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思想家在追溯生态危机思想根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 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恶性征服和专制统治直接造成的，而在背后支撑着这一行为模式的是“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的价值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反思生态危机的重要起点。蕾切尔·卡森( Ｒachel Carson) 、林恩·怀特( Linn White) 等思想家之所以激烈抨击《圣经》并认为它是构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就在于其部分经文中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何谓人类中心主义? 它在《圣经》及传统基督教思想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本文尝试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的集体自我中心化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为“人类中心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它反映了人类对世界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认识。由于与非人类存在物截然不同，人是世间万物中唯一具有理性并能进行道德评价的动物，因此人类理所当然是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借助剧中人物哈姆雷特之口传达了人类的这种自信: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啊! 理性是多么高贵，发挥不完的才能和智慧; 仪表和举止又是多么动人，多么优雅啊! 行动就像天使，明察秋毫，多么像个天神，宇宙的精英，万物之灵! ”
然而，这种盲目的自信往往会发展成为近乎荒谬的狂妄，使人类认为自然万物都围绕自己而存在，匍匐于自己的脚下，从而形成一种统摄万物的错觉: “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
从“环境”( envi-ronment) 一词的含义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环境”是从人类视角出发而加以定义的，意味着自然万物环绕人类而存在，而人类处于中心位置。
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进入价值领域，就成了一种评判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尺度。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价值评价的主体，而自然是客体。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所说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由于将人的价值视为一切价值的中心，人的存在就成了一切存在的目的; 相应地，所谓的“价值”就被理解为“对于人的意义”。非人类存在物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们满足了人的需要; 反之，如果它们对人类无意义，则是无价值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目的: “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能役使它们……若我们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
这样，自然的内在价值就被剥夺了，只剩下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准则。
价值观指导着人的现实行为，特定的行为范式往往对应着特定的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将人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剥离出来，造成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完全将自然从社会伦理中排除出去，隔断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西方哲学传统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
根据大多数伦理学传统，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把人的价值置于宇宙价值的中心位置，必然出现人类凌驾于万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之上的局面。在此前提下，人类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和利用自然就变得合理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自然不拥有内在价值，也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的保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就不受任何伦理的约束，因此就有了暴露人性贪欲的危险。毫无疑问，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然要通过利用自然来保存自身，人类文明正是在对自然的不断改造与利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随着人类主体意识在近代的自觉化与膨胀，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逐渐演变成带有剥削、榨取意味的恶性征服与统治。这种改造与利用不仅远远超出了合理利用的尺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异化为人类确证自我尊严与价值的一种手段。“人类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 以征服自然为荣，以征服自然取乐，而且越是难以征服的对象就越能给人征服的乐趣和荣耀。”
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将人类从生态系统中剥离出来，将其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而将非人类存在物降格为从属地位。其次，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又使人类集价值尺度和价值评判者于一身，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并剥夺了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解除了人类在对待自然态度上的伦理顾虑。最后，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行为准则，确立了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并将其视为资源的观念，构成近现代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观念基础。
汤因比提醒历史学家在观察人类历史时，应当防止因自我中心意识的侵入而导致价值判断的失误。他认为，自我中心是地球所有生命的本质:的确，一个生物也许会被定义为宇宙间微小的和从属的部分，它利用狡猾的技巧，使自身部分地脱离了其他生物，并且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竭力使宇宙中的其余生物服务于它自私的目的。换言之，每一种生物都竭力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在此之际，开始同其他任何一种生物、同宇宙本身、同创造和维持宇宙以及构成变幻无常现象之基础的实在的力量进行对抗。
根据我们前面的描述可知，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之一的集体自我中心化;它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生物意义上的必然性。自我中心意识对每一生物的存在与发展而言都是必要的，甚至是物种内在生命力的一种象征; 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同样真实的。但自我中心又是与宇宙事实相违背的，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 它同时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它没有权利把他的同胞、宇宙、上帝和实在视为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自我中心的生物需求才存在。坚持这样一种错误的信仰并照此行事是一种狂妄自大的罪恶”。
汤因比对生物自我中心意识的双面性的深刻洞见，同样可以用于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上。
可以说，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确立，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如何打破利用自然的禁忌，很难想象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也就很难想象人类文明在短短几百年内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原则是在违背宇宙真实、割裂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起点上确立起来的，它忽略了人类作为生物链之一环对于生态系统的绝对依赖性，从而为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埋下了伏笔。
二、《圣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严格说来，由于上帝这一第三尺度的介入，上帝成为宇宙的中心，《圣经》本身并不支持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故而，不少学者尝试通过引入其他文明因素来探寻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帕斯莫尔( JohnPassmore) 认为，基督教确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但这种倾向并不是来自《圣经》的直接馈赠，而受希腊斯多葛主义的影响。
环境史学家彼得·科茨( PeterCoates) 看到，古希腊罗马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认同人类统治( 自然) 的正当性，因此“很难将《圣经》中征服地球的诫命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
但是，《圣经》是否真的如此无辜呢? 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说: “人类在世界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在具有我们自己的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的西方人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圣经》和希腊人都赋予人以特殊的地位。”
我们回到《圣经》就可以发现，它对人类在所有受造物中的独特位置作了一再暗示。《创世记》中的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诗篇》这样说道: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给了世人。
从这些经文来看，尽管人类并不拥有对地球及其间万物的所有权，也不处于宇宙价值的中心位置，但他显然在受造等级中占据着高于其他万物的位置，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人不仅代表了与动物并驾齐驱的较高阶段，而且也是动物的统治者。”
受造等级次序的规定相应地衍生了存在价值的等级: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可以看出，全部受造物都被赋予了相应的存在价值，但另一方面，人类被视为上帝创造的冠冕，更受上帝的青睐，处在受造物价值等级的顶点。与人的价值相比，非人类受造物的存在价值是次要的，甚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当人的价值与非人类受造物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对前者作优先考虑。当这种价值冲突被推向极致而显得不可调和时，便出现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使自然价值让位于人类价值，甚至只给自然留下工具价值:
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生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 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当自然连对人类的使用价值都不再具备时，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耶稣的部分言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诅咒不结果的无花果以及将 2000 头猪赶入大海的行为，也受到了马歇尔( Peter Marshall) 的非议。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 “基督耶稣，人类伟大的拯救者，几乎从来就没考虑过引导他的教徒们对生命表示谦恭。”
总体来看，尽管《圣经》处处都会出现上帝的身影，时时都在提示上帝威仪的存在，但其叙述视角仍然是从人类出发的，所有的笔墨实际上都在围绕着人类的处境而渲染，造物主的权威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旧约》中，希伯来人常常以选民自居，声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专爱他们，专门为他们划出地界，替他们伸冤，打击外族邦国，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为他们逆转大自然的规律: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 “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 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吗? 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将希伯来人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延伸到整个宇宙的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看法:
与其说人类和非人类受造物都是上帝的子女，不如说上帝只是人类的上帝，而不是全部受造物的上帝。上帝单单将自己的形象赋予了人类，为了保障人类的幸福而不惜牺牲其他万物的利益。耶稣就曾对众人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上帝对全部受造物并非一视同仁，而是为人类的幸福开路。这不正是人类集体性的自我中心的反映吗?
上帝也不关心人类与其他万物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通过‘统治’地球命令的颁发，上帝似乎认可了对地球及其受造物的全面剥削。通过鼓励人们生养众多和征服地球，上帝似乎也不在乎人口之于有限资源和其他物种的压力。”
马歇尔这一激愤之辞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上帝中心论的乏力。管理神学强调人是上帝的管家和代理人，在他们看来，管家不可能忘记他不是国王。这正是“管家的陷阱”所在。
事实上在由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构成的地球生态系统面前，上帝的尺度是脆弱的，尤其是在人类的贪欲被世俗的功利激发出来后，上帝的大能之手显得鞭长莫及。当上帝在场的时候，他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监督人类的行为，但同时又往往成为人类行为的凭据。而当上帝在近代科学理性的攻击下逐渐退隐时，他的这种监督权威就愈是形同虚设了。因此，如果说《圣经》确实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那它为人类的集体自我中心提供了辩护的凭据，使人类中心主义合理化; 如果说《圣经》本身并非从根本上支持人类中心论，那么当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在近代人本主义运动中———被真正落实到人类的现实行动中时，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就在所难免了。
三、基督教自然观的确立
其实，《圣经》教义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教义在后世基督徒那里是被如何理解的，它们在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上又是以何种性质产生影响的。那么，在《圣经》成书后的两千多年里，西方人是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呢? 毫无疑问，这种理解是多样的。
但我们知道，《圣经》的基本教义已限制了这种理解的大体范围———基督徒的任何理解都是在不违背《圣经》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做出的，否则就难以被接受。我们还可以追问: 何种理解对基督教世界历史产生了主流影响? 如此，答案可能就会容易变得明确起来。当今不少思想家和神学家都承认，尽管基督教传统内部在对自然的理解上存在诸多相异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但主要还是傲慢的人类中心式的。换句话说，《圣经》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确实得到了继承，甚至在一些代表性神学家的解读和阐释中得到了明确和增强。
首先，《圣经》的基本教义内在地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其刚硬的一神论是这种认识的起点。
依据这种一神论观点，创造世界的耶和华上帝不仅超越宇宙万物高高在上，而且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之外再无真神。这就对何者神圣何者非神圣做出了绝对的区分，对谁是崇拜者谁是被崇拜者做出了规定。
自然是受造物，其价值的获得完全依赖于上帝的赋予，因而是不神圣的，人对任何自然物的崇拜都是偶像崇拜，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偶像崇拜作为摩西十诫中最大的诫命在整部《旧约》中被先知反复强调，常常引发上帝的烈怒和惩罚，并与希伯来人悲惨的现实遭遇联系起来。这种一神观念在《新约》里也得到了延续。
在神学家戈登·考夫曼( Gordon D．Kaufman) 看来，《圣经》以拟人的方式构想出一个超越存在的上帝，并将自然视为上帝的竞争对手，争取人类的关注和信奉。人类的存在从根本上应适应这个超越的上帝，而非世间的任何事物，或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即不是适应自然法则。“对我们来说，让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生活符合任何事物而非上帝都是偶像崇拜———对人类与生命的源泉和基础的偏离，对上帝意志的直接悖逆。”因此，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传统中，人类生命的全部实存都是依据以“上帝”而非“自然”的象征作为参照的终极标准来理解的。
既然人的位置介于上帝与非人类受造物之间，那么随着上帝信仰在近代的失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上升到最高的位置:
与它的父母宗教犹太教和它的姐妹宗教伊斯兰教相似，基督教褫夺了传统的非人自然的神性，虔信上帝是唯一的神，自然不过是上帝的创造。于是，当这一全能的超越的造物主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在 17 世纪末叶被西方基督教世界废黜以后，自然就不再与西方人争夺上帝空缺的宝座。
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如何高估《圣经》一神论对西方人自然观的影响都是不为过的。从当今生态伦理的建构理路来看，《圣经》必然是要遭到严厉质疑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使自然走向祛魅过程的开始。
不唯如此，《圣经》还以堕落—拯救的教义为基督教的自然观带来另一层涵义。《创世记》第三章告诉人们，由于人类的堕落，地球遭到上帝的诅咒，因而也走向了堕落。
但与此同时，堕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部受造物的等级秩序。人类由于禀有神的形象而依然处于受造物的最高位置，对非人类受造物行使着种种特权。上帝与挪亚所立的《新约》认可了这一点。有关“堕落的自然”以及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的教义是如此的重要，以致马歇尔认为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支柱”。
从基督教教会史来看，它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敌视与排斥。自然本就不神圣，一经堕落就更是沦为不洁和罪恶的所在，与原始乐园完全相反，它不仅构成对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而且也成了人类灵魂回归乐园路上的藩篱。
“堕落的自然”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对自然的理解: “在欧洲的基督教时代，自然移交给了‘魔鬼的秩序’，运行于自然中的撒旦的力量变得几乎与神一样真实。”由此，争取灵魂重生的努力就转化为与自然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在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展开，也由于人的感性肉体对理性灵魂的干扰而同时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灵魂要争取得救就必须克服自然与感官欲望的诱惑。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 “任何将我们与其他受造物联系起来的东西都是坏的，因为它妨碍我们侍奉上帝。”
纳什对西方人之于荒野的态度的认识也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旧约》和《新约》普遍将荒野视为该诅咒的土地，视为天堂的对立面，这种观念“是促使人们在近两千年的时间中不尊重无人居住的土地的重要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从这些基本教义出发，是很难导出西方基督教对自然万物的尊重的。
据庞廷和马歇尔等人考察，六世纪的论者斯科马斯·伊底科波莱斯图斯在《基督教地形学》一书中宣称: 人是“地球上所有事物之王，与天堂的基督一起来统治”。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对神学与哲学(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的调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论证说，存在着一种从最不重要之物一直到上帝的存在层级，人类占据了一种在各种动物之上的独特位置，他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就是这种逻辑性的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理性的创造物理应统治非理性的创造物:
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某物不是罪，因为它本身就是为着某种目的而存在的。既然万物的秩序本是如此，那么不完善之物就是为了完善之物，正如具有生命的植物是为了动物，而所有动物又是为了人。因此，如果人类为了动物的利益而利用植物，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动物，并不是非法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学说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改变和违背《圣经》教义的基础上发生的; 二者之能够被加以调和本身就说明了彼此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内在一致性。
此外更重要的是，阿奎那还引挪亚的例子从根本上排除了人利用非人类受造物的任何道德限制: “我们要批驳那种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这种观点。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可杀死也可以其他方式役使。”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种观点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它试图通过重新强调《圣经》文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这种观点。加尔文作为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坚定地支持这一观点: 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使得这个世界为人的到来而完美，上帝“为了人而创造了所有的东西”。
尽管欧洲 16 世纪以来非宗教思想发展得越来越快，但基督教那种基本的人类中心论仍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仍然被视为一个神的、组织起来、理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相关论者使用逐渐增多的生物学知识和从未有过的更多的例证，来论证上帝在提供这样一个完美适应的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者马西利欧·费西罗就这样写道:
“人类不仅仅是在利用种种元素，而且还要去装饰它们……那种普遍性地规定着所有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人，就是上帝的一种。”
庞廷、帕斯莫尔和马歇尔在各自的着作里，都提醒读者留意 17 世纪英国法官马修·海耳爵士的一段着名的话:
人是最末被创造出来的，因而是伟大的天堂中的上帝在这个低等世界的总督; 他是这个低等世界的美好农庄中的管家、代理人或农夫。正因为这样，人被授予权力、威信、力量、统治权、信任和关照，去改良和去除多余的残暴的猛兽，为温顺有用的动物提供保障和防御，培育各种各样的植物，改善它们及其它，去掉那些多余的无用植物，呵护地球的表层，使之美丽、有用和丰产。
这种理解显然是从《创世记》的第二种创世叙述( 参阅《创世记》第二章) 中引申出来的。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在表达人类对于地球及其万物的管理责任，但它对人类角色的定位仍然是人类中心式的。在马歇尔看来，这段文字的整个口吻更多的是表现出对于其他受造物的傲慢和干预态度。
结 语
综上，在传统基督教对《圣经》的解读与阐释中，存在着一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它使自然的神圣性被进一步剥夺，人类之于非人类受造物的优越地位得到维护，自然万物为人而受造的观点得到认可。相应地，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随意改造和利用万物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被认为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是上帝的意志。
《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之一，其基本教义为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框架。尽管这些教义被导向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确实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密不可分，但这并不能否定《圣经》作为这些理解的前提这一事实，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圣经》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庞廷所指出的，尽管到 19 世纪后期，宗教因素已经从大部分欧洲思想中缩减或是消失，但两千年中基督教思想中许多核心的思想，与早期的古典思想结合成了一体，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进入了欧洲世界观的普遍模式之中。“人类被视为与一个分离开来的自然世界相隔开，并高出一头，他们只要认为合适就有资格对自然世界进行开发。”这为我们反思和应对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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