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德班平台谈判将于 2015 年底最终就 2020 年后加强减排力度的国际制度框架达成协议。IPCC 最新评估报告强化了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当前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科学结论，并明确实现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 2 ℃目标的减排路径。世界各国必须加大减排力度，也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严峻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也将引起世界科技创新和经济、贸易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动，需要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学进行引导，当前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学创新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1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促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 CO2排放，这将引起世界范围内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是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热利用、生物质能以及核能等非化石能源，降低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新型能源体系的变革将由当前以化石能源为支柱的传统能源体系向未来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过渡。伴随这一过程，人类社会形态也将由当前工业文明向未来生态文明过渡。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无节制和廉价消耗全球有限的化石能源等矿产资源，支撑其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创造了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付出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不仅造成世界范围内化石能源和金属矿产资源日趋紧缺，而且造成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危机。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当前数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已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无节制消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新型社会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将是继工业革命后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人类发展将遵循地球生物圈的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觉醒和革命，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技术变革的潮流和趋势。而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将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
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发展理念和消费观念的创新。它将由片面追求经济产出和生产效率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转变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由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福利最大化转变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它将不再片面地追求 GDP 增长的数量、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物质享受，而是全面权衡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注重经济和社会的效益和质量。经济发展过程不再盲目向自然界摄取资源、排放废物，而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舒适的生活环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需要大家共同拥有和共同体验，这将促进社会公共财富的积累和共享，促进世界各国和社会各阶层的合作与共赢。因此，传统支撑工业文明的发展理论和评价方法学已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因此需要有理论和方法学的创新。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气候变化经济学也相应产生和发展。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研究和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效果，并从中进行权衡和选择。着名的斯特恩报告中关于减排行动越迟缓，未来成本和代价越大的结论，对促进英国等发达国家采取积极的减缓行动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各国减排承诺与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 2 ℃目标的减排路径尚有很大缺口，按目前趋势到 2100 年全球温升将达 3． 7 ℃ －4． 8 ℃。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需要进一步探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 CO2双赢的发展方式和路径，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经济学理论与评价方法，这也是当前所谓新气候经济学研讨的热点。如果说以斯特恩报告为标志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强调了行动越迟缓成本越高，那么新气候经济学则强调，应对行动越积极、迅速，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收获就越大。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目标是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也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双赢，从而使人类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
因此，新气候经济学的核心是要探索减缓碳排放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双赢路径，探索把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促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机遇的国际机制，探索和发展支撑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风险管理。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生态、粮食生产、水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安全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后果以及适应和减缓行为的效果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对减排目标的确立和相应国际制度建设是在科学不确定下的政治决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们对风险控制的认识、把握和偏好。特别是对发生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灾难性事件，更需要认真防范和应对，而宁可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伦理观和价值观取向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和政策的分歧。因此，新气候经济学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减缓气候变化成本与其长期效益之间的权衡和分析方法，研究气候变化影响、适应与减缓的损失、投入与效果之间的评价方法和模型手段，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排放的规律及减缓的途径、潜力与成本。当前各国研究机构所采用的分析模型结构上大体类似，但各自的主观理念和对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现状和规律的理解、判断和把握的差异，对模型运转的机理、参数的选择和计算结果影响很大。比对先进技术扩散规律、贴现率的选取、成本的估计等方面，当前仍以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为主导的研究结论中，往往会忽略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减排潜力而低估了其减排障碍和成本，从而过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减排责任和义务。因此，我国必须发展和形成自主的模型体系，从全球的视野研究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减排路径以及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研究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途径和机制。
2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面临新的转折，需要发展促进各国公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理论和方法学
德班平台谈判旨在建立 2020 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减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国都需要采取大力度减排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但在当前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责任和义务的分担仍然是矛盾的焦点，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关切。气候变化危及全人类生存发展，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应对气候变化也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少数国家也难以独挡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所以，气候变化谈判不应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对彼此都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当前国际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其一是如何体现“公平”的原则，其二是如何实现合作共赢。
新国际减排制度的建设不应局限于各国减排责任义务的分担，而是突显各国共同行动目标下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国际机制和合作方式，这正是需要新气候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中，既要关注代际间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使当代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的发展和福祉，必须为后代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建设一方面要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为后代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保证“代际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这三大支柱间的关系，使世界不同国情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促进“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要探讨世界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途径和发展方式。工业文明可以在少数国家率先实现，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生态文明则是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必须各国共同努力，必须使大多数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不再只注重当代与后代以及国别之间减排责任义务分担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学，更重要的是寻求各国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创造和分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促进全球向生态文明迈进。
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也应是促进各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和机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竞争，先进能源技术将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作为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产业，也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低碳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抓住了机遇，顺应了潮流，就会顺势发展强大，否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落后。新国际制度要着眼于推动世界低碳发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规则，使低碳发展不仅是实现国际气候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竞争力驱动下的主动行为。
这种机制下包括建立国内或区域性碳市场，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和行业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征收碳税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着眼于各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各自责任和义务的分担。
在公平国际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的前提下，各国也存在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虽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蒙受的损失和损害给予补偿，是发达国家因其历史责任应尽的义务。但在实现机制上，也必须寻求共赢的途径和互惠的局面。如何发挥碳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减排 CO2的协同效应，促进国际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关键。全球实现控制温升 2 ℃目标下碳减排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标志着碳排放额度的影子价格也将呈较快上升趋势，有研究估计 2030 年每吨 CO2的价格将达 50 － 100 美元，这将使减排技术有更大效益和推广空间。要充分利用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发达国家无偿或优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后产出的减排信用，可部分归技术提供方所有，用来抵偿其在本国的减排指标或在相关碳市场出售，使其知识产权的转让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转让的类似于 CDM 的合作机制，可称为 T － CDM。通过这种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扩充了市场，得到应有经济回报，而发展中国家也得到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减排技术推广也促进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发挥碳减排信用的价值和碳市场作用，也缓解了发达国家直接出资支持技术转让的困难。打造这种双赢和多赢局面，关键在于国际制度的设计和各国政府的推动，使碳生产要素价值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T － CDM 机制可在双边或多边推进和试行。另一方面，各国都可以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作用，碳减排信用量的价值货币化，增加了减排措施的经济回报，引导社会投资和减排技术的推广。新国际制度应以全球实现控制温升 2 ℃为目标，研究不同地区有区别的碳价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全社会减排。
3 碳排放空间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要研究和发展大力提升碳生产率的途径和评价方法学
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消费中 CO2排放的累积，导致大气中温室效应增强，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当前人类社会必须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间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间作为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效益。如同工业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样，在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也必须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因此要发展提升碳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学。
碳生产率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 CO2排放量之比，与单位 GDP 的 CO2排放强度互为倒数，反映了单位 CO2排放所产出的经济效益。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产率的概念于 1993 年由 Kaya和 Yokobori 提出。近几年，很多研究者关注 CO2排放总量控制与提高碳生产率的关系。英国前首相 Blair 及其领导的气候组织基于碳生产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走出困境的建议。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已成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这也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 2 ℃ 目标，到 2030 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 年减少 15% － 40% ，相应碳生产率需提高 2 － 3 倍，平均年提高率要达3． 5% －5． 0%，远高于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从 1990 － 2010 年，全球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仅为0． 7%，附件 I 国家也只有2． 0%。未来 10 －20 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时期，否则203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会付出更大代价。
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碳生产率定义和相关数学关系，有:
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 年增长率 + CO2年减排率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近似表示为 GDP 年增长率和CO2年减排率之代数和。其经济学含义即为，以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减少 CO2排放，碳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 增长所引起的 CO2排放量的增长，然后才能降低现有的 CO2排放水平。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遇到的问题、难点、重点和措施也不同。
新兴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GDP以较快速度增长，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抵消或减缓经济快速增长中新增能源需求的 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技术创新，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发达国家在目前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下，GDP 增长缓慢，提高碳生产率主要是降低当前过高的 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变奢侈型消费模式，在保障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 CO2排放。
从 2005 － 2010 年，气候公约附件 II 发达国家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平均为 2． 36%，其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1． 05%，碳生产率的提高抵销 GDP 增长新增 CO2排放外，尚能 使 CO2排 放 总 量 总 体 下 降，其 年 下 降 率 亦 达1． 28%。而同期中国碳生产率年增长率水平为 4． 9%，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 GDP 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 11． 2%，碳生产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销新增 GDP 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总量还要上升，年增长率达6． 0%。
发展中国家在 GDP 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尽管大幅度节能和改善能源结构，碳生产率提高幅度远大于发达国家，但 GDP 快速增长仍会使 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特有的国情和特征，在减排 CO2方面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碳生产率绝对水平仍然很低，2010 年中国 GDP 约占世界总量的 11． 5%，而 CO2排放量占世界 23． 8%，碳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 1/2。
2010 年我国与日本 GDP 总量相当，而 CO2排放则约为日本的 6． 4 倍，碳生产率水平不及日本的 1/6。所以，提高碳生产率仍有较大空间和余地，这也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对策和重要着力点。
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其一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 GDP 的能源强度;其二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 CO2强度。两个因素迭加，可降低单位 GDP 的 CO2排放强度，即提高碳生产率。根据定义和相关数学推导，有如下关系:
碳生产率年提高率=GDP 能源强度年下降率 + 单位能耗 CO2强度年下降率据此可分析节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对 CO2减排的贡献率。从 1990 － 2010 年，附件 I 国家 GDP 能源强度年下降率为 1． 72%，单位能耗 CO2强度年下降率为 0． 35%，对碳生产率年提高 2． 07% 的贡献率分别为 83% 和 17%，节能和提高能效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未来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构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全球和国别的 CO2排放峰值问题备受关注，全球和主要国家的 CO2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 2 ℃目标。CO2排放达到峰值，即其年增长率为零，根据上述关系，碳生产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 GDP 年增长率，即成为 CO2排放达峰值的必要条件，即:碳生产率年提高率 ＞ GDP 年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GDP 年均增速都较高，单位 GDP 的 CO2强度年下降速度尽管较大，但也难以超过 GDP 的增速，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长而难以达到峰值。
根据这个必要条件，可分析 CO2排放达峰值的规律。
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现在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后，其 GDP 年均增速放缓(一般不高于3%)，经济趋于内涵式增长，能源消费弹性处于较低水平(不高于 0． 4)，GDP 能源强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例如欧盟(15 国)1980 年 CO2排放达峰值时，人均 GDP(2000 不变价)达 14 200 美元。1973 － 1990 年，GDP 年增长率为2． 43%，能源消费弹性为 0． 32; 1990 － 2010 年，GDP 增长率为 1． 77%，能源消费弹性为 0． 30，均处于较低水平。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也相对很低，分别为 0． 77% 和 0． 53%。
期间再加上能源结构的调整，单位 GDP 的 CO2强度年下降率分别达2． 75%和2． 02%，高于同时段 GDP 增长速度，所以 CO2排放量可实现峰值并持续下降。1973 －1990 年，美国尽 管单位 GDP 的 CO2强度年下降率达2． 69%，但由于其间 GDP 年均增速高达 2． 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续上升，到 2007 年才达到峰值。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潜在 GDP 增速较高，尽管单位 GDP 的 CO2排放强度下降较快，但 CO2排放仍会呈较快增长趋势。
发达国家 CO2排放峰值后，GDP 年均增长率一般不高于 3%，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一般不高于 1%。其碳生产率年提高率不足 3%，仍可使 CO2排放总量呈缓慢下降趋势。中国加大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 年前后 CO2排放有可能达到峰值，峰值时 GDP 增速仍可维持 4% － 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总需求量1． 5% －2． 0%的速度增长，所实现的碳生产率提高率应达约 4． 5%，实现 CO2排放达峰值后，仍可比发达国家保持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余地。因此，寻求比发达国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的途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减缓 CO2排放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减排 CO2两个目标的协调统一的根本对策。
4 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要研究推动新能源变革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方法与实施机制
全球减排 CO2的紧迫形势，推动了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大国能源战略也出现新动向。其一是更加注重节能和提高能效。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把节能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当前又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为优先的地位，将其视为“第一大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施越来越高的能效标准，确立节能目标。例如欧盟制定了到 2020 年能效提高 20%的目标。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量大都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其经济仍在持续增长。
其二是加速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 2012 年比 2007 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远高于全球能源总消费量 2． 0% 的增速。2012 年与2007 年相比，OECD 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 4． 1% ，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 12． 5%和 9． 0%，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则分别增长 2． 8% 和 92%。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 年电力 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将面临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比煤炭、石油更为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其产生单位热量的 CO2排放比煤炭低 40%以上，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项。特别是美国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12 年与2007 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 25%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 25%上升到 30%。相应的美国煤炭消费量下降23． 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也由 24． 3% 下降到19． 8%，单位能耗的 CO2排放强度下降 11． 2%，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6． 9%，而 CO2排放总量下降 11． 2%。世界范围内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完成能源体系的根本性转型，使 CO2排放趋近于零，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 ℃ 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取得显着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 2005 年 6． 8%增加到目前的 10%。到 2020 年将实现 15% 的目标，其年供应量将超过 7 亿 tce，相当于日本或德国加英国目前的能源总消费量水平，届时水电总装机将达 3． 5 亿 kw，风电装机将达 2 亿 kw，太阳能发电装机也将上亿 kw。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新增投资均将位于世界前列。2030 年其比重可达或接近 25%，2050 年可超过 1/3，煤炭的比重也将下降到 1/3 以下，为本世纪末实现全球 CO2趋于近零排放的目标奠定基础。当前世界范围内已出现由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低碳能源体系过渡的趋向，并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的重大变革。
大力促进能源转型，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前提下，减缓 CO2排放增长，使 CO2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的主要途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降低单位能耗的 CO2排放强度，并可逐渐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渐由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增长满足，使 CO2排放达到峰值。与上节中碳生产率的定义推导类似，可得到 CO2排放达峰值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单位能耗 CO2强度年下降率 ＞ 能源消费年增长率由该式可见，在单位能耗的 CO2强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情况下，CO2可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在随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较高情况下，实现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
由于能源结构向低碳化变革，可使 CO2排放总量达峰值时间一般早于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值时间。自上世纪 70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由于核电、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源结构的改变使单位能耗的 CO2排放强度降低，所以在 CO2排放达峰值后，能源总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使能源消费总量的峰值时间滞后于 CO2排放的峰值时间。1980 年欧盟(15 国)CO2排放即达到峰值; 1980 －2005 年，其能源消费的 CO2排放强度年下降率为 1． 0%，略高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 0． 9% 的水平，所以 CO2排放量呈缓慢下降趋势而能源消费量则持续上升，直到 2005 年其能源消费量才达到峰值，滞后 25年。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较高且持续快速增长情况下，可尽快使非化石能源供应量满足总能源需求，从而使 CO2排放峰值时间较大地早于能源总需求峰值时间，且早于发达国家峰值时发展阶段出现。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体系转型，在减排 CO2同时，也是各国突破国内资源环境制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内在需要，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的战略选择，具有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功效。据测算，中国每减少 1 t 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其间接环境与健康效益可达约 100 美元，与当前煤炭价格相当。因此要充分发挥 CO2减排的协同效应，分摊 CO2减排成本，促进减排技术的推广。要充分发挥和挖掘各国节约能源、促进能源替代的内在驱动因素，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促进减排。例如欧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虑，美国制定电站 CO2排放标准，也有支持页岩气开发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国东部地区限制煤炭消费总量，首先是出于对雾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强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优先领域政策和措施对减排 CO2的协同效应，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和取得成效。应该密切结合，不宜过多强调各国的减排措施和行动的额外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统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要研究和发展依靠市场促进 CO2减排的理论和机制，要发挥碳价和碳市场的激励作用。碳市场机制的建立，使碳减排信用价值得到体现，先进能源技术的减排效果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回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而且碳市场的机制也向企业和金融机构展现出未来低碳发展趋势和潮流，先进减排技术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激励企业低碳技术创新，金融投资向低碳技术倾斜。同时碳市场建立促进了对企业碳排放 MRV 体制的建立，促进企业和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对碳市场不宜过多强调其价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减排效果和对减排机制的促进作用。
在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大趋势下，能源战略要改变单纯保障供给的传统思路，在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的形势下，不能再单纯把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约束条件来考虑，而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等重要的目标来权衡。所以中长期能源战略在保障供给的同时，也必须调控和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产出效益。同时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能源变革的趋向，使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速度可能会超出今天的预估和想象，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可实现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使其成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纪末，全球将最终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能源供给将不再依赖地球有限的矿物质资源，而其CO2排放也趋近于零，从而最终实现保护全球气候、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5 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社会转型的关键，要发展和倡导生态文明下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观念转变对一个国家在新型能源体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各国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了上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其以高能源消费为支撑的社会消费方式也给当前向新能源体系过渡带来了困难。当前，美国和欧盟、日本的人均 GDP 差别不大，但美国人均能耗高达 10． 2 tce，是欧盟的 2． 1 倍，是日本的 1． 8 倍。尤其是美国人追求大面积住房、大排量汽车和过分物质享受的奢侈浪费的消费方式，不仅使国家和大多数民众入不敷出，经济发展缺乏持续投入，而且成为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 CO2排放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更为糟糕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少数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为榜样，对大面积豪华住房、大排量高档汽车和奢侈型物质消费品的追求也在引领这些国家的时尚，使其沿袭美国高碳排放消费方式。加强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引导，是促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关键。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也必将伴随社会对财富观、福利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并独占排他的财富观和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质量观念将越来越受到质疑。环境和生物圈意识的觉醒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发展了社会财富和集体观念的思维方式。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暴雨、干旱、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和水资源短缺、疾病传播、海平面上升等灾难和负面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和水资源的污染，任何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也都会直接影响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车排出的CO2也将累积在大气中发挥温室效应，尾气排放形成的PM 2． 5也会成为都市雾霾天气的一个根源。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水、宜居的环境已变得比个人物质享受更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是大家的共同体验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导合作意识，要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规范和制约公众的社会行为，要引导全社会形成由片面追求经济产出和生产率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转变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由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费理念转变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以观念的创新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
当前世界仍处于城市化进程当中，全球城市人口刚刚过半，要全面引导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基础设施和社会消费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布局、居住和交通方式等相应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难以改变，具有技术上的锁定效应。当前大多数既有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宏观高碳的格局，再向低碳转型，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比较长的时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一定要避免这种技术锁定效应，要进行前瞻性部署和超前规划。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能源消费势必增加。因此城市化进程中要努力构建低碳型的城市布局、基础设施、生活方式和消费导向，引导社会公众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在注重提高建筑物节能标准、提高家用电器能效、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等技术节能措施的同时，也必须更加重视低碳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规划，避免盲目大拆大建，延长既有建筑物使用寿命。优化建筑格局和户型结构，建筑设计因地制宜，与自然和环境相和谐，避免过分依赖人工调节的高耗能运行模式。优化出行方式，减少私人机动车出行比例。城市化进程中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低碳化布局，新农村社区建设要重视节能环保，要尽量为农村提供优质能源服务，避免盲目扩张无污染防治措施的分散低效的煤炭燃烧和利用方式。这种系统性统筹的节能环保效益将远大于技术效率提高的效果。要改变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奢侈型消费理念和追求超大面积豪华住房、大排量高档汽车等高碳消费方式，必须避免沿袭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高碳基础设施和高碳奢侈性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避免形成只能在宏观高能耗和高碳格局下寻求具体设施和单项技术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被动局面。要以建设生态文明和低碳社会的理念为指导，探索新型的以低碳为特征的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绿色人居的生活方式，走出新型的生态低碳城市化道路。
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可有效降低最终能源需求服务水平，并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是促进全社会节约能源、降低 CO2排放的关键对策，需要积极引导和全社会广泛参与和自觉行动，这也是新气候经济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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