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变化、新挑战、新机遇? 由此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进而推动改革本身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
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目标和新挑战
( 一 )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和新变化
改革开放 35 年来，从经济规模上看，2013 年底我国 GDP 已达 56． 8 万亿以上，年均增长率在 9%以上，GDP 总量比改革初期增长近 25 倍 ( 按不变价格计) ，占全球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 8% 左右上升至 12%左右，从 2010 年起折算为美元( 按汇率法) 总量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人均GDP 水平年均增长 8%以上，比改革初期增长近 18 倍( 按不变价格计)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折算成美元，自1998年起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提升，从 2010 年起，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跨越( 人均国民收入4055 美元以上至 12475 美元之间) 。从经济结构上看，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化的进展，城镇化的程度和信息化的趋势均获得了显着迈进。农业现代化程度已从低收入穷国水平上升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70． 5% ( 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 降至 36% ( 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在30% 左右) ; 工业化进程已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迈进到中后期，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比较( 比如当代高收入国家，即按世行2012 年划分标准人均 GDP 超过 12475 美元以上的 70 个国家平均水准)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已实现2 / 3 以上。
城镇化水平按照国际社会一般统计口径，我国已从 1978 年的 20%以下，提高到 2012 年的 52． 6%，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30% —70% 之间) ，尽管其中包含着2 亿多进城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仍较低，但即使按户籍人口计，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率也已超过 35%; 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信息化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持的服务业的发展进入加速期，包括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市场性服务等等。
工业化的进展程度是一个历史相对范畴，从产业结构演进高度的测度来说，一般是把产业所占比重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结构高度指标，即 H = ?Vit× LPit(Vit是单位时间内产业 i 的产值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LPit是单位时间内产业 i 的劳动生产率，i 处于一个开放的集合中，代表各产业、部门) 。以工业化完成作为节点，一国产业结构越接近于 1，表明其越接近完成，大于 1 则表明“后工业化”的深入。当然，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产业的产值则是一个没有量纲的数值，所以需要把“劳动生产率”标准化。就 GDP 规模而言，到 2020 年的目标是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计将接近 15 万亿美元。
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上的变化集中在两方面，即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变化。就供给而言，以往要素成本低的优势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国民经济传统的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各类资源的价格等等均进入持续显着上升期，整个国民经济成本和企业成本会急速攀升。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迅速转变发展方式，使传统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效率严重滞后于不断攀升的成本，就短期增长而言，必然会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经济严重失衡，这就是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长期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型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必然遇到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的硬约束，要素无法包容依靠低廉价格要素投入量的无限扩张的增长方式。因而无以支持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进而产生严重“滞涨”、迟迟不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穿越的根本原因。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这种供给方面的变化，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根本转变，必须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展转变到主要依靠效率提升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来。就需求而言，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演变，以往经济短缺的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也在逐渐加强，软预算约束的状况逐渐发生改变，国民经济失衡的常态不再是需求膨胀，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转变为需求不足。在这种条件下，内需会发生逆转式变化。从投资需求增长看，尽管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明显提高，进而国民储蓄规模增大，金融系统掌握的信贷资源大幅扩张，但能否切实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却取决于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水平低但投资需求之所以增长快，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根据比较成本的竞争原则，为提高其竞争力，将在本国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投资和技术项目转移到落后但要素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增大了落后国家的投资规模带动其增长，同时改变着落后国家的产业结构提升其效率。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逐渐丧失，发达国家会逐渐放缓甚至停止技术、产品、投资的转移，在这种条件下，国民收入水平和储蓄规模较之以往增大了，但金融系统通过资本市场能否将信贷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便取决于独立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水平。若自主创新能力强，则不断有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可以不断升级，新的投资机会不断创造，即使发达国家放缓甚至停止转移产品、新项目，国民经济也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带动投资持续增长。
反之，则只能在原有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投资，结果只能是低水平基础上的重复投资，进而导致产能过剩，甚至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即低技术水平、低效率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几乎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其长期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其自主创新能力难以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升，即使物质资本不断增大，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反之，但凡成功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穿越且能保持持续增长的国家，重要的原因恰在于长期中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使人力资本积累较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超前系数。
从消费需求上看，尽管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支付水平不断上升，但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同时是否能形成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和均衡。
如果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严重扭曲，甚至产生两极分化，从而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经济增长的福利过于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而越是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 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 越低，低收入群体越是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支付能力越是不足，收入水平越低则对未来信心越不充足，因而越可能增大强制性储蓄( 未来的消费) ，进而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而言，愈加不足。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长期中大都形成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并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穿越的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则往往极其重视中产阶级的培育，努力建设所谓“橄榄形社会”，努力控制高收入增长，尽可能消除社会贫困。可见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平等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目标的实现。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仅是对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要求迫切，而且是对包括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要求更为迫切; 从微观上，要求企业必须从以往需求膨胀失衡条件下，关注产出扩张而忽视市场需求变化，转变为首先必须适应市场需求; 从宏观上，要求政府必须从以往短缺经济状态下，强调政府根据短缺强度实施强制均衡而忽视市场自动均衡转变为首先必须以市场自发均衡为基础，在市场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实施宏观调控。
( 二 ) 实现经济增长新目标面临的挑战
根据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预计到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 2050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经济发展而言，一方面从经济规模上 ( 包括总量和人均) ，GDP 总量实现较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90 万亿人民币左右( 按不变价) ，按目前汇率水平折算，将超过15 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现阶段的 GDP 总规模，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十年间年均 GDP 增长率保持在 7． 2%的水平，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现阶段自然增长率应能保持在 7—8%左右，从已有的实践来看，2011 年至 2013 年三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为 8． 2%，均高于所要求的 7． 2%，因此，到 2020 年实现 GDP 总量较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从人均 GDP 水平上，同样实现较 2010 年增长一倍的目标，达到 6 万多元人民币( 按不变价) ，按目前汇率折算，将达到1． 2 万美元以上，达到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高收入阶段的起点(12475 美元以上) ，即用10 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截止到 2012 年已有 70 个国家已进入高收入阶段，这 70 个高收入国家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 12． 4 年时间，其中 20 个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国家，平均用了 11． 9 年时间，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用 10 年的时间实现这一穿越是符合经济发展史的历史逻辑的。实现这一目标，在 GDP 总量倍增的同时，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一定水平下( 如5‰以下) 即可。
另一方面，从经济形态上( 包括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结构演变) 。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将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有望降至 15%左右。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产值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逐渐地接近，以近些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年均下降 2—3 个百分点的趋势，从 2012 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 36%降至 2020 年的 15%左右是可能的。二是工业化的实现程度会加速提升，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以钱纳里(Chenery， 1986) 的标准结构模型作为划分标准，根据世界银行最新 (2012 年) 调整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按相应的换算因子折为不同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美元) ，确定工业化起点和终点上的劳动生产率并使之标准化( 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因而需将其标准化) ，将各产业标准的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后，再引入各产业的产值比例，两方面的乘积即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度(H)。达到 1 时即为实现了工业化。据此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 (H) 在2010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达 0． 666，即工业化实现程度已近67% ，这一测算结果，与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按照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进展( 我国2000 年产业结构高度为 0． 158) ，净上升50． 8 个百分点，年均提升 5． 08 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2020 年，我国产业结构高度(H) 将超过1，即实现当代标准的工业化且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实现工业化的速度，而在于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即是否能走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城镇化率将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我国目前城镇化率无论是按国际一般统计口径，还是按中国户籍制度下的户籍人口口径，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期(30% —70%)。
根据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以每年 2 个百分点以上的平均速度推进，按国际统计口径 ( 离开农村常住地进入城市生活半年以上且以谋生为目的) ，我国到2020 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70% 左右，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推进速度，而在于城镇化进程的质量，尤其是相应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二元经济发展和二元经济制度的转变，其中包括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的同时释放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与城镇经济发展的相互支撑，即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不同城市发展的基本目标、战略和路径，户籍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场( 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 的发育，以及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城乡社会福利与保障体制的水平的一元化，特别是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的一元化，克服对农民及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等等。其中，尤为现实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按户籍计的城镇化水平为 35%，而按所谓国际一般口径计已达 52． 6%。这其中包含了 2 亿多进城农民工，这 2亿多民工如何真正市民化?特别是这 2 亿多农民工中，大约有 5 千万人是举家进城，已无回乡的退路，迫切需要真正市民化。预计到 2020 年这部分人累计会达 1 亿人。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矛盾如何处理? 四是信息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其中至少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加速期的城镇化融为一体，以现代信息化促进其它“三化”的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使之不仅在规模和占比上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而且在质量和效率上达到同样高度。另一方面，是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获得有效发展，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为市场机制完善所必需的各种交易性服务业( 商贸、金融、物流、结算、各类中介服务、评估等) ，同样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这就不仅需要现代服务业本身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驱动，同时需要以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及市场化深入等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为发展前提。因此，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三化”加速，只要同时我国经济体制上市场化在深入，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就有深厚的基础，关键在于以怎样的制度创新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使我国信息化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切实能够体现现代化要求和水准，切实能形成合力，有效地推动服务业本身的结构升级，而不是低水平的传统性的重复。
若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在经济发展上实现数量和质量的阶段性提升，实现向当代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现 2050 年长远现代化目标创造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预计在2030 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实现这一超越有可能还会提高( 有人预计在2023 年便有望实现) 。到2050 年我国人均以及经济结构上，将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 目前发达国家水平) ，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
实现我国中长期社会发展目标，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这种挑战不仅源自于进入上中等阶段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经济增长条件的根本改变，还源于经济资源和经济制度条件与实现新目标质的不适应性。
就经济发展资源约束而言，一方面是物质资源的硬约束，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在现有相对价格体系下和要素效率的基础上，我国的物质资源是无法支持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实现的。如果伴随我国经济增长翻番目标的实现以及更进一步的增长，各类物质资源的消耗占比与 GDP 增长同速扩张，不仅中国自身的资源无以支撑，甚至某些方面全球资源都难以支持中国一国如此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我国劳动力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状态已开始发生根本逆转，人口抚养比发生显着变化，少年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劳动力增量呈下降态势，人口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人口红利时间窗口开始逐渐关闭，劳动力在城乡结构上也开始发生改变，农村劳动力存量开始递减。同时进城外出务工人员的总量和增速也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城镇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升趋势明显，据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名义增速为 14． 6%( 实际增速为12． 4%) ①。
劳动力资源的这种总量和结构性变化，要求必须根本改变依靠不断扩大廉价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这需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其流动的自由度和竞争性之外，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教育投入和卫生医疗健康的投入等。
就经济制度和体制条件而言，一方面是正规的经济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制度上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尽可能使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则更多地在市场失灵领域及微观资源配置领域之外的宏观方面有效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完善和深化市场秩序和市场化进程，在资源配置上若政府过多直接干预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厂商获得某项资源和机会，难以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而需经过政府权力部门审批，由此，极易形成普遍的“寻租”，权钱交易严重，进而既严重破坏公平原则，又从根本上瓦解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它使资源配置不再首先根据市场竞争效率原则，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按照“腐败指数”配置。这也是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腐败均极为严重的重要制度原因。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化滞后，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滞后及竞争秩序混乱是导致国民经济既无效率又无秩序的根本性原因。经济转轨中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速度，全面深化改革，否则发展目标的实现就缺乏必要的经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传统社会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伴随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而根本动摇了，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秩序还未形成。在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道德领域可能会发生既不讲“忠诚”，又不言“信任”的混乱 ( 所谓道德无政府状态) ，这就使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精神支持丧失，难以真正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文明，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人文关怀和人本根据，最终从根本上瓦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往往在道德秩序上出现严重混乱的重要原因。我国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创造和培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道德秩序，是一极其重要但又极为艰难的历史命题①。
二、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失衡和新成因
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总量失衡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上有其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第一阶段即 1978 年至 1998 年近 20 年的时间里，除个别年份之外，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或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短缺经济，或是由于种种体制原因和发展原因形成的软预算约束，或是由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周期性等等。
总之，失衡的基本特点是需求膨胀，带来的直接矛盾便是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新时期以来我国先后发生过 3 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分别是1984 年底、1988 年夏、1994 年) ，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每次虽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经济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相应地这一时期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适度紧缩”，( “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时期均如此) 。第二阶段，即1998 年底至 2010 年底的十多年时间里，除个别时期( 如2003 年底至 2007 年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消费需求疲软，总需求失衡，不同方面出现结构反方向差异) 外，给国民经济带来主要威胁的失衡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疲软，再加之 1998 年下半年起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2008 年下半年起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深刻影响，使得经济增长乏力，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转变为“保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调整为“扩内需”。尽管 1998 年至 2002 年的表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相对于此前的“适度紧缩”政策倾向而言，事实上转变为扩张性的宏观政策。
②2008 年采取反危机举措之后，更进一步明确为: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全面刺激的作用下，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效果。2008—2010 年 3 年年均增长 9． 3%以上 (2008 年增长 9% ，2009 年增长8． 7% ，2010 年增长 10． 3% ) 。从2010 年底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全面扩张的轨道“择机退出”，至今已有3 年多，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新特点。其突出表现便是既有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双重风险并存。如果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失衡中，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发生的，而现阶段则是同时出现了。这就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方向的选择产生了严重困难( 从一定意义上有些类似“滞涨”) 。虽然从绝对水平上看，通胀水平并不高，3 年来始终在 3% 左右，有时甚至低于 3%，同时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3 年年均 8． 2%以上(2011 年 9． 2% ，2012 年 7． 8% ，2013 年 7． 7% ) ，但要注意的是，从趋势上看，在这一过程中通货膨胀水平是逐渐上升，而经济增长增速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根本原因在于，若从总量绝对水平看，认为我国现阶段存在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都是不成立的。但我们之所以疑虑双重风险的存在，主要在于结构方面的矛盾，正是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我国经济面临双重风险的困扰。
( 一 ) 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及成因
尽管总体绝对水平不高，相对于同期经济增长而言，是属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但潜在的通胀压力巨大，进而社会对通胀的预期高，主要在于形成现阶段通胀压力的原因有其特殊性，而这种原因的特殊性恰源于结构性矛盾。
一是进入新阶段投入产出的成本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要素成本结构，能源、生态环境、劳动生产率等多方面的结构性约束，使得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同时，效率提升滞后，难以有效地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更由于技术创新不足，导致国民经济成本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改造，投入产出结构效益难以提高，进而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大，而我国宏观调控实践中，以往针对需求拉上的通胀有效的措施，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难以有效，而且会形成相反的推动通胀的反作用，如紧缩银根，对需求推动的通胀或许有效，但会短期里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治理主要靠提高企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为此既要求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上升，也要求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税赋、融资以及运用和进入各类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降低。这不仅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以往更多的是面对需求拉上，同时我们治理需求拉上通胀也有体制优势，比如商业银行体系收紧银根与央行政策目标在体制上能够保持一致) ，更是长期面临的难题。在宏观调控方式上，不仅要求总需求管理，而且要求总供给管理。
二是贸易结构的变化推动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包括进口和出口总量已列世界第一，加之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进口依赖度特别是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以及大宗农产品等进口依赖度不断上升，因而，从进口结构来看，往往是我国进口多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其国际市场价格上升显着。一方面大量进口本身会推动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另一方面进口品价格上升会使国民经济成本进一步提高，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在世界经济复苏迟缓，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均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市场的通胀，进而加剧国际输入的通货膨胀。
三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长期收大于支，国家外汇储备持续上升，目前已近 4 万亿美元，一方面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结汇过程中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增大流通中货币量。据估计，我国截止目前流通中货币量(M2)110 多万亿，其中首要因素在于外汇占款，国际收支失衡已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均衡。如何协调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内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①。
四是扩张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对通胀作用的时序结构变化，日益加剧通胀的紧迫性。自2008 年下半年采取全面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来，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在近 3 年来流通中流动性不足的压力下②，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形成了百万亿以上的货币存量 (M2) ，这些货币存在于流通当中，经过一定的时滞期，会逐渐冲击到 CPI 上来，只不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经济不景气，市场交易不活跃，这一时滞期会比正常条件下更长些 ( 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通常是6—18个月，金融危机前我国大体是 7—24 个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货币形成对CPI 冲击的滞后期在时序上会逐渐临近，从而加剧需求拉上通胀压力的紧迫性。可见，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通胀压力根本在于各类结构性矛盾，脱离结构升级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不从根本上缓解和克服结构性失衡的矛盾，总量失衡是难以真正缓解的。
( 二 ) 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及原因
从绝对增长率看，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之所以对“下行”疑虑，主要是源于四方面原因。
一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年均 9% 以上甚至 2 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增长进入 7%—8%左右，甚至低于 7%的状态可能成为正常。如何在微观企业行为上和宏观政府调控上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自然增长率的变化，需要作出艰苦努力。比如，在微观上，新的自然增长率条件下企业怎样生存? 发展和商业盈利模式如何调整? 亏损比会发生怎样变化? 资源配量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控制? 等等，在宏观上失业率警戒水平和实际水平会出现怎样变化? 通货膨胀率会怎样?滞涨的风险有多大? 经济失衡会出现怎样的新特点? 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选择和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如何确定? 确定的标准是什么? 等等。
二是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部相对发达省市，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多，但其发展阶段已陆续进入增长放缓时期，从而有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尽管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对国民经济总体增速能起到梯度推进作用。进而延缓增速，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放缓程度，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毕竟相对较低，难以充分抵消东部相对发达省市经济增速放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等地增速均开始呈现放缓态势，并且固定资本形成的速度也开始放缓。
三是投资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缺乏足够的支撑。从绝对水平看，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不低，2008—2013 年大体上年均在 20%略强( 名义) 。考虑到近年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实际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在 17%以上。根据我国经济实践，在现阶段经济增长率若要达到 7—8%，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需在 17%左右( 实际) 。我国目前是能够达到这一水平的，问题在于能否持续? 从投资方向上看，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领域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约占 50%以上。从投资主体上看，政府包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而言，一方面，受地方财力的限制，地方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招商引资，事实上，我国地方经济中经济增长率、储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高度不相关。换句话说，地方投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地方经济增长形成的国民收入及相应居民储蓄增长拉动，而是依靠外来资本，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条件上的过度竞争，使地方发展经济的资源耗费加速，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为招商引资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往往采取地方性融资平台方式，即地方财政以预算外专项( 特别是土地专项) 收入担保，地方性融资平台举债，投资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据审计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已达20． 7 万亿左右。就中央政府的投资行为而言，尽管中央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赤字、举国债等方式。但财政赤字是有硬约束的，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已达较高水平，高点时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 2%以上( 欧盟标准为 3%) ，再持续增加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通胀压力。尽管我国举债规模并不高，国债余额占GDP 的比重始终相对较低，即使加上地方债也低于马约规定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上限(60%)。
但我国在体制上突出一点在于银行行为的财政化倾向严重，即我国政府相当部分的投资不是依靠举债筹资，而是通过银行信贷支持，具体表现为行政性的信贷计划、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债、土地财政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显性的政府债务比。但最终风险并未降低，因此长期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难以获得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性效率，而且难以保障可持续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企业的市场性投资力量不足，我国现阶段真正的大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一般来说是通畅的，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体制的、技术的原因，企业创新力亟待提升，尤其是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提高阻力更大。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困难，缺乏新的高效率的投资机会，即使能够筹措到充分的资本，也难以找到具有真正市场竞争力的投资项目。若在原有产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低技术水平的重复投资。进而加剧产能过剩，形成经济泡沫，在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普遍较为显着的情况下，尤其是产能过剩已从一般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到工业投资品生产领域，甚至近年来一些新兴产业也已有产能过剩的迹象。伴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其投资行为越来越受市场硬约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政府软预算约束 ( 父爱主义) 逐渐克服，国有企业低水平的重复投资行为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抑制。在缺乏创新升级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即使能够融资，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我国现阶段的中小企业多为民营企业，一方面现阶段大多数民营企业处在成长的“青春期”，无论是资产质量、规模还是管理水平和制度都在变化中，难以取得市场信任; 另一方面，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特别是资本金融市场化不够深入( 金融浅化) ，难以在制度上保证正规的银行金融体系公平地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融资服务，使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民间借贷，其成本和风险都是高昂的。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需求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市场性投资需求增长不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从 2010 年 10 月我国政府从全面扩张的政策轨道上“择机退出”之后，自2011 年第一季度起直到 2012 年第三季度，连续 21 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甚至比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时增速下降持续时间还长 (2008 年第一季度至 2009 年第一季度连续 5 个季度增速下降) 。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并未及时进入市场，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
四是消费需求增长的均衡性缺乏保障。从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增速来看，近些年来水平并不低，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都在 2 位数以上，年均达到 14%左右。之所以对其增长的均衡性存有疑虑，即对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存在担忧，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短期中难以克服。从客观分配结构上看，国民收入分配在三者之间进行，即政府、企业、居民，分别体现为财政收入、企业资本盈余、居民收入，长期以来三者之间财政收入增速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18%以上 ( 按当年价格计) ，而居民收入增长最慢，通常低于GDP 增速 (GDP 年增速若按当年价格计年均增长 14% 以上，按不变价格计为 9%以上) 。近十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每年几近下降1 个百分点，这就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结构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使之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难以均衡，难以适应。这也是为何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消费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 与国际一般趋势相反，我国经济增长中近 70%依靠投资需求增长拉动) 。从产业结构上看，国民收入分配在产业间失衡严重，尤其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 36%，而产值比为 9． 8%，即在初次分配中 36%的农业劳动者仅分配 9． 8%的国民收入，这也是形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是解释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 甚至是首要的) 原因。从居民收入差距上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 年初公布的相关数据，近 10 年来我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值均在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之上。2008 年后，虽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0． 4 以上) 。高峰值时甚至接近0． 5，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必然会降低社会消费倾向，从而使消费需求的均衡增长缺乏必要的微观消费者行为基础。
三、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及对制度创新的要求
显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失衡，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特别是就总需求管理而言，既难以有效克服新的短期总量失衡，更难以真正解决长期结构失衡。当国民经济总量失衡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时，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难以明确的。在政策目标上，既不能选择反通胀为首要，也不能选择保增长为首要，在政策方向上，既不能全面紧缩，也不能全面扩张。因为反通胀和保增长两个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恰恰是相反的，是互为成本。当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时，短期的总量政策是难以奏效的，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可见效的，结构性矛盾的真正克服在于以创新为动力，推动结构升级，或者说结构转变是技术创新的函数，而技术创新又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创新是长期过程。如果说在经济成长新阶段面对新机遇的一系列新矛盾，要实现经济均衡有效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根本在于转变发展方式，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首要目标( 主攻方向) ，则是在以要素和全要素效率提升为主替代要素投入量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
( 一 ) 新的失衡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兼顾通胀和“下行”双重风险，我国现阶段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应新失衡作出的新调整。这种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最早是在 1998 年下半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来的。直到 2008 年下半年全面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前，七年之久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主张，但在不同时期这一政策组合实际所包含的倾向是不同的，1998 年直至 2002 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从此前的长时期“适度紧缩”的方向转变为“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实际上相对以往是全面扩张的刺激需求的政策。
2003 年至 2007 年针对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增长 ( 年均10% 以上) 中出现的投资领域需求过热，消费领域需求疲软的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实施单一方向的总需求政策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尽管究竟是投资需求膨胀是主要矛盾还是消费需求疲软是主要问题存在争议，但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已从此前事实上的扩张性，逐渐有所收敛，政策主张和方向未根本改变，但力度已有所调整。进入 2008 年下半年后开始全面扩张，2010 年底宏观政策从全面扩张“择机退出”以来，又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 而不是此前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而不是此前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一定意义上相对反危机时是具有更多的从紧性的，主要是针对总量失衡中存在双重风险这一新特点。
在存在双重风险的失衡状态下，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一是可以兼顾反通胀和保增长两个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的要求，特别是在这两个目标何为首要难以判断且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态势更为可行。二是可以避免宏观政策面临严重的风险，双重风险并存且难分伯仲条件下，简单地以一个宏观目标为首要，财政与货币政策采取同一方向，所可能遇到的政策风险极大。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方式更具稳定性，即所谓更能体现稳中求进的要求。三是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组合，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政府干预而形成的经济大起大落式振荡，淡化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但这一政策组合方式最为突出的局限在于，作为从需求管理出发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是反方向组合，因此财政( 积极) 与货币( 从紧) 政策间的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特别是在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间关系紧密，银行甚至具有一定财政化倾向的条件下，财政与货币政策长期处于反方向状态，整个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削弱。
( 二 ) 宏观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要求宏观调控方式调整
需要宏观管理方式发生调整，重要的是在注重需求管理的同时，关注供给管理。注重财政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的同时，关注其政策的供给效应。供给管理对经济影响不同于需求管理，主要在于，一是作用对象不同，需求管理针对的是市场中的购买者，包括消费品购买者和投资品购买者，供给管理针对的是市场中的生产者，包括厂商和工人。二是作用效率不同，同样政策倾向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实施下来，需求管理政策使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而供给管理政策却使价格水平反方向变动，比如扩张性需求政策会同时刺激通胀，而扩张性的供给政策却同时能降低通胀水平。三是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影响购买力，而供给管理政策主要是针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改变其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四是作用工具不同，需求管理运用的主要是总量政策，供给管理政策虽然包含财政、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中供给功能的运用，但其主要政策工具是税收政策，因为税收直接影响企业成本和厂商及劳动者积极性，此外还包括其他影响生产者积极性，影响企业成本和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成本收益关系的政策。比如相应的制度改革、价格改革 ( 如能源价格和工资水平调整等) 、财政补贴政策( 对生产者的贴现和特定投资的补贴等) 、信贷政策( 对厂商特定的信贷支持等) ，此外一系列结构性调整政策，如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生态结构等政策以及为实现结构政策目标所实施的相应宏观和微观政府干预政策，也可视为供给管理政策。
显然，在短期经济失衡存在双重风险的条件下，单纯运用需求政策，无论是刺激还是紧缩，都会产生顾此失彼的两难矛盾。而引入供给管理则可能在刺激供给扩张经济增长的同时，使通胀水平降低，因为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目标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激励，这对于扼制成本推动的通胀具有重要意义。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条件下，单纯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只能是在原有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扩张( 或抑制) 经济增长规模。只能获得总量上的均衡，难以取得结构演进意义上的升级。而引入供给管理则可能把经济均衡增长建立在结构逐步转变的基础上，使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较为协调，因为供给管理政策作用对象在于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激励及约束，进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显然这对于我国目前的短期均衡和长期结构目标的实现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特别强调的是，从需求管理到引入供给管理政策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必须以市场化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充分及完善为基础。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是调动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在制度上尽可能充分地尊重并保障其权利、利益、责任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使之能自觉、自由地接受市场硬约束，具有更强的市场活力的同时面对更强的竞争压力。供给管理政策虽然作用对象是市场中的企业和工人，但不是对其行为的直接干预和否定，而是为其自主、自由竞争创造更为平等的竞争秩序和更为有效的竞争环境，使之更具活力和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成本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有利条件。
否则，供给管理政策的引入，可能会导致政府不仅仅总量( 总需求上) ，而且从结构上和微观市场行为者行为上，全面直接干预经济。那便是政府对市场竞争性配置资源的全面替代和否定，经济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在现代经济社会，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行的，关键是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也是引入供给管理政策必须创造的制度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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