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经济学思辩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后发劣势,政府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引发相关思考与探讨,以期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节点,有更多的经济学人参与学术争鸣。
　　
　　关键词：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产业政策;

　　近来,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即市场和政府如何结合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再次展开讨论,引起学界乃至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林毅夫与已逝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争论由来已久,且张维迎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颇深。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围绕这三个人展开,其争论的问题值得所有经济学人思考,也关系到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低迷,原来出口替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维系,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和模式转型,变粗放为集约,变劳力密集为科技创新,变投资拉动为消费驱动,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如何前行的重要决策。
　　
　　一、杨小凯及后发劣势理论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慨叹,如果杨小凯有好的际遇,一定会是大师级人物。中学时期的杨小凯,因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入狱10年。受一位狱中相识的媒体主编的启发,在10年漫长而黑暗时间里,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选择用知识填满自己生活的精神世界。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唯独不乏学富五车、学贯各界的知识分子。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师从20多位教授、工程师,决定不做时代思想的化石,在思想上走出并超越那个时代。尽管时代的遭遇改变了命运,他反对职业革命家式的极端政治,希望以专业的公信力去争取公共领域的权力。他选择在美国这样民主社会里面站住脚这样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利用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去说服社会,争取民主,争取法治,建立公信力。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出狱后没有单位敢录用这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乡闲居了一年。并利用这一年时间在湖南大学旁听大学课程。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告别“杨曦光”,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尽管杨小凯才华过人,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无法安排他成为正式员工。幸运的是,时任武大校长得知杨小凯的才华及境遇,把他调至武大。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注意。1983年,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回国,但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别样的视角同样关注着中国的体制改革。本来杨小凯有机会去香港大学与张五常成为同事,但终未成行。当年在全中国大众很多人都狂热地认为他们在奔向真理的时候,年轻的他清醒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当中国经济开始腾飞,许多经济学者认为通过市场竞争就有可能博弈胜局时,杨小凯提出了腐败问题;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时,但是杨小凯在去世之前发文呼吁“如何让宪法得到尊重”。他很多的思想超越于时代,为时代敲响防患于未然的警钟。
　　很多学者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理念而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因而具有后发优势。而杨小凯则更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其实后在西方国家研究后发劣势的学者也并不多见。一位过世的叫沃森的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此概念,即”Curse To The Late Comer”,直译就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也就是说,后来借助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国家,其远期效果并不好,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一般来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等捷径或模仿发达国家,获得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之所以说”诅咒”,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没有资格论及“制度创新”。杨在相关论文中提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他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他认为,工业化在英国完成,首先是基于其共和宪政体制,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虽然苏联20世纪30年代利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确实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理论受到质疑,但是由于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能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才陷入失败的境地,长期经济发展受损。这是后发劣势的典型案例。
　　
　　二、张维迎产业政策注定失败的观点
　　
　　张维迎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只有企业家能够发现不均衡,并创造不均衡。企业家通过创新,创造分工,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最终使社会财富增加。他引用引用亚当·斯密的话,“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以此来证明一个经济体并不需要所谓的产业政策。他认为,以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他认可经济增长来源为二个渠道,一是由市场协调参与市场的人的行为,实现财富总量的增加,这只是表现为财富的累积,并不存在结构的分化;第二个渠道为社会分工,而形成社会分工的本质是企业家精神,即创新。是企业家创造了分工及市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企业家不断地发现不均衡,赚取利润,达到均衡,再发现新的不均衡。他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含义完全不同,风险是可以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预测,尽量是一个近似的范围,但可以量化;而不确定性不可能进行计量,无法预判。而企业家往往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张维迎认为,从推动创新发展的作用来讲,政府永远无能为力。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如何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这个国家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及发展,但注定没有希望。按此推演,张维迎支持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实现市场竞争。他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才造成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三、林毅夫及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定义为,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并且强调结构的内生性,即一个国家经济产业的结构由这一国家的要素资源禀赋条件内生决定,要素禀赋的变化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可以利用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过程,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二战后东亚经济出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首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条小龙”,这种快速增长差不多维持了三、四十年,甚至有的国家时间更长。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及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少有本国经济发明,这些国家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借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这正是后发优势的例证。
　　中国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情形也是如此。在1978年前,中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依靠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希望在最尖端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较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缓慢,并没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相反,改革以后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理念而获得高速经济发展。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决策。林毅夫主张,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后发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就仍然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他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不可能外在一刀切地进行转制。历史上也仅有英国在完成宪政转型后才发展经济,其他如今看来已获成功的国家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制度。他认为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均势的政治集团,都是比文本上的宪政更为重要的东西。而这些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看来并不会削减经济增长的动力。
　　至于张维迎引用亚当·斯密的一句话,就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足够的观点,林毅夫予以反驳。亚当·斯密《国富论》始作于1768年开始写,1776年出版,其所采用研究文献甚至早于英国工业革命。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200年前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理念不一定适用于200年后的今天经济现实。
　　林毅夫一直强调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自然是依赖于良好的竞争及企业家。但不意味着强调政府的作用,就否定市场竞争。
　　至少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林毅夫认为,把国有企业失败归咎于国有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前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拉丁美洲也存在很多相类似的现象。他认为符合比较优势时,产权并不重要。私有化对于中小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更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合二为一。但大型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产权-代理问题,此时竞争的市场更为重要。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完善基础设施,需要改善人力资本及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可能由企业家个体完成,需要很多企业家共同协调,很多时候需要政府支持供给。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另一方面需要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不能因为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而得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结论。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都不难发现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持。
　　
　　四、关于以上经济学争辩的思考
　　
　　无论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发展问题的角度,亦或是长期经济发展策略的考虑,这种经济学的观点交峰总是好过死水一潭。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新思想的不断提出、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而引发新的解决方案面世、理论不断修正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点不同,观点本身并不存在冲突,且完全可以共存,争辩的目的并不在于孰对孰错,更深远的意义是促使更多的经济学人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国家体制的改革问题亚,以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更多的经济学思想成果,为未来的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亚当·斯密固然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但任何理论都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及制约,何况是创新及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但至少200多年前《国富论》的一句话,不应当作为独立提出反驳不同经济学观点的利器。
　　在我看来,杨小凯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历,选择学成后身在国外但依然关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强调国家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推崇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认为没有体制的改革在先,经济即使在短期因技术及管理的改善而得到高速发展,长期也不会成功。此观点正是其自身经历的直接反映,而且承认借助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管理可以实现经济短期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后发优势存在的证明。至少,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实现短期(所谓的短期也可以持续数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完善国家体制,有可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且,英美的宪政共和制,并不能从本质上规避风险,保证经济的长期发展,即这种体制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且不说那些采用休克疗法实行激进的体制改革的国家的结果有多惨烈,仅从美国次代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事,就可以窥见一斑。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明知他们销售的产品是毒药、是垃圾,很可能给纳税人及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可是为了实现个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至少很多案例都不是为了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仍然极力将这种产品推向市场,最终引起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在数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消除。伯纳德·马多夫的庞氏骗局更是使众多人损失惨重。此案例说明,宪制共和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无太多直接联系。
　　此外,本人同意国家体制及产业政策内生的观点。如同经济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纵观全球的金融市场,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为主的路径选择本身具有自我依赖性,而且受所在国家法律体系、文化背景影响颇深,或者说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渐进自我选择的结果。国家的体制亦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及案例证明,宪政共和制度是所有国家的最优体制选择。公共物品及市场失灵至少说明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集中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新中国经济的复苏及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至少要延迟很多年。
　　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首先,私有化及市场竞争不能完全解决全部经济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也并不是现实存在,否则次贷危机应当可以避免。其次,国有化或国家持股并不必然带来低效及腐败。美国次贷危机期间,金融高管们乘公司付费的私人飞机去参加由纳税人承担的资产援助计划会议,公司巨额亏损的同时花费数十万美金装修办公室,引咎辞职的高管一边拿着数以亿计的离职补偿,转身投向另一家金融公司照拿高薪。私有化经营并没有避免腐败的滋生。在次贷危机的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数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解决方案都是由美国政府部分参股,也就是部分国有化。
　　中国改革数十年的经济成果及目前遇到的经济问题为全世界的经济学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也提出了现有经济理论不能完全解答的问题及挑战。希望由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引领的学术讨论激发并产生更多的学术观点的出现。但故意断章取义的曲解或抓住囿于当时经济条件及环境的一句话去反驳对方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