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地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由1979年的21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428美元，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GDP达到了568845亿元，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如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2030年，甚至可以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后，极容易出现经济增长乏力问题，从而陷入低迷增长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连续维持三四十年9%的经济增速。自2012年以来，中国GDP首次跌破8%，并维持着8%以下增长水平，正面临着增长乏力和低迷增长风险。为有效防范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一、中国经济面临着陷入长期低迷增长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经济体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不少国家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和行列，而拉美和东南亚等大多数国家却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正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经济增长乏力问题，甚至有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增长的困局。
（一）经济增长的基数效应已经开始逐步呈现
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经济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速的反向功能作用就越强，维持原有增速的难度也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基数效应。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9—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比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翻两番”目标应达到的7.2%增长速度高出了2.7%；2010年GDP为58786亿美元，是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目标的7.2%增长目标计算的经济总量增长的9.2倍目标高出1倍多；1979年人均GDP为210美元，2010年人均GDP达到4428美元，增长了20多倍；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27亿美元，是1978年对外贸易总额206亿美元的1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6.3%。
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都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除了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各项制度创新等焕发了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以及总体上有益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比较落后，经济增长的基数比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再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速的反向功能作用就可能进一步增强。
从最近几年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已经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2010年中国GDP较上年增长了10.3%；2011年较上年增长了9.2%，增幅下降1.1%；2012年经济增幅进一步下行，较上年增长7.8%增幅骤降了1.4%；2013年GDP同比增长7.7%，继续下滑。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下滑，虽然有外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作用衰减等方面原因，但经济增长的基数效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再保持以前的较高增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增量作支撑。比如，2002年中国GDP总量约120333亿元，较上年增长9.7%，新增量约10679亿元，若10年后的2012年也同样较上年增长9.7%，仅新增量就超过45741亿元，是2000年中国GDP总量的48.3%以上，而实际情况是2012年GDP仅较上年增长7.8%，总量为3.8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通过生产、金融、消费等领域传导到收入领域，产生累计效应，导致居民收入以更大幅度下滑。中国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约6％，比去年的9％增长率回落了3个百分点，低于GDP的增速，这必然使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萎缩，致使经济下滑。需要注意的是，若要维持经济的较高速度增长，需要更大规模资源投入作支撑。中国不仅国内资源存量有限，而且来自外部资源的压力不断加大。目前，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能源资源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与此同时，中国每年消耗世界15%的能源，消耗的镍、铜、铝、锌、钢和水泥分别占世界的18%、23%、25%、30%、32%和54%。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进入明显回落的时间窗口。
（二）支撑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效应日渐显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资源投入作为驱动力，虽然通过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低技术和低端市场的“比较优势”挤进并拓展了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外汇，同时也活跃了国内市场，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大量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也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沉重代价。目前，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分别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排放总额早在2008年就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虽然经济总量得到大幅跃升，但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的低端水平，导致国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虽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劳动者收入增长却长期滞后，导致国内消费者购买力跟不上国内生产规模扩张的速度，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出口驱动；虽然面向国内外市场生产和提供了大量产品，但许多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受制于人，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长期处于代工者的角色。因此，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实现高速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能源和资源的枯竭速度就越快，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环境和生态恶化的速度越快，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产能过剩的情况就越严重。显然，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呈现下降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增幅的适度下降，也是一种合理的回归。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出口和投资拉动、外资和廉价劳动力驱动、房地产支撑、资源消耗，以及部分人和地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从目前情况看，长期维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潜力已经接近或达到“峰值”。一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增长的峰值。作为政府投资重点领域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不大，水泥、钢铁等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到来；近年来房地产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高房价，已经不同程度绑架国民经济，并带来一定社会问题，投资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难以继续保持过去高速增长态势。二是现有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峰值。从2000年开始，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递减，国外技术对经济增长外溢效应逐步消退，近几年这种递减趋势正逐步加快；中国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5%扩大到2008年的62%。近两年，尽管有所回落，但仍然在50%左右，因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自外部风险逐步加大，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难以持续。三是人口红利的峰值。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5%左右。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正让中国陷入“未富先老”泥潭，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劳动力成本提高问题日益凸显，长期保持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削弱。不仅如此，人口的总抚养比和抚养负担也在进一步加大。因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缩减，并接近极限。四是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代价的峰值。近年来，中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问题日益突出，依靠国际市场供应的难度和风险不断加大。同时，中国许多地区还面临日益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断下降，生态系统退化现象不断加剧。
（三）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泡沫风险日益凸显
泡沫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衰退、陷入长期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学意义上的“泡沫”是指一种资产的名义价值不断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经济现象。严格意义上讲，所谓“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讲，虽然泡沫经济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实施依靠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创造财富。其中，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最为典型。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最高峰后，由于畸高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得不到实业的有力支撑，加之“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以及日本政府作出的限制银行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房贷等政策的作用，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的最终破灭。自此，日本经济开始走上了长期的衰退之路。
目前，中国正面临比较严峻的债务、金融、房地产等泡沫风险，与当年日本有着十分相似的情形。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若加上“铁总”（中国铁路总公司）的2.6万亿元债务，总量约26万亿元，而且还在继续膨胀，如此下去必然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由于中国地方债务大多数是2009年以后迅速增加的，且大多数投在“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等项目，借款期限普遍超长，不仅短期难以回收，而且到期后必然转化为新的巨额信贷资金，推涨金融泡沫，为未来经济稳定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另外，中国货币长期超发，2013年以来金融市场M2已经高达1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88%，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金融泡沫在不断累积。从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后，房地产业得到超常规快速发展，高房价、高信货、高空置率已成为中国房地产的显著特征。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约14.36万亿元，而房地产建设的60%资金来自银行信贷，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比值为35%，国民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由于“在推高房价、形成泡沫的过程中，心理预期、羊群效应、资金支持三者缺一不可。”
在心理预期、羊群效应、资金支持作用下，房产泡沫一轮又一轮被吹大，泡沫风险不断加大。目前，房地产一定程度上成了“鸦片产业”，欲罢不能，而过度依赖房地产刺激经济，无疑是“饮鸩止渴”。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越吹越大的泡沫一旦破灭，国民经济将可能跌入深渊。
（四）制约经济增长的内外利益矛盾更加突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利益关系矛盾不断激化和凸显，可谓内忧外患。同时，还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按照“3000美元心理分界线”理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通常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成为社会心理矛盾冲突最为严重时期。因为，这时候的社会利益关系分化严重，人们心理失衡，社会矛盾加剧。当中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国内民众的关注点开始由过去“患寡”，追求脱贫致富，逐步转移到“患不公”，追求公平公正。现实中不仅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造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心。中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40%左右，资本所得却由36.3%提高到46.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比1985年扩大了近1倍；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倍扩大到2~3倍。“官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等称谓的广泛流传，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分层趋于刚性化的无奈，而“仇富”、“仇官”等现象，则反映了人们对收入不公导致社会利益分化的不满，社会心理失衡加剧。近年来，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引发了人们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日益不满情绪，甚至发展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危机，削弱了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各种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正处在矛盾凸显期，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目前，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回落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尽管各个国家基本面有所不同，但整体上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现象，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与中国同样的下行周期。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经济的中国来说，特别是在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60%以上的情况下，不能不受其影响。与此同时，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孕育和凸显，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日趋严峻的挑战。一是商品出口面临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冲击的针对国。不仅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某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强化对我出口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对于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来讲，这不能不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压力。二是海外投资存在着日趋严峻的风险和压力。目前，中国众多企业海外投资的投向主要是中东、非洲、拉美等生产资料成本较低，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这些发展国家不仅因为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原因，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在某些领域的控股比率，而且因为宗教、民族、历史等错综复杂的原因，投资环境潜伏着种种危机。三是海外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威胁持续加大。
当前，中国境外人员分布在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安全风险。不仅如此，中国维护海洋权益面对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海上战略通道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等。另外，中国还是石油等资源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几乎为少数国家操纵，中国资源安全面临较大威胁。随着人民币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等少数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大做文章，将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二、防范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增长的应对举措
为了避免陷入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整体、协调地推进各方面的配套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一）确立保障改善民生导向及永续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忽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波动，引发经济社会矛盾，拖累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沿袭的是粗放型的速度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最典型特征就是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甚至盲目崇拜GD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3—2007年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仍分别实现了9%和8%以上增长速度。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长期低下，严重影响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防范陷入长期低迷增长的风险，需在把经济发展理念上由长期过分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及时转向保障改善民生导向和永续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和共赢发展。
1．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最高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得到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民生指标日渐恶化的现实，其中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尤其突出。目前，中国收入最高10%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7.3倍剧增至2007年23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警界线以上。
近年来，普通百姓“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以及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牵动着每个人神经，有可能演化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的最高目标，坚持把就业优先、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改革，解决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领域公平公正问题，积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这样才能有效抑制某些民生指标日渐恶化势头，为经济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2．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长期以来，重规模、轻质量和重速度、轻效益的发展模式，不仅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发展思维惯性已经形成，留下了很大后遗症。根据清华大学课题组对国家“十二五”规划执行中期执行情况的研究成果，即“十二五”规划确立的七大目标中，总评价较差的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指标；宏观经济目标实施情况中，进展评价较差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指标；结构调整目标实施情况中，实施评价较差的为“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六大高耗能产业比”指标；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目标实施情况中，实施评价较差则是“耕地保有量保持在l8.18亿亩”、“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比重达到11.43%”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等指标。
可见，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势头，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一是合理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淡化GDP崇拜，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理性，着力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二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扭转“粗放式”发展模式，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三是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努力打造经济升级的新动力；四是“四化”并举、协调互动发展，也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3．构建化解泡沫风险的缓冲机制。为了有效防范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需要构建化解泡沫风险特别是房地产风险泡沫缓冲机制。房地产市场持续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高房价、高信贷、高空置率的巨大风险，致使中国实体经济被高度空心化，推涨了人们试图一夜暴富的浮躁心理，国民的创业、创新、创造意识和能力不断弱化，严重制约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应当看到，单靠房地产业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房地产占用以后，再也没有实现经济继续循环发展的基础，先进制造业、先进高新技术产业才是经济发展的“脊梁”。因此，有必要去除房产的投资属性，使之回归居住功能。同时，重新定位房地产业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之由主导产业变为配套产业，因为只有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得到发展，房地产业才有真正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要从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角回归为配角本色，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的金融泡沫，一定意义上讲是和房地产泡沫连在一起的。因为，资金是推动房地产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需针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进行严控，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资金、购房人的资金，提高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的配套比率和购房人特别是二套以上的首付资金比率。同时，需控制资金的投放规模和加强金融监管。另外，在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同时，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控和治理，抑制过高的债务占比。
（二）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边界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过分偏重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本短缺、产品匮乏、技术落后和市场发育不良等现状，中国采取的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对推动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集中有限资源办急事和做大事，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水、矿产等资源价格长期由政府决定，导致国内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并造成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投资冲动，不仅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缺乏对能耗、排放等行为规制，加上未及时建立节约使用资源、资源再生利用等激励机制，实际上对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现象起了鼓励作用，致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求矛盾愈加突出。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增长风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加快转变这一过分偏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已经迫在眉睫。
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和角色的转变。也就是说，取决于能否把政府真正转变为职能得当、机构精干、服务高效和法治约束的政府。为了使政府与市场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和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消除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各种偏爱性或歧视性政策制度，切实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公平服务；推动政府向社会放权，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某些事务交给社会，构建起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体系；按照事权财权相匹配要求合理确立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依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责和权限；五是处理好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关系，切实解决政府机构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等问题，有效提高政府部门的回应能力。作为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载体的政府机构，应当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需要加以设置，做到每个机构和部门都要有自己特定的和明确的职责，且各自任务饱和、运转高效。
2．依照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内在属性取长补短和优势互补。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不清和作用界限模糊问题比较突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长期以来过分偏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是简单地削弱政府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夸大市场作用，而是按照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各自优势和内在缺陷，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互补。
就当前中国而言，需要着力解决好如下问题：一是解决政府“越位”问题和市场“缺位”问题并举。政府需把履行的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事项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克服和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其中，重点是要改革和完善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确实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项让位于市场机制。二是解决政府“缺位”问题与增进市场功能并举。需通过政府的“补位”来解决该由政府管理领域和事项出现的“真空”问题，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为增进市场功能，政府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适度使用行政手段，努力做市场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以弥补市场缺陷。当前着力点是要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用好宏观管理手段。三是解决政府“错位”问题和市场“错位”问题并举。这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正位”来防止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的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合理问题，从而有效解决政府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问题。
要充分和有效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把政府和市场做不好的事情坚决交给社会。
（三）着力培育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付出沉重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中国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水平，而且使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3%，是全球化龙头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导致中国经济来自外部的风险不断加大。为此，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同时还需“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1.着力优化对外出口结构，不断增强中国出口竞争能力。需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在巩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市场基础上，加大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家（地区）市场的开拓力度；积极推动出口产品多元化，在大力提升传统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基础上，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等产品出口份额；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内需主导企业积极开拓出口业务，并支持外需不足的出口企业努力挖掘内需；不断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为打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通过加强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扩大对外出口；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中介组织作用，通过选择性激励和内部惩罚权等监督机制，以增强国内企业国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应诉动力和能力。
2.着力优化引进外资结构，不断提升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需摒弃长期以来“全面招商、来单全收”的传统做法，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主动选择和择优选择利用外资，努力提高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层次。需设立必要的引进和利用外资门槛，确保引进的外资符合中国产业发展方向；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使利用外资转向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基础设施领域；提高引进外资的主动性，加强利用外资的软硬环境的配套建设，在不断增强对外资吸引力的同时，努力调整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坚持“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努力开发和掌握一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提升自己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能力，积极推动中国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上端移动，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3.着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为了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平稳发展，需加快优化对外投资结构。首先，需优化对外投资区位结构，可在继续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同时，重视开拓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恢复和发展经济需大量资金，国内企业可利用这一难得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其次，需优化对外投资领域结构，可在提升采矿业、建筑业和初级产品制造业等传统投资领域竞争力的同时，加大对海外高科技产业、科技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某些对国内经济发展具有较强拉动效应产业的投资力度。另外，考虑到中国是人口大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矛盾。为保障粮食安全，缓解粮食等农产品供求矛盾，可积极开展耕地的跨国投资（又称“海外屯田”），通过土地租赁（landlease）、购买（landsale）等直接方式获得耕地使用权，或采取输出资金和技术等手段，以大股东身份掌控他国耕地市场与经营等间接方式，享有他国土地使用权，努力开拓海外农业投资。
4.力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不断提升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是中共十八大定下的外交政策之一。当前，世界经济逐步进入一个变革和调整的时期，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正进入全球治理博弈时代。近年来，美国不仅继续巩固和强化WTO、IMF和世界银行等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主导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G7/G8等谈判。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一方面适度增加在WTO、IMF和世界银行等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不断提高中国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着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被治理”的局面。另一方面，应当积极主导和努力推动双边和多边谈判与合作，利用和发挥好中国在“金砖五国（BRICS）”、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和G20等双边和多边对话及合作机制中的作用，不断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双边和对边治理机制中的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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