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与影响力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也导致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然而我国的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理论创新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我们边缘化的同时，西方许多学者却越发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经济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在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就提出:“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现实迫切要求我国学者构建一种符合国情的中国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时，首先要处理好中国经济学几个方面的问题，否则，将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理论创新。
一、正确处理中国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学走上了我国经济学舞台，与政治经济学并列设为二级学科。目前高等院校在经济学教学上实行双轨制教育，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但在实际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远远高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几年许多高校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在高等学校双轨制教学和研究中成为主流经济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问题更加尖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局限也日益突出，两者的对立越发明显，也越发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然而许多学者却忽视中国国情谈经济改革，一味地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也导致许多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张晖明等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化”、工具化和数量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物质主义几乎不受节制地在全球蔓延开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空前对立起来。如果一味地追求、崇拜西方经济学，必然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首先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在经济理论方面存在的二元冲突问题，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也很难把握好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方向。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在资源短缺情况下的社会行为选择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各有侧重点，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点的不同也就导致两者对于经济的指导作用有所不同。
其一，两者的关注点和研究角度不同。西方经济学更多的是关注于经济现象，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运用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表层的描述与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经济关系本质及其规律的深层分析，这就导致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角度与层次上存在差别。
其二，两者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上分析问题的。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稀缺性和理性人为基本假设，采用大量的数学分析方法，构建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事物，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推理和抽象，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得出经济事物变化最一般、最本质的规律。就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当然，两者有些方法也是相同的，如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数理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
其三，两者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侧重点不同。
这导致两者对于我国经济的分析与指导作用也存在着盲区和无法解释的地方。西方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依据西方的经济环境与价值取向而提出的，而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经济运行体制机制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说明照搬照抄具有鲜明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西方经济学，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对生产关系的定性分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总体把握。而对于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层面的运行来说，缺乏系统的指导，尤其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经济摩擦愈演愈烈，迫切需要一种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世界接轨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行为。
对待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又不能简单把两者对立起来。经济学理论总有其特殊性，是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后形成的一些不同的具体理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与价值观提出的，不能照办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剔除其特殊性，抽象出其普遍性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科学分析，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也主要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主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定性分析较多，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缺乏经济运行具体层面的指导，更多的是提供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虽然目前国内许多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马艳、李韵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路径主要分为有机统一的三个层面:内容创新、数理创新、实证分析，但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创新，没有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问题，这也就无法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尝试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用来阐述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用来阐述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在有些方面常常出现脱节或矛盾情况。所以，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分析问题，大胆、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但是必须剔除其资本主义经济特点和价值观成分的运用，抽象出其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理论，在充分把握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将抽象出的一般原理与国情相结合，提出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二、目前国内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必然促进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导致我国经济理论方面存在的二元冲突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不断突出，对于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问题理解不够透彻，出现了各种问题。
首先，谁是主流经济学之争。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在政策运用和指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被逐渐边缘化。在高校中，学生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高校更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只学习、考核西方经济学理论与运用，在自觉不自觉中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主流经济学。一些经济学家公开主张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如张五常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钉上最后一个钉子。这样的人却受到了社会的追捧，许多党校、大学还邀请他去讲学。西方经济学确实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面走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前列，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此而过分夸大西方经济学是不合理的。任何理论总有其适用范围，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只会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偏离方向。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学者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我国学者却耻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发展道路该何去何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发展的，一味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的眼光来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了。
其次，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忽视中国国情谈经济改革。目前，学术界许多经济学家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熏陶与培养，具有丰富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可以说他们应该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大脑。然而许多经济学家一味地沉迷于自身经济理论的创新，忽视中国国情谈改革，忽视发展规律谈发展，提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群众。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的是确实能够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政策建议，这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提出一些激进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改革方案，认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是没有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没有从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中吸取教训。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注重如何更好地发挥好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是绝对不能实行私有化的。
第三，学术界盲目崇拜数理研究方法。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借助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确实可以解决一些仅凭逻辑推理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数学的严谨性也可以使经济学分析推理更加精确，防止存在漏洞和谬误，而且数学分析工具对于发展趋势预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学的重要作用却被神话了，经济研究泛数学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学公式，用数学模型的复杂程度用来评价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关性置之脑后了。”
虽然数学严谨、逻辑性强，但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是无法用几个变量就能够代替的。有的学者为了体现其研究水平与科学性，建立了复杂的、多变量的数学模型，但是误差在所难免，每个变量都产生一点点误差偏差，就会产生连环效应，导致其结果存在巨大误差。而且有些变量不可以量化，此时就不能使用数学分析方法了。马克思曾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有规律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我现在还认为，如果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
马克思重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不迷信数学，而是把数学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定性分析、历史分析的补充。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注重的是经济思想，而非数学分析，数学方法只能是对经济思想的论证和补充。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要正确对待和使用数理分析方法，既要看到数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学分析方法的局限所在，不可盲目使用。
三、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首先，要立足我国的经济事实。马克思曾说:“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我国经济事实包括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顾海良提出，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说出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话”。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就要立足于中国的经济事实，既不故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在立足我国经济事实的情况下，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成果，创造性提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学理论。
其次，要切实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脱离理论谈实践和脱离实践谈理论都是不可取的，对经济学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经济学必须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为己任，把理论研究运用到实践中，为制定经济策略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这样才能够保持其应有的生命力。脱离实践谈理论上的创新，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
最后，多领域、多层次研究中国经济学，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中国经济学。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经济问题也将在多层次、多领域出现，这必然导致经济学产生不同的分支。西方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就早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相近的学术群就形成了所谓的“学派”。而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就要充分发挥学派的作用，避免泛泛而谈的所谓的“全家”，各个学术群体要相互交流、相互争鸣，激发学术活力，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张晖明，邓霆，翁恺宁． 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4):30．
［2］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3］马艳，李韵．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J］． 学术月刊，2011(7):65．
［4］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徐毓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
［6］顾海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 前线，201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