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蕴含着整体性生态思想, 这一整体性生态思想包括: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自然辩证法, 为生态学提供辩证的生态世界观;立足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 为生态学确立了合理的生态价值观;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变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的批判, 为克服生态危机寻求制度保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整体性生态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 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整体性; 生态思想;
近年来, 随着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解读的深入展开, 自然辩证法逐渐走出了被误解的尴尬处境。当前, 如何合理阐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生态思想, 正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笔者认为, 对这一生态思想的解读必须坚持整体性视角。整体性视角不仅可以深入阐释恩格斯如何以自然辩证法为生态学奠定哲学基础, 为人们走出生态困境指明出路, 而且能够准确把握恩格斯与马克思学术 (生态) 思想的一致性。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整体性生态思想认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自然辩证法、立足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批判。与之对应, 便产生了囊括辩证的生态世界观、科学的生态价值观以及合理的生态制度保障三个方面的整体性生态思想。积极阐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整体性, 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与生态世界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从诞生以来, 误解或偏见始终与其相伴, 最显著的莫过于将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同等对待。学界通常误以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 却忽视了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关于自然界的科学, 而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即在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基础之上对自然界辩证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 以此揭示自然本身的辩证图景。对于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区分,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和我, 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1] (p349) 当然, 熟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并不是简单介绍自然学科的发展史, 或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一些自然科学材料的堆积, 而是通过对自然科学已有发展成果来揭示出一种新的自然观。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 被恩格斯广泛提及的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三大里程碑式发现:其一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其二是细胞学说;第三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领域的重要发展成果, 根据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来划分,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可以理解为力学、物理学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 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理论可以归结为生物学变化规律。在恩格斯看来, 细胞学说在于说明除最低级以外的一切有机体都是从细胞的复制和分化中产生, 多细胞的有机体同样是根据细胞分裂规律各自从一个细胞中生长起来。那么如何说明这些有机体自身的无限差异性呢?后者显然是达尔文进化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细胞学说重在说明生物如何由细胞生长而来,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强调了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当达尔文用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来解释生物学世界规律时, 其隐含的生态学思想也被不断挖掘出来。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后, 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hel) 在其《普通有机体形态学》著作中首创“生态学” (ecology) 概念。从语义和词源上看, 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词根oikos (eco) 派生而来的, 和经济学具有同一词根, 具有房子和家的意思。不过, 在海克尔看来, 生态学概念虽然是其首创, 但它的意义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自然经济学”息息相关。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关于动物与有机以及无机环境之间的整体性研究, 是对达尔文意义上的生存斗争条件下的复杂相互关系的研究[2] (p195) 。
事实上, 19世纪的生物学发展以及衍生出的生态科学的重要意义是要确立一种新的自然观, 这种自然观坚决反对对自然界的机械决定论以及唯心主义目的论解释。众所周知, 从中世纪开始, 一直到18世纪, 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带有目的论思想的“存在之链”。这种自然观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以宗教神学观点解释世界。在宗教神学的自然观中, 所有的存在物都披着决定论的神秘面纱, 偶然性被排除在自然领域之外。对自然界的宗教神学的解释, 由于其自然观的唯心主义特征, 又与沃尔弗的目的论思想互为一体。恩格斯指出:“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 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 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2] (p265) 所以, 当生物学和生态学致力于推翻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宗教世界观, 承认自然界的偶然性来反对自然界决定论的观点时, 这显然是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方向的重新阐释。对此,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认为它是划时代的著作:“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存在着无限的偶然差异……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基础, 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僵固不变的种概念。”[2] (p326-327)
作为达尔文后继者海克尔的生态学思想, 恩格斯不仅多次提及, 而且对其学术思想的肯定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达尔文。当恩格斯于1873年着手写作《自然辩证法》时, 离生态学首次提出已有七年之久。虽然生态学在当时并没有流行, 但是, 生态学的初步发展为恩格斯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双重理解提供了前提条件。因为, 达尔文和海克尔在对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基础上, 开辟了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理解, 以及对自然界内在关系 (动物与其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 的重新认识, 这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但是,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 而不是自然界的经验科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是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而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并进而阐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普遍意义, 而不是对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层面进行描述和解释。”[4]正因为如此, 恩格斯虽然肯定了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对唯心主义以及自然目的论观点的致命批判, 但是对此仍不满意。因为生态学哲学理论基础的不足立即显示了出来——作为自然科学分支的生态学仍然停留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实证或经验阶段。为此, 恩格斯将生态学的自然观重新提升为辩证自然观, 做到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 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1] (p351) , 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来展示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以及形成辩证思维。“这样, 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 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副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3] (p246) 这里的辩证图景已经不是希腊人对自然界的天才直觉, 亦不是黑格尔从原则出发对自然界的思辨解释, 而是“严格的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 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确得多”[3] (p271) 。新的自然观显示出:“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3] (p270)
恩格斯对自然界辩证关系的重新发现, 凸显了人类的理论思维的自觉性, 对于自然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19世纪之后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 无不证实着自然界的辩证图景。对于生态学而言, 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 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 (p361) “只有用辩证的方法, 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 (p362) 因此, 辩证自然观所形成对自然界的整体性、过程性、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 为生态学理论提供了生态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这些论述不仅符合早期生态学思想批判自然界的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目的论的观点, 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 而且是对早期生态学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 为各种普遍的联系, 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 提供了模式, 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3] (p284) 但是, 能够“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1] (p361) 。具体到生态学领域, 这种对自然界复杂性、整体性、生成性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取代了过去对自然界的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 为生态学提供了辩证的生态世界观基础。所以, 在恩格斯看来, 生态学需要培养这种自觉的自然辩证法意识。换言之, 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 生态学理论才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正如美国生物学家莱维斯 (R.Levins) 和莱沃汀 (R.Levotin) 在其《辩证的生物学家》所说:“生态学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诸多矛盾过程, 逐渐提升对自己哲学的审视, 这种哲学必须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个方面都有效。”[5] (p16)
二、自然辩证法与生态价值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形成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但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自身寻找原因, 恩格斯指出:“如果说, 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 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产起来, 那么, 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3] (p280) 事实上, 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已经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自然辩证法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方面的认识论前提。恩格斯清楚认识到, 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自然科学所把握的抽象自然, 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历史中的自然, 自然辩证法的对象已经不能仅仅停留于自然科学的抽象自然, 而是根据人们的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现实自然。如果说,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展开对自然的辩证规律的理解, 体现了自然界的本体性 (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优先性) , 那么在人类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自然则是对自然界的进一步提升, 即历史和自然的一体性——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这样的自然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对此, 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 哲学人类学视角下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
针对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恩格斯特别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和自然界 (材料) 具有须臾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 恩格斯将劳动提升为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甚至直接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重要论断。劳动使得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 人的各种能力 (手、脑以及语言能力) 的形成都与之有着密切关系。恩格斯从人和动物与自然界相处的不同方式来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劳动成为人和动物的区分的重要依据。恩格斯认为, 人和动物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本质不同在于, 动物只是“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 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来支配自然界”[3] (p383) 。当然, 恩格斯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所表达的“改造自然还是支配自然”, 这些借用传统哲学概念的表达方式, 并不能因此认为恩格斯对自然采取了支配或统治的态度, 以及由此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恩格斯对“支配自然”概念的理解, 决不能从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 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为原则。恩格斯指出,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是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 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 (p383-384) 在这里, 恩格斯指出人类和自然界相处必须遵循自然生态价值, 这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的人和自然的一体性是如出一辙:“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6] (p56) 因此, 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凸显了自然对于人的诞生或人的诞生对于自然的意义。“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 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 (p384) 这既是恩格斯对抽象自然观的批判, 也是对建立在劳动基础把握人和自然的内在一致性的深刻指认。当然, 仅仅通过劳动来确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由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上升到具体是什么样的劳动, 或具体的生产方式, 才能真正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关系。
(二) 人类物质生产方式与自然的关系
如果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看待自然界, 会把握到劳动和自然的双向度积极意义;但如果上升到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 双方有可能导向“相互伤害”:人类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意识, 以及自然生态恶化对人类自身的报复。为此, 恩格斯区分了两种形态的生态危机, 一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 它涉及的是人类一般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所造成的生态恶化, 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 由于历史上只考虑人类利益, 而忽视了自然界的规律性, 诸如,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方的毁林造地带来的生态危机。对此, 恩格斯认为人和自然的相处要有长远眼光, 对自然的改造要有适度的预见性, 并对后果进行预测, 要“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3] (p384) 。且忠告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 (p383) 此类生态危机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 而是以一般人类史为视角的考察。当然, 一般生产方式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普遍性的, 而是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或者由于缺少生态学知识而造成了局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种则是在具备现代生态学知识的背景下, 所导致的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恶化,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功近利的特征——只顾眼前而不考虑将来的短视, 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种短视行为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里“获得利润成为了唯一的动力”, “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 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3] (p386) 。不难看出, 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 恩格斯明确区分人与自然之间不合理的实践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由于缺少自然生态系统知识, 为了人类生存需要而盲目改造自然所产生的生态危机, 与具备生态学知识却为了少数资本家获得利润 (剩余价值) 的生产而造成的生态危机, 这二者具有质的区别。恩格斯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生态危机, 这显然抓住了现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综上所述, 无论是以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以劳动为基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还是以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改造自然, 无不显示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当然, 自然辩证法所彰显的生态价值观, 既不是放弃人类生产实践, 陷入生态中心主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象, 亦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张的人对自然的统治, 而是在科学合理把握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建立人与自然之间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关系。
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制度建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彰显的生态思想, 一方面是确立生态世界观的本体论基础, 另一方面是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 明确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一绝对命令。但是生态学进一步发展并不只仅仅包括这两项, 因为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即使领悟了自然生态辩证法和自然生态价值观, 我们仍有可能大肆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 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及其克服成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又一个制高点。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中, 人类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作用于自然, 虽然也会出现局部危机, 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危机不可同日而语。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 一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 一面是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已然成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历史的极致。恩格斯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 将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批判性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为生态学的重建寻求制度保障。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不仅是关于自然界的思维形式, 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当恩格斯明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以及形成辩证的理论思维同时, 他显然不再局限于自然领域谈生态, 而是直接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之中, 将理论思维的辩证法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当然,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批判本性的理解仍然要从其对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不足入手。其一, 批判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生存斗争”学说。恩格斯指出, 如果自然界只有斗争, 而没有和谐, 那岂不是对自然界的片面认识。事实上, “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3] (p373) 。另外, 自然界物种的变异并不能总是从生物的过度繁殖斗争来理解, 因为动物和植物在新的环境 (气候、土壤等等条件) 中也会引起变异。为此, 恩格斯肯定了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来解释生物界的变化, 而批判达尔文混淆了“斗争和适应”[3] (p371) 。其二, 从社会历史领域批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解释自然界具有缺陷, 同样, 将达尔文用来解释人类社会, 则会陷入用自然进化论来论证社会规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庸俗做法, 他再次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如果动物的生存斗争是收集生存资料, 并且围绕生存资料展开, 那么在人类社会, 人就不再简单地收集生存资料, 而是能够从事物质生产, 创造生活资料。对于人而言, 生存斗争就不再是生存资料的展开, 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在此, 恩格斯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的本性:“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因此, 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 以此来重建平衡。”[3] (p372-373) 恩格斯以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及定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么究竟如何解决这种具有破坏力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需要将达尔文抽象的生存斗争置换为“阶级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 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 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3] (p373) 。其实, 对自然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同对人类社会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而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批判和变革人类社会的实现途径。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 最初来自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 (p284)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 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 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3] (p329) 当然, 辩证思维方法及其批判本性不仅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属性, 而且是对割裂恩格斯和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最好反击。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了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特征, 那么恩格斯则通过“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变革, 同样走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并且将其革命性最终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从而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制度保障。事实上, 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控制所带来的自然异化, 并不是资本的最终目的。因为, 控制的真正对象并不是自然, 而是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不合理关系。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7] (p46) 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不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 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和被雇佣、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正是这种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才建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 制造了生态危机这一固有顽疾。恩格斯坚定地指出:“实行这种调节, 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 (p385) 因此, 唯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解放, 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恩格斯通过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批判性阐释, 同时将“生存斗争”提升为阶级斗争的实践路径来推翻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建立人和自然和谐共处关系提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保障。这种革命批判精神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实证生态学寄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来克服生态危机的短视行为。
四、当代意义
自然辩证法为生态学提供科学的世界观 (本体论) , 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确立合理的生态价值观,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批判寻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制度保障。如果说生态学以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为归宿, 那么生态世界观是基础, 生态制度建设则是重要保障。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思想的完整形态。新时代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位置的高度, 形成了***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在笔者看来, 这一伟大成果无疑体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整体性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实施, 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历史性实践。
(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世界观基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生态世界观, 坚持从自然界的复杂性、整体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出发, 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揭示了生态世界观的辩证图景。这一哲学基础直接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世界观前提, 成为***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经典论述的重要理论来源。***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毋庸置疑,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整体性、复杂性和变动性的生态系统, 它们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 体现了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当务之急是要树立这种整体性的生态世界观。无论是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还是生态环境的修复都需要充分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辩证图景的内在一体化, 而不至于以孤立化或简单化的方式分而治之, 陷入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弊端之中。应该说,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对恩格斯辩证生态世界观的继承和创新, 也是当代中国正努力克服生态困境,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化实践。
(二)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观基础
恩格斯立足劳动或物质生产方式基础所彰显的生态价值观, 与西方绿色理论的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不同。西方绿色理论的生态中心主义所推崇的生态价值观, 只承认自然生态价值, 他们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对自然的主宰或支配。这样一来, 人类对自然的任何影响或改造都被拒绝了, 从而陷入了生态浪漫主义的幻象之中。相反,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利益凌驾于自然之上, 主张控制自然的进步主义思想, 忽视自然界自身的价值, 走向了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可以说, 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看似对立, 实则是两极相通。这两种极端生态思想都未能很好把握人和自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从而陷入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生态价值观。关于人和自然之间关系, 恩格斯始终强调二者之间的密不可分:没有脱离自然的历史, 也没有脱离历史的抽象自然。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在于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必须做到顺应自然、善待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强调自然界自身的生态价值, 不能逾越此界限。值得注意的是,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 进一步合理诠释了恩格斯的生态价值观。“绿色”发展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两山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由过去的金山银山优先于绿水青山, 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两手抓, 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根本转变。其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生态价值观的最深刻、最朴素的表达, 强调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善待自然, 才能从根本上守护绿水青山, 守护我们人类共有的家园。因为“人因自然而生,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8] (p394)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必须突出人对自然的历史责任意识和整体的发展观。这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业结构布局, 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
(三) 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恩格斯致力于推翻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 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则具有保护自然生态的制度优越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从两个最切近方面推进: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环境保护的制度保障以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保障。这二者相互支撑。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建设,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 由于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依然受制于资本逻辑全球扩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因此, 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来规范、限制和合理引导资本, 构建国家、社会以及公众等多维度、立体化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体系。对此, ***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 重在建章立制,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 推进环境保护督察, 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8] (p396) 只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关系的制度保障, 才能让科学合理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得到具体落实。不仅如此, 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应当重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社会制度建设。由于和谐关系的营造首要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因为, 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社会如何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以及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9]。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核心, 其逐利行为旨在满足少数人的利益, 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非正义性。与之相反,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要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核心,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而且这一奋斗目标正在不断得到具体化的制度落实。新时代以来所提出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共享”发展理念、精准扶贫, 以及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的基本矛盾重新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公正社会制度, 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离不开一个合理的制度。只有在健全的社会制度中, 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逐渐养成, 生态保护才能成为自觉的行动;只有当制度建设能够有效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才能反过来积极促进生态文明的实践自觉, 让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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