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 0 1 2 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 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6.2855 计算，折合82622 亿美元，这一数值接近德国、英国和法国三者的 G D P 总和，超出日本22780 亿美元，综合显示了我国近年来整体经济实力的攀升。然而，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供求失衡问题，我国自2000 年以来相继推出了包括开征利息税、家电下乡、公务员加薪以及消费券发放等措施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角度来治理供求脱节问题。然而，十几年过去，中央政府和地方有关部门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未能建立起拉动内部需求的长效机制，国家 GDP 增长率虽然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高投资和对外出口，内部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已经对我国维持经济内在依赖赖性的基础产生冲击。
一般学术界将最终消费低下的原因归结为较为缓慢的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消费需求结构转移、刚性支出、收入分配体系问题以及不健全的金融市场等因素，其中以收入角度的分析最为具有代表性；对于投资引致的供求失衡，过度投资下的外部经济影响、城镇化、工业化、原材料价格以及地方政府冲动投资等都构成拉伸供求差距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内部消费经济供求失衡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致的结果，表现为投资、消费与政府采购等多元化均衡路径转移，而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作为国民经济统计工具中较有代表性的途径，支出法从产品使用出发，通过加总一年内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总额而得到计算期内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对于研究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较为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意义。
从支出法构成来看，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以及资本形成总额构成了其基本权重，而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1978-2011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OLS 基础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最终消费支出为主导，分析了支出法口径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子项目综合贡献率，希望能够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支出来源提供政策参考和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支出法口径下的 G D P 结构特性与最终消费支出变动趋势最终消费支出是支出法统计口径下的子项目之一，据我国统计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从1978-2011 年始终保持总量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如表1所示，然而消费增长率却呈现出稳中有降的局面。从最终消费支出构成来看，商品性消费、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自给性消费以及住房和水电煤气消费构成了居民消费的总体，政府性消费则涵盖财政预算内事业性费用支出、预算外资金经常性支出、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折旧等项目。
从GDP 和最终消费支出变动的时间序列来看，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计算公式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 政府支出”，数据的增长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逐年下降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即经济总量高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基础正在发生动摇，非均衡性发展后遗症有所显现。在面临环境、劳动力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消费和储蓄趋势“倒逼”经济结构的转型，如何落实经济增长和消费政策、释放制度性红利是下一个阶段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国经济应该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在良性循环，从经济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促进有利于消费率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发展机制。
从支出法统计口径构成的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服务净出口方面来看，资本形成总额在小于最终消费支出的整体趋势条件下，保持了逐年上升的态势，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以常住单位在特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净额为计提对象（见图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一栏呈现出数据变动的阶段性特征，以1994 年为分界点，之前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表现出频繁波动且顺差、逆差交替的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特定时期内的经济体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有关，在1994 年之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进入同步上升轨道，以常年顺差作为主要结构特征，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实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见图2）。
国内生产总值和组成结构的计量经济模型建立相对于生产法和收入法的统计方式，在支出法下的国民经济统计工作中，以最终消费支出占据较大比重，因此可以作为 GDP 增长的宏观解释变量 X1，资本形成总额在最终消费支出之后，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投资和资本变动情况，作为宏观解释变量 X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相对于前二者的数值较小，作为宏观解释变量 X3，GDP 增长值则作为因变量Y，分别包含34 维列向量，据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t= β1X1t+ β2X2t+ β3X3t+ εt其中εt为随即扰动项，本文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版本进行统计处理，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对应的指代系数分别为：β1=1.000099，β2=0.999906，β3= 0 . 9 9 9 9 0 5 ，εt=-0.479909。通过观察原始R2值和调整后的 R2值可以发现，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好，在95% 的置信度水平下可以通过F 检验，其中解释变量X1（最终消费支出）、X2（资本形成总额）以及X3（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均可以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即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服务净出口均作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其施加影响，此外，对于 D-W检验值，在α = 0 . 0 5 的显著性水平上，dl=1.21，du=1.65，du<DW=2.320403<4-du=2.35，模型不存在随机误差项自相关特征，通过 D - W 检验。
由于X3解释变量（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数据在1978-1994 年间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过程，数据平稳性较差且占据 GDP 整体数据样本较小，因此，单独考察X1（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 整体变动的结构贡献特性十分必要，通过表2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剔除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服务净出口因素后，单变量模型可以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上分别通过T检验和F检验，拟合优度较高，说明最终消费支出变动可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解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对于DW 检验，0<DW<dl=1.39，残差存在序列正相关性，从判断序列最终消费支出平稳性出发，进行ADF 检验，结果显示在 1%、5% 以及10% 的置信水平上时间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对于序列一阶、二阶差分 ADF 检验，检验 t 值分别为2.490171、-0.512241，在一阶差分水平上，时间序列趋于平稳，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一阶差分调整，消除残差项序列相关。
计量模型的调整、检验及指标相关性分析由于原始模型中对于X1解释变量（最终消费支出）的分析中存在随机扰动项的自相关性，因此要建立基于表1 数据的单自变量一阶差分模型，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调整后的模型拟合状况较好，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和 F 检验，D W 检验通过表明模型的序列自相关性消除，经调整后的单自变量一阶差分模型为Y=2.05X1-9061.832，表明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对应正向波动2.05 个单位，而在三自变量模型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服务净出口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弹性分别为1.000099、0.999906、0.999905，相比之下，最终消费支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振作用更大，因此也应是政策层面应着力给予关注的经济因素。
对调整后的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见表4），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类别2，可以在9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会引起最终消费支出的同向变动，而对于类别1，F检验不能通过，即原假设不可以拒绝，表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对于最终消费支出的显性提振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振作用具有滞后性或次级刺激效应，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刺激实体经济领域得以改善，进而表现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的增加。
对于多变量模型中的相关性分析也印证了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5），即最终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联动关系，单变量中的资本形成总额相关性程度次之，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数额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相对最低；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同样具有密切的联动关系，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社会资本力量对于消费支出的支撑作用；最终消费支出与货物服务净出口额相关性较低，表明对外出口或外部需求并不能明显的提振国内消费水平；资本生成总额与货物服务净出口同样相关性较低，说明二者之间的促进作用较低，社会资本积累更多依靠国内经济刺激而不是外部需求拉动。
最终消费支出视角的 G D P 增长推动政策建议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于支出法口径下的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服务净出口额指标，最终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联动关系，社会消费需求的提升建立在收入水平、保障体系、政策引导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一系列因素集合的基础上，放弃单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制度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切入将是下一个阶段拉动内需战略的侧重点。因此，如何在目前我国内部需求不旺盛和外部需求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刺激最终消费是落实“稳增长”经济政策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政策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促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出台消费支出改革方案
作为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最终来源都是分配性国民收入，因此，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是增加有效需求、提升消费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应尽快在政策层面将居民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费用计入工人工资，减小工资中的补贴实物消费形式，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完善福利制度改革，通过社会化和市场化管理居民收入预期，减小周期性经济波动。
（二）从增加农业收入入手，适度提升粮食作物价格并减轻农民消费负担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以基数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前景而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农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特点也决定了提升农民收入的迫切性，因此，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就要适度提升粮食收购价格，使这种主要产品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目前的粮食价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民收入提升的政策空间也相应较大，对应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
（三）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并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中小企业就业
我国的内部经济失衡在居民失业问题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如果放任低就业率不管，扩大内需就无从谈起。因此，我国要改变传统观念，将中小企业发展和带动就业能力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条件下，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和信用资质水平都较低，生产联系性差，抗风险能力不强，国家应在税收、采购、财政担保、财政贴息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保证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撑和消费潜力的开发。
（四）适度提升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刺激城镇居民消费
在保证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方面，要及时的发放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加强失业救济金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险，这既关系到消费水平的增加，也关系到全社会稳定水平的维护。国家要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国民收入向贫困阶层的再分配，使最终消费支出水平能够尽早摆脱高储蓄率的影响而有所增加，在现阶段，消费需求的低下为利息税的开征提供了较好的契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
（五）全社会建立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思潮，刺激最终消费
我国现阶段的内部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传统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因此，在刺激最终消费的政策方面，要注重百姓消费观念的转变，将消费与储蓄放到同等重要的战略角度来设计金融信贷模式，培养居民积极的消费习惯和消费信贷习惯，建立居民个人信用档案制度，推广以住房和汽车等高档耐用品为核心的信贷形式，支持提前消费，在保证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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