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碳经济概念的发展。
1.概念的提出。
低碳经济思想的早期探索者是莱斯特#R#布朗，他提出了能源经济革命论，指出要尽快从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以太阳、氢能为核心的经济。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5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6,白皮书中谈到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
2007年9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包括“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
2.内涵的解释。
史丹等人提出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从全球的生态安全出发、以减少经济活动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为主要目标的新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模式。[1]庄贵阳列举了低碳经济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是排放低，第二要有比较高的碳生产力，第三个特征它是阶段性的。[2]
郭元认为，广义上说，低碳经济不单纯是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而且要转变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3]王金龙在总结低碳经济的含义时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关键之处是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排放量（即碳强度），控制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尽可能的把能源消耗、污染排放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在于人们要改变高碳消费倾向，走向低碳生存之路。[4]
3.相关概念的比较。
由于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概念，学者们开始关注其与传统有节能减排概念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异同之处。杨志等人通过系统地分析比较认为低碳经济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变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新能源经济，包括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技术装备等基础经济；而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低碳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暖最有效的经济方式是高碳工业化时代最具有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以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特征的经济方式就成为即便在低碳经济时代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如果说绿色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灰色经济的一种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经济，那么循环经济就是构建这种绿色生态经济的方法或实现这种环境的路径。[5]
4.指标和体系的研究。
在对低碳经济内涵的深入分析和比较说明之后，很多学者把观察的视角投向了指标和体系的说明上，试图完善量化标准。张学毅等人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对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制定了设置原则，提出六项基本原则，即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科学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6]刘华通过对林业统计数据的研究，认为要建立林业统计指标体系与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此来保护林业资源。[7]肖翠仙等针对城市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做出设计，通过建立多指标通过建立多指标的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8]
5.研究领域的深化。
（1）低碳经济与气候。
气候变化是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最为直观的影响。在研究低碳经济初期，学者们首先对这一领域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部分学者从不同国家的政策实施角度，揭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效用。皮军在对东南亚国家研究过程中发现东南亚主要国家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政策，它们主要在农业、环境、水资源和沿海安全上采取应对措施，目标是加强食品安全、水安全和沿海安全。[11]苏苗军通过分析美国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碳交易机制设计、碳税制度、技术创新支持、保持竞争力和防止碳泄漏等问题，认为美国国内气候变化立法的一举一动，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2]邵冰对日本的气候变化做出研究，发现日本试图在具有技术和制度优势的环境能源领域发挥领导力，在国际上开展气候外交，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在国内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以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13]
（2）低碳经济的行业化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研究基础之上，低碳经济的研究领域开始被细分，学者们开始在自己的行业研究中引入低碳经济概念，为低碳经济在现实生产中的具体实践做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
杨卓等人研究了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模式，指出使用清洁能源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电力行业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利用清洁能源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4]李琴在关于低碳经济下的物流业发展研究中，从道路运输环节入手，分析低碳经济对物流业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物流业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低碳经济下物流业发展对策为一是发展循环物流；二是发展以铁路运输为基础的大型现代化物流企业；三是完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制定碳排放量计算和油耗标准。[15]黄秀声等人研究了低碳经济与畜牧业的发展中国畜牧业的发展，指出中国畜牧养殖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应通过畜禽污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营养调控措施，实现节能减排；合理利用农工业废弃物资源，包括合理利用秸秆、粮油食品工业等废弃物资源。[16]胡彪认为当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下，高耗能排放的铸造产业将承担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和经济压力，要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推行铁液热装、采用循环型技术工艺，利用实行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技术升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对策。[17]
（3）低碳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关系。
随着进一步地深化研究，可以发现低碳经济不仅仅影响着国内生产部门的转型与创新，在开放经济条件，更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不容小雎的作用，直接影响着进出口国家的生态环境。
余燕春等人通过对外贸易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分析研究，认为应当将生态环境引入生产要素和雷布任斯基定理，将环境成本引入利益分配模型中。最后得出结论，在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上，各行业的协调程度差距大，贸易结构不稳定，对外贸易的发展远远高于生态环境的发展速度；在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上，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生态环境处于初级和中级协调的阶段，历年的发展稳定，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高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18]
包群等人基于Copeland与Taylor分析框架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当地环境质量的可能非线性论证了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的一般情形下，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环境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外商投资更多地集中在清洁型部门，则东道国为了引资所支付的污染成本也相应较低。
与吸引外资的绝对规模相比，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对东道国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21]针对中国的情况，李小平等人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通过研究后认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非仅仅是污染产业，也转移了“干净”产业，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22]
（4）碳金融：绿色金融的提出。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金融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低碳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碳金融的概念，成为了低碳经济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进展。
彭江波等人也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推进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从而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建流转交易市场、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以此来实现节能机制的良性运转，增加社会福利。[23]另一方面，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创新，产生了碳金融等新型衍生品。初昌雄指明了碳金融的内涵：一是碳金融代表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二是碳金融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三是碳金融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基于市场的工具，用来转移环境风险和完成环境目标。[25]
初昌雄从四个方面指出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如何掌握碳交易市场话语权。一是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鼓励低碳企业融资，限制高排放公司上市；二是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伴随着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警惕成为廉价的碳资源供给方；三是加强交易平台，培育碳交易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碳交易平台，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四是加快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加强金融研发，鼓励金融创新。[25]
（5）低碳经济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由于低碳试点工作的开展，不少学者转向对低碳经济区域化、城市化的研究，即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使低碳的引入带来更多的正外部效应，促进和谐城市的建设。
林伯强等人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把城市化因素引入中国当前阶段性经济增长和能源特征，研究了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认为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刚性问题，对中国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和抉择最为重要。[26]
朱天舒从建立和谐城市的角度理解低碳城市，指出低碳城市是指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城市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和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城市管理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城市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28]余猛等人从经济增长和生产角度理解低碳城市，认为低碳城市主要指在保持经济发展前提下，以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目的和手段，以低碳生产和生活理念为主要内容，并促进新经济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城市模式。[27]
佟新华等人提出大力发展低碳城市的关键因素是有效遏制城市化进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控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促进低碳行业的不断发展将是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29]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除了对低碳经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分析考察外，很多研究也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的可行性，至此低碳经济无论在西方经济学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都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
高黎等人将低碳经济嵌入社会发展中，认为中国既需要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又需要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发展低碳能源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和必由之路。[30]申玲等人也指出了低碳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增长摆脱了高碳排放模式，平衡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整个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实现低碳经济，更重要的是要给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由清洁能源驱动的世界。[31]
高黎等人进一步指出，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一方面，以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低碳经济直接对就业、生产、贸易尤其涉及环保管理、节约资源能源和降污减排等产生影响，对以绿色经济为特征的和谐社会起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机遇拉动，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变革来引入一个消费主导型、生产轻型化，更环保的未来，而以往的增长都会产生很大的碳足迹，为不可持续、有限的增长。[30]
（二）以排污权交易理论为基础。
排污权交易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1968年在5污染、财富和价格6中提出的，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特点是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来治理环境污染，最终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
纪玉山等人指出国际排污权交易是在满足世界各国对生态资源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将排污权分配于各个国家，允许其在国际市场上买卖，从而达到对污染物总量进行控制的目的。他们发现，建立排污权交易平台应实现一种内生生长机制，参与国际排污权交易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并且政府将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32]
卜国琴采用规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实验研究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双向拍卖与分散交易两种不同交易制度对排污权交易市场效率高低存在影响，同时交易费用对市场运行效果也有影响。[34]张晓文又从法制建设层面补充了排污权的市场设计机制，认为只有在区域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明确的前提下，排污权交易才有意义；而排污许可证是排污单位合法享有排污权的依据，因此立法应当对推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这两方面内容做出明确规定。[33]
（三）以收敛理论为基础。
收敛理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题中之义，并且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主要包含D收敛、B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许广月利用经济增长中的收敛分析方法，构建碳排放收敛模型，利用中国1995-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均碳排放量的敛散性。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不存在B绝对收敛，但是存在B条件收敛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三大俱乐部收敛；第二产业比重和煤炭消费比重的下降有助于人均碳排放的收敛，而人均收入水平、清洁技术水平和政府的宏观环境规制对人均碳排放收敛的影响因各区域而有别。[36]魏梅等人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各地区1986-2008年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条件收敛检验和绝对收敛检验都显示我国各地区碳排放效率存在发散特征，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缩小各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差距。[37]孙传旺等人运用环境DEA技术和方向距离函数，构建碳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认为目前中国低碳经济的碳强度目标能够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东部地区的平均碳强度要小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平均碳强度最大，而且西部崎岖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绝对B收敛性。[38]
（四）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在5资本论6中指出，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但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李忠民等人提出“包含资源环境部类的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即认为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费和生产纳入马克思部类补偿体制，与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共同组成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资本再生产机制。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予以扩展，将资源环境及用于资源环境补偿的社会产品作为资源部类，同时保留原有两大部类的划分，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资源环境补偿机制。在传统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将包含资源环境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分解为资源环境部类、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三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同时他们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主要路径：基于实物补偿的固碳产业发展，基于价值补偿的碳税征收措施，以及基于补偿交换机制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所和森林碳汇市场机制的建立。[39]
三、低碳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注重总体规划安排。
政府将分别从变量指标的选择和路径设计两个方面对低碳经济进行总体规划的布置，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公共决策手段。
从变量指标上，王锋等人运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把1995-2007年间中国能源消耗CO2排放增长率分解为11种驱动因素的加权贡献，结果表明1995-2007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年平均增长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交通工具数量、人口总量、经济结构、家庭平均年收入；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居民生活能源强度。[48]
从路径设计上，王岩等人在总结各国发展低碳经济进展的研究中，概括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首先是政府有计划地推动，政府的态度越积极，低碳经济的发展速度越快，效果越好。其次是制定适当的法律法规作为约束手段，通过立法和约束性较92强的执行机制保障实现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再次是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经济手段，激励企业通过研发或者使用低碳新技术、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增加碳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
（二）扩大低碳试点建设。
柴发合等人认为应开展两个方面的试点工作，一是开展重点区域试点示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加强建筑节能和能源管理，增加碳汇建设，开展低碳省、低碳城市、低碳工业园区以及低碳社区等试点示范；二是开展重点行业试点示范。[51]黄家顺认为低碳产业可以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先行试点，选择作为中国探索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在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研究；三是开展有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补贴政策及其他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制订重点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试点方案，推动温室气体与其他污染物协同控制的研究试点。[50]
杨志等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发挥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所、清洁发展机制技术服务中心的平台作用，而且要鼓励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构建碳交易区域市场，因为没有众多的区域市场，不可能有统一的国内市场。[52]
（三）完善产业结构优化。
赵黛青认为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产业的低碳化，庞大的工业实体如果完全不动，仅仅靠新兴产业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高耗能产业的转型，引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理念，能够帮助企业走向低碳发展可持续的高度。[53]杨俊等人也指出要以结构创新来推进低碳经济，通过实现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淘汰落后技术，以大规模生产替代小规模生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发展资源回收利用的“静脉”产业，是大幅度减少资源、能源消耗的另一项有力措施。[54]
在涉及生产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马艳等人将技术结构与发展低碳经济结合在一起，认为由于技术结构引起的产业结构差异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表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率、技术类型以及产业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促进高能耗产业升级；二是要推进内涵式技术创新；三是要改变能源结构，开发低碳产业。[55]
（四）展开国际碳权大战。
许勤华认为“低碳经济”将依托“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56]顾小存也认为低碳经济与全球化、信息技术一样，将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版图的强大力量，前瞻性的布局是各国政治、经济和科技战略的关键。[57]许勤华指出国际关系中发展“低碳经济”的争论点聚焦在“排放权”上，实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另一场争夺战。低碳时代主要大国争夺体系变化主导权的博弈构成了国际关系变迁的关键因素。低碳经济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碳政治”方面。所谓“碳政治”,又可以称之为“气候政治”,是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58]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益，朱志伟等人进行了更为详细地阐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既要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外部不经济的历史成本，解决产生污染存量的问题，又要照顾到国内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现状，争取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企图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能源掌控优势，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同时挤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空间，保护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和就业。[59]
（五）制定开征碳税标准。
张明喜通过模拟我国开征碳税的CGE模型，发现征收碳税对我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大，短期内减少GDP约“. 51%,长期内减少GDP约”. “8%;但是碳税的征收却有利于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60]
姚昕基于增长视角对中国关税进行研究，从微观主体出发，通过求解在增长约束下基于福利最大化的动态最优碳税模型，得到最优碳税征收路径。
结论发现开征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并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开始比较低的碳税可以使经济社会避免受到比较大的冲击。[61]
张晓盈等人具体设计了我国碳税标准，认为我国应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值为计税依据；采用从量定额税率，开征之初，建议实行每吨二氧化碳20元的低税率；同时建立完善的减免与返还机制。
2012年后，中国的碳减排压力巨大，建议2013年开征碳税；为提高减排效果， 2020年后，应渐次提高税率，并实施预告制度，增强纳税人的减排意识；同时，为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应遵循税收收入中性原则，以增值税转型和资源税改革所形成的税负空间为限开征碳税。[62]
（六）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宋言奇以苏州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发达地区农民的环境意识进行分析，得出政策建议：第一，应区分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以及环境行为，分别开展宣传与教育工作；第二，对不同群体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对40岁以上的群体、女性群体、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要重点加强环境知识的输灌；对40岁以下的群体、男性群体、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要以提高他们的环境态度积极性以及环境行为自觉性为主；第三，应以利益为切入点开展工作。女性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比男性差，但环境态度比男性积极，环境行为比男性自觉，应积极探索调动各个群体关心与保护环境主动性的方式。第四，大力提高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仅与环境知识掌握程度呈正比，而且与环境态度积极程度以及环境行为自觉程度也呈正比。[63]
赵黛青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是要鼓励和建立产品的碳标识制度，让老百姓增强环保的意识，消费哪一些东西更能够减少碳的排放。还可建立低碳消费的个人积分信用制度，使低碳消费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觉得你对社会做出贡献是值得的。还有就是鼓励低碳的交通，低碳社区推广计划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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