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武德①( Ｒ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 ，英国着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由于生不逢时，②柯林武德的自然哲学并未受到当时思想界的应有重视。由于科学技术的“单向度”发展，自然已经陷入了空前困境，这种困境“演变成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或‘人类困境’”。
要走出这种困境，有赖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回过头去发掘历史上自然观念的思想资源。事实上，“柯林武德所展示的新自然观的确已露头角，而且在复杂性科学、系统性科学、混沌学、自然科学等新学科中已成为主导的哲学原则”。因此，研究柯林武德的自然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词源上看，“自然”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英语的 nature，法语的 nature 和德语的Natur 均源自于拉丁语的 natura，而拉丁语的 natura 正是希腊语 φυσιs 的译名，希腊语 φυσιs 的拉丁文写作physis。由于拉丁词 physis 的前缀 phyo 的核心意义即为“生出”( bring forth) 、“生长”( grow) ，因而可以说，就其词源来说，“自然”( φυσιs，physis) 即指“生物的创造”，或“生长着的东西的生成”。
当然，上述“自然”的词源学含义并不是僵化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化过程。其中，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词义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实体都是自然”，它不仅是“生长着的东西的生成”，也是“生长之物最初由之生长的那个内在东西”，甚至“原始质料和形式、实体都是自然”，“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出于它而被称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运动的本原，或潜在地或现实地内在于事物之中”。
显着，亚里士多德给“自然”一词赋予了哲学含义: 一是指事物的本质或性质，是事物原初状态所固有的特性; 二是指自然界，物质世界或自然存在，通常不包括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产物。这一理解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和认同，穆勒也支持这一说法。穆勒指出: “自然一词的基本含义有二: 一是表示事物的整个系统，包括它们的所有特性的集合体在内; 二是表示事物成其所然，不受人类干预。”
显然，“自然”概念的内涵从原初的“出生”“生长”“起源”，积淀了丰富的哲学意蕴，被赋予了“本质”“性质”或“原则”的新义，并被普遍理解为“世界万物的整体、自然物的集合或规律”。这些含义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关于“自然”概念的内涵集合。
这一看法深刻影响了柯林武德。在柯林武德看来，“自然”既是一个相对术语，又有着确切的含义。他指出: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来说是更经常地在集合( collective) 的意义上用于事物的总和或汇集。当然，这不是这个词常常用于现代语言的唯一意义。还有另一个含义，我们认为是它的原义，严格地说是它的固有含义，即它指的不是一个集合( collective) 而是一种原则( principle) ———就这个词的固有含义，是 principium，αρχη———或本源( source) 。”
柯林武德的意思是，“自然”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可以从集合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自然物或自然界，另一方面可以从原则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本性或本源。
事实上，在希腊语中，φυσιs［自然或本性］一词正是同时在这两种含义上被运用的，并且这两种含义的关系同英文中两种含义的关系相同，因为“φυσιs 总是带有被我们认为英语单词 nature 之原始含义的含义”，“希腊语中的 φυσιs 的原本和准确的含义，也是英语中 nature 的原本和准确的含义”。
显然，“自然”既是自然实在之自然，也是自然规律之自然，它既是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又是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划定了自然的观念及其历史的研究范围。
首先，自然反思对象就是“一直未被意识到的原理”。在柯林武德看来，如果我们把以自然事实的细节研究称为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原理的反思，不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其他方面的思想或行为的，便可以称之为自然哲学。因而可以说，所谓自然的观念就是对自然科学原理的反思，或简称为自然哲学。柯林武德指出，在欧洲思想史上，宇宙论思想有三个建设性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自然的观念成为思想的焦点，成为热烈和持久的被反思的主题，以之为基础的具体自然科学依次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其次，自然科学研究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自然科学研究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不意味着自然的观念是从对自然事实的具体研究的抽象中首先产生的，也不是意味着须完成抽象的自然的观念之后，才以此为基础树立具体自然科学的上层建筑。它是说，科学与哲学之间，或具体自然科学和自然的观念之间，“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关系”。按照通常的理解，从时间关系来看，是先有自然科学，然后才有了哲学反思的对象。柯林武德却指出，由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反思的介入，自然科学就不能走出多远; 一旦有了反思的介入，哲学便可通过反作用于科学家所获得的关于科学原理的新意识，从而产生出新科学。
最后，通过自然的观念的研究，可以重建科学与哲学的融通关系。柯林武德感觉到，19 世纪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被划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哲学拒斥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哲学，这种拒斥甚至还意味着自然科学对理解自然的一种科学主义的垄断。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坏的风气，它已经损害了双方”。为了能够在已经造成的误解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必须深刻反思自然的观念及其历史，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原理，并由此展开自然观念的逻辑蕴涵。
二
柯林武德对“自然”概念的认识，既注重词源学意义的传统，又注重吸纳哲学和科学史上关于“自然”概念的新的解释，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柯林武德的这种历史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然概念的考察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自然观念的考察当中。他依据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特征的不同，把历史上的自然观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希腊的有机自然观、文艺复兴的机械自然观和现代的进化自然观。
( 一) 希腊的有机自然观
在西方哲学史的语境中，希腊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地理概念，大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 二是时间概念，指的是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开始，到马其顿王亚里山大大帝征服全希腊为止的 200 多年。柯林武德在这里所理解的“希腊”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意指希腊自然哲学的古典时期。
柯林武德认为，希腊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自然观。这种有机自然观根源于自然界同人类个体之间的类比。这种类比是指，生命个体首先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的某些特征，通过内省和反思，推定自然也具有类似的某种特征。由于生命个体是有机的，因而作为整体的自然也是有机的。柯林武德称这种类比称为“基于大宇宙的自然和小宇宙的人的类比”。
柯林武德认为有机自然观有三个显着特点。
第一，自然是有生命的，生命是有灵魂的。柯林武德指出，自然是有生命的观念是希腊自然哲学家们一致的看法。泰勒斯认为，自然被“赋予了灵魂”，它是一个“有生命、能活动、行动和变化的”有机体。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自然是“无限者”，是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阿那克西米尼把气当成万物的本原和运动的原因，“这气使我们结成整体，整体世界也是一样，由气息和气包围着”。柏拉图也同样认为，自然是有灵魂的，灵魂的作用是使得自然有秩序，并且符合善的目的。
第二，自然是有秩序的，秩序是有规律的。柯林武德指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是万物的本原的观点出发，用数来说明自然世界的生成。他们认为，没有数就不会有秩序和规律，也不会有美德与和谐。作为本原的数之间有一种关系和比例，这种关系和比例产生了和谐，和谐产生了秩序。依照今天立场来看，数本原论是荒谬的，但如果说事物遵循一定的数学规律，则是可以理解的。“近代科学正是在追寻自然界的数学规律中取得长足进步的，而且可以说，许多次重大的突破都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数学规律。”
第三，自然是运动的，运动是有目的的。柯林武德指出，几乎所有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当中。柯林武德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自然观念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潜能理论。潜能( potentiality) ，从静止结构看，它是指尚未实现的现实; 从运动变化看，它意味着努力( effort) 、奋争( nis-us) 和趋向( tendency) 。从潜能到现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获得形式的过程。潜能理论表明，自然是有动力和有目的的，是一个永恒运动的生命有机体。
简言之，柯林武德相信，希腊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浸透或充满着心灵( mind) 这一基本原理之上的。希腊思想家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看作自然界中规则( regularity) 或( orderliness) 的源泉，而规则或秩序的存在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秩序和有规则运动的世界，他们因此就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理智的( intelligent) ; 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
( 二) 文艺复兴的机械自然观
在思想史上，文艺复兴特指发生在 14 世纪中期至 16 世纪末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一词亦可粗略地指代这一历史时期。而柯林武德所理解的这一时期要稍晚一些，从自然观念的历史来看，“文艺复兴”主要包括 16 世纪和 17 世纪，并延至 18 世纪，直到黑格尔实现自然观念的现代转变。
柯林武德认为，文艺复兴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自然观。这种机械自然观在其根源上也是类比的，它主要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和人类设计和构造机械的经验。在希腊时期，由于人们都不是机械的使用者，影响他们构想世界的主要因素是朴素的有机自然力。但是随着 16 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大量机械的使用则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征。于是，“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制造者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的观念深入人心。柯林武德称这种类比称为“基于作为上帝手工制品的自然和作为人的手工制品的机械的类比”。
柯林武德对自然机器的理解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自然界是一个由具有广延、形状、数量、运动和静止的物体组成的世界。伽利略最早提出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区别，认为广延、形状和数量等是第一性的，是物体的本质属性; 物体的颜色、气味和声响等是第二性的，依赖人的感官参与。贝克莱同意这种区分，并且把自然中所有质的差别归结为心灵的作品，“一个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柯林武德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 “我们通过精神能力的操作，创造出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认识到的温暖、有生命、有颜色、有血有肉的自然界; 然后，通过抽象思维的操作，我们去掉血肉，留下骨架。这个骨架就是物理学家的‘物质世界’。”
第二，自然与人分离，是人类理性研究的对象。柯林武德认为，如果说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心灵是自然中的心灵的话，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发生了显着改变。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主张科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究自然奥秘，人类对于自然拥有优先支配权，“因 为 我 们 若 不 服 从 自 然，我 们 就 不 能 支 配 自然”。同培根一样，笛卡尔也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支配和控制自然，科学知识可以用来“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显然，自然与人的分离最终导致了“自然被看作是被剥夺的对象，而不再是被驯养的对象”。
第三，自然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设计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理智的一个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神性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的理智。这个区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之间一切主要差异的关键。正如康德所理解的那样，科学知识的对象是自然，而不是上帝、精神或物自体; 科学知识的恰当方法是感性与知性的结合; 自然被描写成一种产物，一种并非任意和非理性的，而根本上是理性和必然的产物，符合理性的目的。毋庸置疑，机械自然观曾在促进科学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在促进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柯林武德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观“在客观上助长了后来人们征服自然的野心”，并最终“在 20 世纪里酿出了破坏自然环境的苦酒”。
( 三) 现代的进化自然观
进化的概念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一是生物学的阶段; 二是宇宙论的阶段。在柯林武德看来，前者就其与自然观念的关系而言更为重要。因为进化论生物学打破了心物二元论，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哲学概念，即生命。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生命既不同于物质，也不同于心灵。生命过程的概念有别于机械变化或化学变化，它标志着自然观念的革命。柯林武德认为，对生命理论做出首要贡献的是柏格森。柏格森认为，生命是冲动或过程。柯林武德充分肯定了柏格森自然理论的高度和永久的价值，肯定了他把生物学作为理论出发点，最终把整个自然界还原为生命。不过柯林武德同时指出，生命概念可以是理解世界一般本性的重要线索，却仅仅是一条线索，它不可能成为对世界总体的充分定义。
对过程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怀特海。怀特海认为，自然不仅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过程。这个有机体的活动不是外在的偶然事件，它们结成一个单一的复合运动，而这就是有机体自身。自然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循环的或有节律的变化，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增进，有机体在经历或寻求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它的每一部分不断获得并产生新的形式。
综观柯林武德对进化论自然观的评述，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他关于进化论自然观特征的几点描述。
第一，从循环式到螺旋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状态，这个观念被希腊的、文艺复兴的和现代的思想家们普遍接受，但对于这种变化状态方式的理解却截然不同: 希腊思想家认为是圆周式循环，文艺复兴思想家认为是机械式循环，现代思想家则认为是螺旋式前进。这种变化虽然不一定含有改善的意思，却总能带来某些新的东西。
第二，从机械的到发展的。在进化论中，自然中可能有机械，但自然本身不可能是一个机械。我们不可能把同一事件在同一时间描述成既是机械的又是发展的。因此，进化观念一旦被引入自然科学，就意味着必然抛弃机械的自然观念。
第三，从动力因到目的论。希腊思想家设想了自然的终极因概念，不过这种目的论观念到了文艺复兴思想家那里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论的“动力因”( efficient causes) ，诸如碰撞、吸引和排斥等机械力。进化论自然观需要再次引入目的论，因为对于进化论自然科学而言，自然中任何事物的存在就是它的过程，而目的性恰恰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四，从结构性到过程性。机械论自然观认为结构和功能是相区别的，结构是功能的先决条件。但在进化论思想家看来，自然是过程的集合，自然中的任何事物存在，都被理解成一种过程在进行，实体可以且已经被解释为功能。
第五，从片断性到历史性。结构向功能的消解对自然科学带来的重要后果是，“任一给定种类的自然体，都只可能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范围的空间中存在”。在柯林武德看来，这恰恰是历史的特征，“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界的过程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人类事务的兴衰变迁”这两者之间有明确的类比关系。变化或过程这些科学地可知的历史概念，在进化的名义下被应用于自然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在进化论自然观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已经具有了某些令人熟悉的历史特征，而自然则被理解成由过程组成的历史事件。因此，相比有机自然观和机械自然观，柯林武德更加看重进化论自然观。同时，它也预示着自然的观念必将融入历史，并走向历史的观念。
三
在追溯西方自然观念的历史若干问题之后，柯林武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自然科学，存在于且一直存在于一个历史的与境之中，并且其存在依赖于历史思想。”
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辨析。
第一，自然科学是一种思想形式。历史地看，自古希腊哲学之滥觞，到 17 世纪伽利略之前，自然科学一直停留在思辨的基础之上，人们通常把自然科学统称为自然哲学，自然科学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科学实际上就是哲学，因此说它是一种思想形式并不难理解，也不成为问题。但是，随着伽利略创立实验和逻辑推理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而使得自然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牛顿创立的微积分使得自然科学研究有了更好的数学工具，着成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典范。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自然科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此时，我们就有必要对上述命题做出说明。在我们的语境中，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中某种具体规律的抽象，它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承认自然科学是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仍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
柯林武德指出，自然科学能够产生自己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运用它自己的标准去批判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应该被看做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部门或一种形式。他还列举了一个事例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古典的万有引力理论是什么，我们就必须查阅牛顿的思想记录并解释它们。但是，他也承认，自然科学并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可以说出来的人类思想的唯一部门或唯一形式。“它甚至不是一个自主和自足的思想形式，相反，它的存在依赖于与它不同、且不能还原为它的某些别的思想形式。”
第二，自然科学存在于历史语境之中。这个观点首先意味着，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历史是自然观念的历史。在柯林武德看来，自然科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任何特定时间、就任何特定课题所宣讲的理论，并不是某些研究者在经过多年失败之后最终探得的真理，而只是对旧有理论的逐步修正; 只要思想不停止，现有的理论也必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被修正。因此，科学绝不是一个真理的聚宝盆，在那里有无数确定无疑的真理堆积着; 它更像是一个有机体，在历史行进过程当中，科学或自然的观念都在不断地积淀自身，并且发生着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的改变，有的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观念变革。一方面，这一系列的观念的变革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和显着特征; 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观念诱因和导引，以及提供哲学解释和论证。
这个观点更加意味着，科学理论不仅以某些自然科学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并被某些其他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或否证，它本身就是历史事实。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history of thought) 。”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思想，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知识的对象，历史总是思想的历史。比如说政治史，它就是政治思想的历史，政治思想并不赞同政治学说，而是指占据着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头脑的思想。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就是人类生存意义的生成、解说即澄明的历史，因此它必然会是思想史”。“历史的客体并非由过去发生的事情组成，而恰恰是由关于这些发生了的事情的思想所组成的。”由此，柯林武德提出，既然自然在历史之中，而历史是由具体的思想构成的，那么自然究其实质也在思想的历史之中的。
第三，自然科学的存在依赖于历史思想。柯林武德指出，“虽然自然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但它不是一个本身存在或凭自己的资格而存在的东西，它的存在依赖某种别的东西”。
柯林武德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追问这种别的思想形式是什么，并努力去理解它，理解它的方法，它的目标和它的对象。”柯林武德的回答是，这种别的思想形式就是历史。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是由事实和理论组成。一个科学的事实是自然界的一个事件，一个科学的理论是关于那个事件的一个假说，更多的事件对它进行证实或否证。柯林武德则提出，如果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释是合理的话，自然界中的一个事件只有在它被观察到的条件下，对自然科学家才是重要的。并且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观察者本身必须可以被依赖，观念的条件也必须可以被依赖，这样的话，“一个科学家想知道这样一个事件是否在自然界中存在过，他就只需查考由观察者留下的记录并解释它，而且遵从某些规则来说服他自己相信，那个工作被记录下来的人的确观察到了他声称已经观察到的东西”。
显然，这个对记录的查考和阐释工作符合柯林武德对历史特征描述。因此，在他看来，当人们在说牛顿观察到阳光在三棱镜下的效果、亚当斯发现海王星、巴斯德观察到葡萄汁受一定高温空气的影响不会发酵时，他们谈论的是历史，并且是思想的历史，是观念的历史。
通过上述三重论述，柯林武德就顺理成章地在自然与历史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正是基于自然与历史的融通关系，最终“我们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
柯林武德指出，历史是心灵的自我认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管是哲学家，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所要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过程”，因为“历史的本质不在于构成它的个别事实，不论这事实有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由此及彼的发展”。
由于自然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对自然的研究必然要从自然的观念着手，尤其离不开自然观念的历史视阈。也正因为如此，柯林武德的自然观具有了深刻的人文蕴涵。
综观柯林武德的自然观念，我们认为，柯林武德自然观念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坚持将自然的观念置于历史的视野当中，到自然观念的历史去研究自然，这为我们重新理解自然，正确认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历史方法。当前，人类文明在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正处在生态文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自然观念的更新与变革是生态文明核心理念构建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的局限，柯林武德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生态自然观的理论，但是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却为我们今天在生态文明的视阈中思考自然观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有学者指出，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观是自然价值观的转向，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自然观。按照柯林武德的启示，对这种新自然观的研究，也应将其置于当代社会的视野当中，置于人类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与境况当中，只有在生态文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来思考自然，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从进化自然观向生态自然观的转向，从而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曾建平． 生态伦理学视域中的自然观［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 4) ．
［2］［英］柯林武德． 自然的观念［M］． 吴国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4］布宁，余纪元．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5］［英］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自传［M］． 陈静，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 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美］梯利． 西方哲学史［M］． 葛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着选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