内涵原则，我们也相应地将绿色技术分为三类：第一，最基础层面的绿色技术。 这里的绿色技术主要是指为了减少污染，防治环境使其不能进一步恶化的技术，同时它也是从人类健康出发所进行的环境污染控制的技术，本质上它是暂时隐蔽了人的经济利益和其它一些社会利益，单纯从人的健康利益出发的产物，可以说是单一利益指向的技术；第二，创新层面的绿色技术。 这时的绿色技术不是只为了人类健康而进行生产的技术，它在尽可能保证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经济利益的实现。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绿色创新技术所力求实现的价值目标既有现代技术本身就具有的经济价值目标，也有基础绿色技术中追求人类健康利益的目标。 创新层面的绿色技术的特质就是更注重人类整体利益的整合和发展，是对现代技术和基础绿色技术在范式上断裂和裂痕的弥补，目的在于实现技术范式发展的连续性，同时，也在具体的实践中补充了基础绿色技术中的不足，属于双向利益的指向技术；第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技术。
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将自然发展与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相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因此，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技术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旨在实现社会利益，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整体发展，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的技术新范式，本质上是属于多重利益指向的技术。 可以说，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技术是对基础绿色技术和创新绿色技术进行的再一个层次的提高与突破。 而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工业文明也开始逐渐转向生态文明，这必然要求绿色技术的范式也不断革新，实现在“基础”、“创新”基础上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因此，未来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绿色技术应当是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绿色技术，是将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发展相统一的绿色技术。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 绿色技术作为技术的一种，尽管其努力规避将单一的经济诉求作为自我发展的唯一目的，但本质上它仍然需要以经济作为发展的导向和动力，仍然需要以经济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值作为自身效率的评判标准。 不过与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现代技术不同的是，绿色技术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值并非是单纯的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之间的比值，它将生态成本与生态产出一并纳入到了对自身效率的考量中。 “从短期利益看，绿色技术是使产品生命周期总的外部成本最小化的技术；从长期利益看，绿色技术是使产品生命周期总成本最小化的技术，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内，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总和最少化的技术。 ”
可以说，绿色技术的经济实践模式是以生态经济为标志的，其中投入不仅是指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使用人力物力的成本，更有经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生态形成的压力———这个压力包括对生态可持续性的破坏，对资源再生能力和更新速度的破坏以及对物种生存所造成的压力；其收益也不仅仅是单纯以量考察的在生产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在质上对生态的价值，以及对生态发展正面推进的作用等等。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绿色技术作为引起技术生态领域变革的引路者， 必须兼顾与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发展利益。
“在绿色技术看来， 现代技术单一的价值观既是导致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也印证了现代技术中人类理性的缺失！ 真正理性的技术不应当将自己陷入封闭循环的怪圈内，更不应当在环境与经济之间人为地划界。 ”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社会传统技术价值观念和传统经济模式的制约，绿色技术在当前的境况下仍然处于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加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对绿色技术的理解和接受也还刚刚起步，处于“内忧外患”中的绿色技术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二律背反”的困境！
二、绿色技术“二律背反”困境的表现
1. 正题 ：绿色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 ， 对自然利益的遮蔽
绿色技术中的伦理支撑是一种 “他人在场”的形式。 所谓“他人在场”就是伦理道德的主体是以“他在 ”形式存在，而不是完全的 “我在 ”，通俗地说就是赋予“非人存在”以伦理道德的主体形式。 “有一种将环境与人类一并纳入对象的伦理学，它是关于我们根源而非资源的伦理，也是一种关于我们的邻居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伦理。 ”
在绿色技术中，因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必定要将自然作为与人类一致的主体，赋予生态自然与人类一样的道德伦理地位，形成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就产生了绿色技术中生态主义意义上的一个难题：在每次人与自然发生矛盾时，自然如何能够像人类一样理智地做出分析，以便产生双赢的结果。
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与反馈形成的一般路径是：首先人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对自然进行改造，按照自身的需求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生产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结果除了对人的需要进行满足外，也会对实践作用的客体———自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人类事先就预见的，也可能是人类事先没有预见的。 当实践的结果对自然产生影响时， 也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 这种影响可能在自然自身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违背自然的基本运作规律，也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第二，这种影响可能会打破生态平衡，引起自然基本运行方式的改变，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 在第一种情况下，自然对人类形成的反馈是正面积极的，人类会继续按照这种生产实践方式进行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而自然也能在人类实践的带动下，促进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形成经济与生态之间“利人利己”的互动发展关系。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自然对人类形成的反馈就是负面消极的了，人类会因为自然生态的破坏而遭受到一系列的报复，从而被迫改变自身的生产实践方式。 但是究竟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如何改变，改变后是否真的能解决并弥补现有的生态问题，重新塑造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却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因此，受到生态经济学指导的绿色技术强调要尊重自然的发展，形成与自然平等的伦理道德关系的理念在实践中却受到了挑战。 要形成真正意义上平等的伦理道德关系首先要让自然能够同人类一样具备主体的能动性，这样它才能在实践中形成“自觉的伦理道德活动”。 “能动性作为主动进行行为的能力，是带有主观自觉意义的，因而区别于无意识的自发行为。 ”
自然不可能与人形成平等的主体性关系的根源就在于自然并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它只能通过反馈给人类一定的暗示，借助人类的力量来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发展。 但是它并不能主动积极地创建一种与人类和谐的新的关系，不能成为和人一样支配绿色技术的真正主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绿色技术中，人仍然是以自身的利益和自我的思维对自然进行着主导，自然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人类的诉求。
打个比方来说，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通过的新罕布什尔州锡布鲁克核电厂的建设项目为例。 在该项目进行运作之前，环境保护署就对建设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预警和评估，所以在建设中，布什政府为了安抚环境保护者的情绪，也为了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便尽量让核电站从开工到运作都要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进行。 但是在实际的工程中，为了政府的一己之利，也为了缩减成本赢得企业界的支持，布什政府偷天换日修改了许多环保指标和环保数据，甚至废除了部分核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条文为灰色的经济利益寻找到了合理的借口，结果却给当地人口稠密区及游泳海滩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技术如何运作，如何努力贴近环境的利益， 它始终都体现人的诉求，即便它是环保型的技术， 它也始终彰显着人类的利益，当然，绿色技术也不例外。
2. 反 题 ：绿色技术对自然利益的彰显 ， 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
在绿色观念的指导下，绿色技术相对于现代工业技术有较明显的自然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样的思想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表现为“生态理性” 的价值诉求。 “生态理性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更好，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
“劳动和消费得更少”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暗示生态理性对人类以更少物质成本获得更多物质收益的内在要求；“生活得更好”则主要指人类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具体来说就是创造并保持人类生存环境———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和谐。 为实现自身内在旨趣，生态理性要求社会活动必须以对自然和人类的双重民主为前提，尊重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并在对待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态度中主张自由主义的观点。 在社会领域主张自由主义也是绿色主义者所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由主义不仅能使小型每一社区都生活在他们的价值理念中，更是能保持文化多样性空间的张力。 价值文化的多样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技术中只包含经济利益的单向维度，但是却增加了社会民主决策和绿色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困境和不确定性，如果某一个小型社区拒绝接受绿色技术并反对将它运用到对自然的实践生产中， 那又该如何呢？
因此，绿色主义者又要求“生态理性”的优先律令，又深刻地明白社会的民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是能够完全行得通的，这种情况下，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便只有将非绿色技术的社区决策当作是“错误的决定”排斥在“理性”的前提之外。 绿色主义者们提出，一旦只有社会的各个维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实践生产活动等等）实现了真正的理性化，那么所有的社会社区都会接受绿色技术，承认一模一样的绿色法则。 但是这样一来，如何能够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理性化又成为了绿色技术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否认现实中因为所处具体环境不同，每个国家社区所面临的有差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回避在具体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等现实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真的实现绿色主义者认为的生态与公正的社会，就必须要以牺牲一些人类的 “自由”来维持这种生态的“自由”，例如私人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将经济成本外部化的自由等等。
可以说，自上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寻求解决绿色技术中“二律背反”的难题，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克服这个悖论。 奥尼尔曾经提出，在渴望自由的同时，又能在思维和举止上保持社会与生态态度上的恰当性也许是解决这样一个悖论的根本出发点。 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人们应该在社会和生态问题上进行协商一致的辩论与探讨，表示愿意进行美好生活的共同夙愿。 在协商与辩论的过程中， 人们的愿望是与他人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行为必须要以“他人的在场”为根本前提。 “他人的在场”恰恰又让我们回归到了这个“二律背反”命题中的正题部分，又会推导出正题的合理性，在正题合理性的前提下，反题也能得到正面的论证。 这样，似乎绿色技术中关于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梳理和完美的解析，但也是绿色技术中这些内在的矛盾，让绿色技术一直处于不断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中。
三、绿色技术“二律背反”困境的拟解决途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绿色技术中关于环境和经济关系的研究还处于经验研究范式的阶段， 因此，本文中笔者主要基于环境的库涅兹曲线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分析。 环境的库涅兹曲线是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排放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与说明，但是仅仅单独依靠环境库涅兹曲线来分析环境问题却是片面和不可取的，因为该曲线简单地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用静态的“U”形图标来表示，认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环境污染最恶化的局面，而此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增长，环境则会逐渐好转，污染排放量会逐渐减弱，环境会走向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局面。 这是理想模式下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模式，但在现实中， 不仅经济和环境之间有相互的作用，它们同时也受到社会中其它因素，如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便使得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不可能时时处于静态的“U”形中。 基于此，我们试图将静态的库涅兹曲线以动态的模型进行改进，构建动态发展中的库涅兹曲线作为试图解决绿色技术中“二律背反”困境的途径。
1. 动态发展中库涅兹曲线的含义
动态发展中的库涅兹曲线所应当表达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环境的污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库涅兹曲线的 U 形结构本身就说明了经济结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 工业社会中，占主导经济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的大生产，与之相适应，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 人们想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就必须要加大对工业的扶持力度，而工业的污染排放量，特别是重工业的污染排放是大于其它任何产业的，这个时候环境的污染程度与经济的发展进度就无可厚非地显示出负相关的关系。 然而，在后工业时代，工业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方式，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是引领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关键，相较于重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环境的要求并不苛刻， 污染的排放量也远远小于重工业，这个时候自然环境可以与经济共为增长的状态，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反映在库涅兹曲线中其形状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有明显的联系。
第二，环境的库涅兹曲线中呈现出的从负相关的关系到正相关的关系恰恰与技术的进步和改进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技术的“绿色化”过程。 不同于现代技术只注重生产中制造经济利益的过程而不注重经济利益之外的其它因素，绿色技术是对于从生产原材料收集到最后污染排放量都严格界定的技术。 它不仅注重经济的增长和提高，也注重人类整体素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环境的库涅兹曲线之所以呈现出经济与环境从负相关到正相关的关系， 也是与技术“绿色化”的内在旨意有关。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经济利益虽然从技术的发展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环境的破坏却在加剧，生存条件却越来越恶化，面临的生存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生存必需的资源的枯竭， 生态环境的失衡等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大，因此他们也从内心深处渴望一种能够协调自我生存与生产关系的技术，希望能够让自身生存的环境与生产和经济同步增长，而不是出现以牺牲一方为代价而谋求另一方发展的局面。 “（技术的）生态现代化包括了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经济两层含义，它既提倡经济的发展，也强调只注重经济话语权的危险性后果；既关注经济体系本身所追求的价格目标，又不放弃该体系所处的具体政治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 ”绿色技术恰好也体现了人类对于生产生活共同发展的这种价值诉求，而这也可以视作是解决绿色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二律背反困境的思想基础。
第三，环境的库涅兹曲线揭示了随着生产的进步，投入环境的成本也逐渐增加的趋势。 要使得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改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依靠技术。 不可否认，是技术引起了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技术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所导致， 相反，技术必须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才能够正常运行，产生对人类的价值。 技术之所以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对人形成异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技术在社会运用中出现了对自身目标价值的背离和偏差，而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的操纵主体———人对技术在社会中的操作运用方式过分彰显了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了技术的自然属性，而这也是长期以来，技术与环境总是被视为不兼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绿色技术中的“绿色理念”要求技术主体调整和平衡技术自身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实现技术社会生产中对两种属性的兼容与调和。 这样环境成本就被当作技术生产中产生的附加成本纳入到了社会生产体系之中，经济生产的收益也将更多地用于填补和支付生产过程中由于环境问题所产生的成本，因此环境的成本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就一同被列为了绿色技术生产的成本范畴之内，而环境的发展和收益也与社会的收益、经济的收益一样被列为了技术生产的收益之中。 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下，生产与经济的发展必然也意味着环境的发展，库涅兹曲线因此呈现出经济与环境的正相关关系。
2. 构建动态发展的库涅兹曲线
如前所述，尽管环境的库涅兹曲线为绿色技术如何能够实现人类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提供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说明，但是它仍然只是反映了经济与环境在某一个具体时空点上静态的关系，而不能向我们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动态的关系。 众所周知，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动态发展是绝对的，而静态的关系只是相对的。 二者在相互作用、互为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关系，创造新的动态的不平衡关系，再走向新的静态的平衡关系， 再打破这样一个新的静态平衡的关系......这样一个反复迭代过程是经济与环境不断否定自身、否定对方，最后走向双赢双向共同发展的必经阶段。 因此，要进一步更加具体地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应当构建一种关于技术社会运用中的动态模型，将环境的库涅兹曲线放入到这样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加以分析，得出当前相关技术范式下，各相关发展因子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传统的关于生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中，生产的结果通常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满足人类所需的消费品，第二类是生产中产生的排泄物。 第一类的消费品通常被列入收益的范畴内，第二类的排泄物则通常是归为成本中。 从绿色技术的角度看，这种简单单一地划分与归类并不能很好地计算出收益和成本，因为这样简单的划分让我们无法估计这些消费品和排泄物中的“隐形经济成本”与“隐形经济收益”， 特别是一些有二次使用价值和循环利用价值的生产排泄物，当它们投入到二次使用中或多次使用中时，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收益，当然也可能在进一步地利用中消耗更多的经济成本。 因此，绿色技术主张：为了进一步明确经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生产的产出分为“可使用”和“废弃物”两大类，而是应当将产出按照人类消费和再生产的要求划分为“需求物”和“不需求物”两大类。 其中某些“需求物”是可以进行回收使用，而某些“需求物”是不可以回收使用的；“不需求物”同样如此，某些不需求的物品是可以通过再生产变成人类需求的物品，而某些不需求的物品是不可以被用来进行再生产的。 这样在现代技术传统经济范式下简单地两种生产结果就被进一步地分为了复杂的四种类型：可回收使用且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不可回收使用但却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可回收使用但不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不可回收使用也不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在现实情况中，运用绿色技术不可能只产生一种类型的产品，在产生人类需求的产品时，往往也会伴生着一些人类不需求的产品，就如我们在生产满足人类需求的交通工具时，也不可避免地生产了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多种人类不需要的环境污染物。 所以如果我们用 Y 来表示绿色技术生产出的产品收益时，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Y=C+I
其中，C 表示对该产品的消费所带来的收益，I表示可以利用该产品进行的再投资，而在一次生产过程中，绿色技术产生人类不需要的产品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Yu与人类需要的产品 Yd所形成的价值总和以及绿色技术创造的所有价值总和之间的关系是：
Y=Yu+Yd
Yd=λY
Yu=(1-λ)Y
这里的 λ 表示的是绿色技术的生产效率系数。
所谓绿色技术的生产效率系数是指绿色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多少程度上能够避免没有消费需求且不可回收的生产产品出现的能力。 一般来说 λ 的范围是介于 0-1 之间的，且当其越接近于 1 时，越说明绿色技术在生产中对消费需求的满足和环境发展的推进。 理论上说，C 与 I 之和应该与 Yu与 Yd之和是恰好相等的关系，但在实际生产中，因为 Yu除了受到生产效率系数 λ 的影响，还受到环境污染排放量 E 与环境投资 IE的影响，形成了如下的关系：
Yu=E+IE
这样生产中产生的排泄物与废弃物就以环境成本的形式进入到了对利润的直接影响中。 由于人类对环境废弃物和排泄物测量的误差，也会导致环境成本估量的误差，因此，在现实中的 C 与 I 之和与 Yu与 Yd之和不可能呈现出绝对相等的关系。
而通过建构这个动态模型对绿色技术进行相关分析后，我们也可以得出在动态库涅兹曲线下绿色技术关于经济发展维度的几个启示：
第一，当绿色技术与环境成本处于固定静态关系时，经济的增长同生产污染的排放量呈现“污染越小，经济越强”的关系模式，这也是对环境的库涅兹曲线中环境与经济正相关关系的枚举和说明。
第二，绿色技术对环境的作用不同于现代技术对环境的作用，现代技术的进步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消极的增长。 绿色技术的进步则是与环境发展，减污减排同步进行的，带动的经济的增长属于积极的增长。
第三，不同程度的环境投资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的快慢与环境治理的成效，而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环境治理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环境的进一步投资起到了促进或削弱的作用。 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早先人们对环境库涅兹曲线“先污染，后治理”的解读是错误的，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上略为缓慢，但环境污染却相对严重的原因。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动态发展模型下的库涅兹曲线与静态稳定模型下的库涅兹曲线所表达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 相比之下，构建动态发展的库涅兹曲线更能说明和解决绿色技术发展中所面临的二律背反困境。 它不仅揭示了绿色技术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为绿色技术经济维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模型分析，从而为绿色技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双赢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途径。 但是随着绿色技术的经济结构，发展状况和对环境发展投资的变化，技术、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而这也会造成对绿色技术经济维度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性，因此，绿色技术二律背反困境的解决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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