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科学的客观性和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的互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同步。从民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历经诸多曲折嬗变，科学的客观性、自主性及其作为普遍知识和社会变革力量的基本形象终于得到承认。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科学哲学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引入，科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正确的知识体系以及哲学原理的例证或其新范畴的来源；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曾经使中国的科学哲学在突破思想壁垒的过程中较为便利地取得了旨趣的合法性，但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们很快把对普遍性的寻求纳入植根于本土知识与文化需求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的长征”之中。中国本土文化对经世致用的追求，加上马克思主义将改造世界置于优先地位的实践旨趣，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不仅关注认识论层面的科学合理性及其辩护，而且从一开始就将科学视为一套特定的方法论和一种社会建制化的人类活动，将科学纳入由思想革命到社会变迁的实践场域，致力于追问近现代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此过程中，后实证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欧陆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相继被引入，尽管存在着观念脉络与现实语境的落差，对科学合理性更精致的辩护和更深刻的质疑成为学界译介与论辩的焦点之一。

　　在国际科学哲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大战”中导致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对立的基础主义的标准科学观逐渐被超越，吉尔、卡特赖特、基切尔、海伦·朗基洛、富勒等科学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学的要素与边界，使一般科学哲学的反思重心日益转向社会认识论、实验建构论、能动者实在论等科学活动的实践层面，将科学活动的目标从探寻价值无涉的客观真理重置为对有意义的真理的追求。同时，在当代科学论研究中，默顿范式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分立也通过对后学院科学、后常规科学等“真科学”的关注而消解，科学后果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价值选择以及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成为核心议题。出于对实践的关照，这两个领域研究的目标逐渐契合于在科技时代的复杂语境中对科学的权衡与审度：从对科学的客观性、实在性的辩护或质疑等理论性的辨析转向对科学的知识的可靠性和社会稳健性（sociallrobustness）的实践性考量。

　　近20年来，面对“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时代性问题，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研究整合形成科技哲学的核心论域的基础上，科技伦理、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科学实践哲学等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刘大椿等认为，在对科学的哲学分析与追问中，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经过辩护与批判的相互较量，发展出了一种可称之为“审度”的新取向，它主张超越单纯的辩护与批判，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前言）这一观点既是对当代科学哲学日益超越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关注具体科学与科学的实践性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也是中国科学哲学家对此趋势做出的重要回应之一。

　　一、超越“科学化的哲学”的科学活动论

　　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对其时代所必须应对的问题长期而深入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科学哲学重新起步，当时流行的教科书与词典皆将科学界定为“知识体系”,并由此简单地将“科学”等同于“客观真理”和“正确的知识”、将“科学的”等同于“正确的”且有“必然性”之意味。在整个现代性语境中，这种科学观是常识的或标准的科学观，多少带有实证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乃至科学主义的色彩。

　　在走出科学泛政治化的过程中，这种科学观实际上是以恢复常识的方式重新引入的。此前，科学被误读为社会意识，甚至具有阶级性，来自西方的科学因之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科学作为真理性知识体系这一常识性的“标准科学观”之所以得以接受，源于当时的历史契机：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引用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将科学界定为“直接生产力”,进而证明“科学是生产力”,科学因而在随后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科学的实证方法及其证据最为显着的体现了实践标准的有效性、权威性乃至唯一性，具有合理性的科学扮演了思想解放的最佳突破口的角色。

　　常识的或标准的科学观的接受与引入（或恢复与再引入）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由此形成的“科学化的哲学”亦有其难以超越的理论困境。

　　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来讲，被赋予首要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明证的合理性的科学似乎带来了某种逆转---从用“哲学”来指导科学转向以科学规范哲学，“科学化的哲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时之潮流。这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初创科学哲学时所主张的“科学的哲学”及统一科学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1977年3月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以哲学范畴批判科学假说和“理科大批判”受到质疑，曾经作为一般哲学原理的自然科学例证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变身为新时期哲学科学化的先锋与典范，它以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等可将研究对象从自然延伸到社会的理论）的结论为基础，试图为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找到一种科学的或工程的指导理论。其基本理路是：先从科学中概括出概念化的世界图景，再将其扩展为一套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范畴和原则体系。作为启示法，这种研究进路对于知识的迁移与拓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如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对贯通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不乏有价值的探讨。但这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往往缺乏严格的理论规范和实践连接规则，因而难免有其内在的理论局限性：一方面，将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原则“提升”到哲学层面，必然伴随各种附会、误置与含混，由此拼凑出的体系难免简单化和不完备---即便从知识体系上来讲，也只能权做“压缩饼干式”的知识套餐；另一方面，若以哲学概括出来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范畴及原则反过来规范科学，科学难免再次沦为哲学的材料与注脚，乃至陷入哲学指导科学的教条主义窠臼。

　　暌违30年后，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科学哲学观念及其他关于科学或科技的二阶研究同时被引入，其思想谱系所展示的竞争性与多元性对独断论和教条主义产生了有力的冲击，进而开启了从“科学化的哲学”到“关于科学的哲学”乃至“关于科技的哲学”的嬗变。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学说在迟到的传播中再次显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转换与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怎么都行”式的多元主义……这些思想及其交锋表明，独断论的真理观正在被各种更深层次地反映“科学实际”的真理观所取代。

　　在集体着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舒炜光强调：“无论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或者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不同哲学派别交织成一个科学哲学思想流动网。这是一个正在编织之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

　　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一书的“跋”中指出，现代科学哲学“代表着人们对科学的性质、方法、发展规律---或简言之科学观认识的一串圆圈”;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用科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

　　在突破教条主义和超越“科学化的哲学”之后，科学哲学及相关研究的再语境化聚焦于通过选择性的再造重建新的面向中国科学与社会实际的科学观；重启的后发现代化对追赶式发展和驾驭科学与创新之需求，使中国学者对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运行更为关注。

　　首先，主张科学的本质在于方法，强调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对此，刘大椿指出：“当代科学革命和社会发展在哲学的探寻形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就认识论研究而言，哲学家们不再拘泥于对一般认识要素的抽象分析，转而从成功的科学认识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的认识论、方法论原理。他们的提问方式是：‘人类的知识是怎样发展的？’这意味着当代哲学反思的兴奋中心已经转向方法、特别是科学方法……科学的本质与其说在于它的对象，毋宁说在于它的方法……方法论研究正是今天典型的哲学反思，其实质是科学认识自觉其为科学认识。”

　　在此再语境化过程中，以认识论为基调的科学哲学出现了方法论化的倾向---对真理的追求不在于占有真理，而在于掌握达到真理的方法；盖因当时引入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寻求人类知识（特别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以更好地驾驭科学。在中国的后发现代化进程中，诸多伪科学事件一再表明，公众科学观层面的主要缺失恰在于挥之不去的独断论的真理观与科学观---简单地将科学等同于正确的知识，将具体的科学结论真理化、教条化，而未能意识到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源于科学方法的运用。选择科学方法论为切入点，既能为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进行有力的辩护，又可力避具体科学结论的教条化倾向。

　　其次，追问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运行机制，寻求科技加速发展之路。在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李醒民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与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等思想飞扬的着述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前者对现代物理学革命进行了历史与哲学考察，后者则试图揭示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之谜。在西方为科学难以驾驭而忧虑时，中国人则在为如何使科技“飞速发展”而苦恼，这使得中国以其独特的关注汇入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对科学反省的潮流之中---不单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学科在世界和中国均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恰如刘青峰所言：“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已经来临：人类不仅应该用科学的光芒照亮自然界，还应用它来照亮社会，照亮科学本身，照亮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那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科学和文化背景之间内在的联系。”

　　对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运行的关注充分反映了中国学者的实践旨趣，科学活动论即对此旨趣的概观与提升。1985年，受到贝尔纳对科学的系列特征的论述（“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知识的传统”等）的启发，刘大椿提出：“科学不但有知识的意思，还有作为一种活动的意义。如果把科学看做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自然而然地，就既可以探讨这种活动的结果与导致结果的过程，又可以探讨这种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一旦贯彻这种活动的观点，对科学作认识论的分析与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析就统一起来了。”

　　在今天看来，倡导科学活动论的意义不在于研究纲领或学派的确立，而在于它所勾勒的开放性的实践架构为科学哲学乃至科技哲学的再语境化与本土建构划定了论域---不再仅仅将科学视为一种客观知识体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加以探讨。立足科学活动论这一整合性视角，科学活动中的辩护与发现、事实与价值、认知过程与社会运行（内史与外史）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不再相互分立，很自然地具有了实践关联性。实践旨趣使科学活动论倾向于视科学方法为科学活动的灵魂，同时也将科学或科技的社会及价值向度置于科学的哲学分析的重心。科学活动论主张，以“活动”为核心，同时考虑到“科学活动的内在方面”和“它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二、互补对比，执中有权

　　如果说“科学的本质在于方法”或“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灵魂”,科学方法论无疑成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等以科学认识为对象的二阶研究的出发点。科学方法论是对科学认识本身的认识，它力图阐明科学探索过程中涉及的观察、理论、发现与辩护等诸要素的意义，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层面对科学活动加以剖析，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研究所遵循的本体论预设、纲领与规范、传统与风格予以概观。从研究者的初衷来看，自然希望通过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为科学活动建立一套一般性的方法与工具系统。但与所有概括性和一般性研究一样，视角的选取与抽象过程的简化决定了方法论讨论固有的片面性，各种构造整全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的努力本身注定难以成功。从方法即道路这一本义来看，世界上没有一条可以通向所有地方的道路，即使是向一个目的地前进也会有不同的道路。换言之，方法本身并非预先给予的，而是选择的结果---既可以在对现有方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加以选择与综合，也可以在现有方法之外开拓新的进路。因此，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元方法不是构建一个程式化的方法系统大全，而是在方法之间做出比较或另辟蹊径，即方法论研究最终要超越体系构建而走向比较方法论研究。

　　当科学哲学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各种学说以科学哲学史的形式引入中国时，习惯了思想同质化的中国学者从这些思想标本中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对立。通过对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刘大椿指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但不管这些互斥的方法论如何对立，它们之间却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他将这种“重要的有关方法论的宏观规律”称为“互补方法论”,即“在多重视角下，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之间会呈现出某种互补性”.（前言）互补方法论是在对各种科学方法论（包括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的学说）加以比较和总体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多重视角下的方法论。如果说科学活动论确立了对科学加以审度的对象---科学活动，即科学的社会建制的运行及其与其他社会建制的互动，那么互补方法论则为对科学活动的“审度”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当然，需要略加辨析的是：作为科学活动的方法论的互补方法论与作为对科学活动进行哲学反思的方法论的互补方法论还是有所不同的。

　　作为科学活动的方法论的互补方法论是启示性的。实际上，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对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乃至社会学的研究，都难免是某种理想类型，科学活动的主体可以据其实际需要而与这些理想类型产生选择性的共鸣。如果把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比作工具的话，大多数科学家的工具箱里存放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往往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和随意性。从互补方法论源于比较方法论这一理论反思与建构过程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作为元方法的“比较”本身就具有多元与包容的理念，促使其以开放的态度对各种方法论思想加以互补性的理解：“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是历史的，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恰当的态度是：善于学习已有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思想，但决不要把任何一种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绝对化；尽管它都有一定的作用，毕竟又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

　　作为对科学活动进行哲学反思的方法论的互补方法论则是规范性的。实际上，互补方法论所讨论的大多数方法论思想都主要是对科学活动的哲学反思的对象，如机械观与系统观、还原论与整体论、科学的合理性及其标准问题、辩护与发现、程式化的努力与反对方法、认识论问题及其社会学化、西方科学传统与中国有机论哲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刘大椿强调，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互斥的立场，其“出路”在于不但正视其互斥性，而且发现其互补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互补方法论为审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想规范或方法：“应当怎样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前言）而如何整合对立的观点，显然是一个充满开放性和创造性的过程，无法通过单纯的辩护与批判而实现。

　　这种规范性的互补方法论所体现的实质就是所谓“审度”的取向。从活动论的角度来看，审度是为了找“出路”.何谓“出路”?如果面对一个问题有多种类似的解决方案，人们可以通过反复推敲选择较优的方案。如果一个问题有多种有利有弊的解决方案，人们可以通过权衡利弊做出抉择。费耶阿本德的“反规则”与“反对方法”的观点给科学哲学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这也就是审度所面临的情况，对于一个问题，现有的方案相互冲突并都存在明显缺陷，单纯的辩护与批判只能陷入高度的对立和停滞不前，此时就需要审时度势，在差异与对立之外寻求互补的可能，在整合对立的方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寻找“出路”.概言之，超越对立的观点、立场与方案以探究问题之“出路”的过程就是审度，而审度的方法论基础则为互补方法论。

　　互补方法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思想，几乎同一时期，台湾学者沈清松提出的科学新典范---“对比典范”在思想形态上与之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它们不仅在观念上都强调超越对立与差异之上的互补，更重要的是，两者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哲学视为观念的整合、反省与创造的思想根源，以探寻科学演进的新“出路”.透过对诸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语境下出现的各种理论的对比分析，沈清松将各种“成套的对比因素”纳入其关注的焦点：理论层面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系统和主体、实在本身和构成实在、逻辑与历史等对比；实践层面的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西化、协调与宰制、无意识的决定与有意识的努力等对比；在更高层次，理论与实践也自成对比。他指出，其所主张的对比典范之要义在于“不将这些对立元弃于二元对立的情境，却要在尊重其差异的同时发现其深层的互补性”;所谓“对比”,是在差异与互补、连续与断裂、采取距离与共同隶属之间的相互辩证，它们构成了科学与社会的结构与动力；作为对结构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的对比典范，既强调结构与系统的逻辑性，也强调历史性，而在历史运动中，既重视其中的否定力量，也强调其中的积极力量。

　　处源于二者共有的中国哲学与文化旨趣。沈清松指出，中国人可以基于中国哲学的观念泉源，因应当代思潮的挑战，为科学探索提供一个新的典范。他认为，对比的智慧即源于中国哲学。在表现阴阳思想的太极图中，阴与阳的差异和互补就体现了“结构的对比”,如果将其置于时间中予以展开，阴阳的互动变化与消长续断可进一步构成“动态的对比”,“结构的对比”与“动态的对比”亦处于一种辩证对比之中，最终导向有机的整体演进过程。由此，“对比典范”具有二元构造、互补性和开放的整体性等基本特征。

　　在刘大椿看来，强调“活动”而不强调形式化方法的观点之所以风行于中国，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倾向有关，这是中国文化有可能对世界科学哲学做出贡献的一个突破口。而另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则是由中国文化强调“用中”和“全体”所引申出的互补方法论。

　　面对“西方科学哲学学派纷呈，多数好走极端，各流派之间往往争得不可开交”的局面，中国学者却能持一种宁静超然的心态，开放地为我所用，使之互补，始终保持思维的高度活跃，不断地追踪科学而开拓前行。

　　不论是对比典范还是互补方法论，都可以从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汲取审度与通观的智慧。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单一线性增长观和科学文化与人文社会文化的断裂，中国独有的“执中”与“权变”的观念尤为重要。在中国儒家等传统思想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执中”与“权变”相结合的思想。何为执中之道呢？孟子曾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因此，人的活动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执中有权”,这也是以互补方法论或对比典范寻找创造性“出路”的关键性策略。

　　“执中有权”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要拓展视野，即超越对立的视角，从多元视角和更大的整体视野通观局部与全体，由此方可“执中”;二要唯变所适，即辨时应势，在充分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实现不同力量与不同结构的动态均衡与协调，是为“有权”.正是从“执中有权”出发，刘大椿指出，中国的科学哲学既要与科技的现实发展接合，又要提升其基础水平；既不能简单地跟随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也要思考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作出既在当前行得通、又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思考。

　　类似地，沈清松强调，鉴于过去建立在自然科学上的旧典范忽视人文与社会因素，科学的新典范虽不能忽视自然科学，但应以人文与社会科学为优先考量，应通过“充量协调”实现学科际的整合以打破传统范式主张的宰制策略，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典范则应有助于人和社会的自我了解和进步发展。

　　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审度

　　刘大椿在《科学方法论：问题和趋势》一文中指出，应该在预设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互斥极端中寻找互补，寻求发现的逻辑与证明（辩护）的逻辑的互补性，探讨科学的客观性和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的互补。

　　这项工作其实就是对科学、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认识论的一种整体性与前瞻性的反思与审度。只需略微拓宽这些论点的内涵，它们依然是当下科学哲学和科学论研究中对科学的辩护与批判的焦点。为了避免抽象的讨论，不妨具体剖析一下“科学的客观性”与“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的对立的理论实质，进而探讨超越这一对立的可能。

　　“科学的客观性”与“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的对立一般被解读为“理性与社会的二分（rational-socialdichotomy）”或“事实与价值的二分”（fact-valuedichotomy）。这两个“二分”强调，科学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乃因科学知识所刻画的事实与社会语境和价值无关，或者说社会与价值等“外在”因素会干扰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因此，在正统的科学哲学传统中，社会与价值的因素一直未能进入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标准的讨论的视野。

　　在经历了历史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挑战之后，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依然（甚至更加强烈地）坚称，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探求客观真理。虽然他们不再认定科学所发现的是绝对的真理，但他们或相信科学可以获得近似的真（approximatetruth）（如卡特赖特），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逼真描述；或主张敛合实在论（convergentrealism），如普特南、波义德、基切尔等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可以越来越接近真理。而问题是，一方面，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逼真（verisimilitude）的概念，近似真理的程度或范围要受语境和应用的制约；另一方面，各种版本的敛合实在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

　　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并受到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质疑，科学发现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很多科学哲学家们相信或直觉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不容否定，但他们所选择的肯定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的表述方式却使其缺乏自洽而易受攻击。基切尔指出，传统的科学真理观主要包括实证论（veritism）、符合论（correspondentism）、方法论（method-ism）、可靠论（reliabilism）等一套观念组合。

　　实证论认为科学的目标是接受真的科学陈述，符合论认为对实证论的真理观的恰当的理解在于认为真的科学陈述与独立于心灵的实在相符合；对实证论与符合论的赞同往往伴随着方法论的主张，即对科学陈述的接受受到方法上的规范的指导；可靠论则进一步强调，得到采纳的方法上的规范的恰当性在于遵循这些规范能可靠地产生和支持真的信念。这套观念组合包括两个层面：实证论和符合论论及科学知识与实在的关系，方法论和可靠论则主要关照参与科学活动的认识主体应遵循的规范；前者涉及真信念，后者涉及真信念的形成与认识主体---不论是怎样的真信念，最终都要为认识主体所接受。

　　在这套观念组合中，似乎不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和“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之对立，但这其实是由一元论的知识观和认识主体虚置与抽象化所造成的假象。

　　一元论的知识观即科学哲学早期倡导的统一科学运动所持有的知识观，其基本主张是：科学探究的目的是获得关于自然的单一且完整的真的陈述体系。在几乎所有的“思想的攻防”中，诘难与辩护的策略往往随对方而定，并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和趋同。在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嬗变的过程中，对独立于人的旨趣的客观性或与人无关的认知意义的倡导，实质上是以（神创的）自然的规定性消解基于神圣之名的世俗化神权；但对科学本身而言，这种以独断论应对独断论的辩护最终不仅未能给知识带来某种必然的基础，反而付出了形而上学实在论和一元论的知识观等基础主义导致的代价。恰如基切尔所言：“神学退场之时，却将一个观念留给了我们---我们的宇宙运行似乎具有某种基础性的法则，而这些法则是彰显认知之意义所在的典范。”

　　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能对正统的科学哲学所辩护的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后者的辩护将科学夸大为一种超越人的旨趣的寻求绝对真理的事业，而忽略了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本意。在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辩护中，科学被视为一种由微妙或神圣的“自然议程”所确立的必然的科学。但实际上，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全部科学，其研究旨趣与议程最终无一不是由人所确立的，因此，所谓科学的客观性不可能离开社会的接受而存在，理性知识的获得离不开社会群体的认识，对一项事实的探究与研究者的旨趣密不可分。

　　反思科学的批判的维度，与其说是对科学及其知识与后果的反思，不如说是对将科学所探求的客观真理绝对化的科学主义的纠偏。从现象学到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之所以会走向反科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科学的过度辩护不恰当地放大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文化与人文以及其他文化之间的张力，由此导致了极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两极对立，“卫道者的无奈与另类的尴尬”便在所难免。

　　对科学的审度，就是要回到“科学的客观性”与“它被社会承认的相对性”这一元问题，寻找第三条道路以超越极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虚假的两极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的虚假性，布尔迪厄指出，对科学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攻击并无致命之处。在他看来，人们依然可以将科学世界的实在论的观点与认识论上的实在论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前提是同时与被誉为“认识论双星”的逻辑的独断主义和相对主义双双决裂---正如帕斯卡曾指出的那样，正是绝对的认知的独断主义观念导致了怀疑论的产生---相对主义论断只有在对抗独断的个人主义认识论时才显得有力，后者涉及个人与自然单独对峙的认知过程。

　　因此，突破这种虚假对立的关键是：应该看到科学是一个让某种发现面世的建构---使之发生并使之公开，其所涉及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认识论。也就是说，社会与价值的因素实际上是内在于认识过程的，它们是科学认识所必需的要素而非必须加以排斥者。这样一来，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等就不一定意味着为相对主义背书，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消除价值对事实的影响，而是使这种影响的性质、过程、机制和程度得到揭示与分析，让人们做出比较及抉择。而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及其事实是在科学的场域中被复杂地构建起来的，而且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的范围也随着科学所构建的事实的影响范围的拓展而拓展。

　　从科学活动论的角度来看，在科技时代科学已不再单单意味着求知，而更多的意味着行动；科学的复杂场域（学科际与主体间关联）使得信任比推演更加重要；科学后果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审慎比证据更为关键；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多元选择而不是单一的接受成为常态。有鉴于此，从辩护走向审度的可能理路是：第一，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完全由“自然议程”所决定的“必然的科学”,而是由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议程和范式所选择的“可接受的科学”.第二，科学的客观性并非价值无涉，在科学活动中，价值取向与利益权衡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存在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偏见或对客观性的侵蚀，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一种合理的议程使得科学本身在与价值和利益相关的语境中成为一种具有社会稳健性的知识---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且对其后果负责的知识。第三，不论具有社会稳健性的科学知识的生产，还是对科学外部的审度，要坚持多元、理性与宽容的态度，关键是如何应对观念冲突与利益冲突。对于观念冲突，近代哲学家密尔关于多种观念的充分表达最有利于达成真理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于利益冲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现实的情境，如柯林瑞奇两难（Collingridge Dilemma,即一项不可逆的科技活动在决策之初因信息不足难以抉择，但在获得可作出判断的信息时其后果已不可逆转）等，无疑需要更多的实践智慧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