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马克思由于博学并且研究深入细节使人们常常误解他在纯粹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在经济周期方面的成就，异乎寻常地难作评价"[1]52.一方面，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周期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重要性。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鲜明地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2]24-25.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写一篇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系统论文。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评论散见于他主要的经济着作中，以及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因此，"要把这些断肢残骸组织成为一个从未显现为肉身的、甚至除萌芽形式外在马克思心中也许不存在的整个的本体，容易在不同人手里产生不同的结果"[1]52.
马克思被一再评价和修正，后来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一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二是劳动后备军耗竭（或工资推动理论），三是消费不足[3][4].本文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周期思想主旨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任何一种的。上述三种周期理论只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周期思想主旨的论证细节，即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周期理论的一部分加以讨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只集中注意细节而不考虑《资本论》文本整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共同特点。
例如，就"消费不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驳斥过用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认为提高工资可以避免危机的观点："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5]457二、资本积累的"刀刃性质".
"刀刃性质"出自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以实现的均衡增长条件，其含义可描述为经济不仅不能自行纠正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之间的偏离，而且还具有将这种偏离累积性增大的机制。
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便是经济周期的本质。哈罗德-多马模型"刀刃性质"的根源是其生产函数具有不存在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要素"固定比例"的关键假设。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经济周期理论，他的经济周期思想是与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一般分析同时展开的。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后的再生产要做到均衡增长必须对资本内部的划分做出严格的规定。对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产品分割为与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相应的各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例。"[6]
换言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强调的，"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2]673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固的，如同哈罗德-多马模型一样都不过是刀刃均衡："……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5]558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积累是资本家进行生产与追逐财富的主要动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生动地写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2]652在19世纪全盛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声誉和社会地位进行储蓄和投资是为了"炫耀积累",而不是为利润最大化以增加个人消费能力。
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主要动机的观点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而非经济学意义。资本积累不仅能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通过加速资本积聚扩大了产业后备军的规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是这样解释的："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削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7]269人类制造生产资料以及支配生产资料用途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工资关系上）是《资本论》的主题，所以，资本必须通过工人与劳动工具和财产所有权的脱离才能得到界定。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丰富案例，工业革命催生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而非流动资本得以积累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型固定设备成为新秩序的标志，厂房和机器能比仓库中的存货更好地衡量财富。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8]223-224机器大工业不仅迫使小农场主离开土地，还极大地破坏了乡村工业以及摧毁了殖民地的本土经济。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使工人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对生产工具的控制。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因此，在总资本中可变部分所占的比重下降。结果就是，马克思揭示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得以确立："……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5]489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仅仅是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论证而已。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会使生产资料工业中不变资本的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产出的增长速度，而且会使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只有生产资料工业和生活资料工业能够同步扩张，均衡增长才能维持，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9]56.
资本积累虽然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但是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却归少数人所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解释，"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7]278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显而易见的工人人口过剩。这便是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产业后备军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资本积累不是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加吗？
答案是机器化大工业导致的技术性失业，即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被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替代劳动造成的工人大量失业而抵消殆尽。与此同时，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使资产阶级阵营也出现了分化：少数更富有和更强有力的资本家通过"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同伴而取得了成功，他们把后者（被竞争淘汰的小资本家）驱赶到了无产阶级的行列中[10].基于产业后备军理论，马克思是通过讨论工资率下降的两个机制来阐述工人阶级因相对贫困而导致消费不足的。一是"产业后备军"的加速增长通过劳动供给的恶性竞争使工资率下降的情况愈演愈烈；二是机器化大工业条件下的劳动专业化分工使工人丧失了多样化技能，再就业的困难进一步降低了工资率。
众所周知，具有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萧条是以工人阶级贫困化和周期性失业为显着标志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总结的，"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7]547-548在一个扩张的经济中，当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相等时，经济才能以稳定速度增长。然而过快的资本形成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致）虽然降低了利润率，但短期并没有影响资本积累的欲望和能力，结果必然是产出继续扩大。这样，生产的扩张并不自动地带来有效需求成比例的增长。从中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产业后备军与消费不足作为资本积累的结果，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缓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根据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周期思想主旨之一：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刀刃性质。这种解释依赖于下述两个命题：（1）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2）消费资料生产滞后增长。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言，"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7]124-125本文认为，资本积累是马克思所称的资本家本性的核心。只有当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保持适当的平衡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这只是一种偶然，很难实现。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并不要求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绝对地，即年复一年地、不间断地高于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社会生产的这两大部类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部类的片面增长都会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11]75.总而言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使得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如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刃性质"均衡增长条件一样难以实现，经济不稳定性增长的商业周期本质在此得到揭示和阐明。
三、资本周转的时间结构不一致
生产的时间结构不一致思想作为由庞巴维克开创、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要义，可以被概括为资本品的迂回生产与消费品的直接生产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并因此破坏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计划的协调。在这方面，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资本异质和时间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逻辑的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资本是由过去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中介要素，即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允许采用更多生产性的但也花费更多时间的"迂回"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宣称，整个生产理论中最重要和根本的命题是迂回方法总是比直接方法耗费更多的时间但能够比直接方法取得更大的成果[12]389.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与上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思想要素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关于资本异质假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了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存在的四种形态："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7]84在此，马克思除了列举出《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商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以外，还补充了作为固定资本积累基金的折旧资本①这第四种资本形态。其中，货币资本和折旧资本属于资本的价值形式，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属于资本的实物形式。马克思对资本形态的划分为他分析再生产理论中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补偿社会产品的重要原理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对于时间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12~14章讨论资本周转时分别使用了"劳动期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等概念，这些概念是能够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生产的时间结构"中的时间概念相对应的。例如，马克思所称的"劳动期间"是庞巴维克后来所称的商品的"制造期间"[12]212.难怪熊彼特说庞巴维克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9]318.
命题1:生产资料生产的周转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周转更加迂回，资本品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蕴含更大的风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比较了消费品棉纱（第二部类产出品）与资本品机车（第一部类产出品）在两大部类预付资本相同并且资本有机构成也相同条件下的资本周转速度差别，深入地分析了资本品的生产过程比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更加迂回。
"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两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货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时才得到补偿。
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十二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是另一个人的十二倍。"[5]274-275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比消费资料的生产更加迂回，前者比后者蕴含更大的危机风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场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不必由明天的棉纱、煤炭等等新的生产接续起来。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坏。"[5]275-276资本周转时生产资料生产的迂回性所蕴含的风险因素，基于资本积累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的合理论证。
命题2: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要远远长于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固定资本的特殊作用是经济周期发生的物质基础。
同忽视不变资本的西方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把不变资本的周转和补偿问题作为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中心，对此马克思强调指出："首先，必须弄清不变资本的再生产。"[13]
固定资本作为不变资本中的核心部分，弄清其特殊作用是打开经济周期运行机制大门的一把金钥匙。马克思是通过考察机器体系来揭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标志的固定资本的特殊作用的，"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8]210
在资本周转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收回时间与补偿方式是迥异于流动资本的。这是因为在资本的一次周转中，在生成商品的价值时"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因而只有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5]439,因而在资本周转结束后补偿不变资本时，"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7]125.固定资本在一次周转中只有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特点不仅使机器更新所需的固定资本周转时间要远远长于流动资本的预付成本收回的时间，而且还使折旧基金作为固定资本更新的积累基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投入的不变资本的数量越多，利用折旧基金作为积累基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此之外，固定资本在一次周转中只有部分被补偿的特点还会导致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发生期限错配，原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解释的，"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5]551.
具体地说，作为折旧基金部分的货币资本因沉淀为贮藏货币而在短期内退出生产与流通领域，需要等到固定资本更新时，由固定资本的计提折旧组成的全部积累基金才能重新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而再次发挥资本周转的功能。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折旧基金作为固定资本更新的积累基金会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的交换出现按价值形式与按实物形式补偿社会总产品的比例不一致。换言之，整个社会的不变资本不能通过消费资料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得到补偿。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给出了一个具体实例："……这样，第Ⅰ部类只好用货币200来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Ⅰ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5]509固定资本的特殊作用还表现在其周转过程中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固定资本因有形损耗的减少会使自身寿命延长而推迟更新；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又会使固定资本因无形损耗的增加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而提前更新。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固定资本的更新在生产的时间结构上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结果必然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总结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5]207.
四、结束语
熊彼特在评价马克思经济周期方面的成就时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周期的妥当的解释，可是在他心目中对于这一现象是十分清楚的，对于它的机制他也懂得很多"[1]55.本文通过对《资本论》进行文本细读并结合理性再现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试图构建马克思心目中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资本积累的"刀刃性质"与资本周转的时间结构不一致两种思路的综合体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周期的思想精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经济周期理论仅仅是马克思经济周期思想主旨的论证细节。除此之外，本文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重大学术贡献。
本文试图指出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马克思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很可能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言，"马克思被一再评价和修正，并被驳斥和埋葬了数千次，但他没有被埋没于理性历史。……困难在于，要避免马克思被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系统表述所淹没，要把马克思这个古典经济学家同在争论中频繁出现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区分开来。"[12]173如果本文观点成立，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原则上是能够而且应当被完成的。如果听任这个理论中的不尽完善的部分存在着而不去触动，那将有损于《资本论》的科学成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周期思想不仅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点，还有可能影响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后者具体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米塞斯-哈耶克模型几乎完全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经济周期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的。
参考文献：
[1]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谢尔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C]//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赵穗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