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又名陈启修，1886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其父陈品全是清末翰林，曾任广西桂林书院院长。
幼年的陈启修在私塾里读孔孟书籍，12岁时迁居广西，攻读新学。当时中国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受此激励，陈启修在中学毕业后毅然远赴日本，追求救国的真理。在日本，陈启修不仅发奋学习，还关心国家安危，辛亥革命时期特意休学回到广西参加革命，同时在留学时陈启修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与李大钊等人合作创建了丙辰学社，宣传爱国主张。陈豹隐一生坎坷，着作颇丰。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造诣颇深，是我国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他是我国早期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视野开阔，除了涉猎哲学、文学、经济学以外，还涉及戏剧等方面。目前，学界对此着述颇多，但是，他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世人却所知甚微。笔者特此撰文，对其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评述和初步探讨。
一、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世界眼光
由于陈豹隐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基于陈豹隐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苏欧之行的海外活动经验，他的学术思想因而打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无不体现出陈豹隐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国际眼光。陈豹隐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国际视野比西方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要早40年，沃勒斯坦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后日益扩展，“直至覆盖了全球”[1],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常常用“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陈豹隐在1935年出版的《现代国际政治讲话》一书尽管没有用“世界体系”这样的表达，但他已经在用这样的思维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他认为“中国是国际的一部分，所以同时要注意国际”[2]345.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具备全球眼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陈豹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他提出了内因说、外因说、折衷说、对立统一说。他用整体和局部、内外因的观点来说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部分的政治问题”[2]479,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际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国内政治深受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局部的政治问题，但从中国内部而言，中国的问题又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中国之所以这二重性特别明显，只是由于中国是“次殖民地的缘故”.[2]472因此他主张分析中国问题时要把握三点：一是中国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一部分；二是中国问题在国内是整体；三是解决中国问题要把二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问题发展的方向，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同时陈豹隐主张在历史发展脉络中把握中国，是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一部分。陈豹隐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把它分为了四个时期，1840-1885年是中国问题的萌芽期，是帝国主义压迫通商的时期，是帝国主义的脱胎期，是帝国主义的在内独占已成它非向外发展侵略不可的时期，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
1885-1900年是中国问题的第二个时期，各国想实行全部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要想分割中国的时代。
第三时期是1900-1914年，那时是各帝国主义已到成熟期，势力平衡，相互竞争，已是帝国主义向下崩溃开始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顶峰[2]479.从1914年到1945年止是第四个时期，是日本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保护国的时期[2]475.所以在第四个时期，当然不能不有反抗日本独占的力量发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陈豹隐看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一切活动“皆受着国际的支配和影响，所以国际上各强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会马上直接反映到中国来，使中国也起了变化”[2]348.在这四个时期中，中国面临五大困境，一是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公有的殖民地；二是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共管的殖民地；三是日本想吞并中国作为它独占殖民地；四是苏联想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酝酿所；五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2]476.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五大难题不得不把中国问题放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去研究。
陈豹隐还论证了主导中国问题发展的主要方面。在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时，到底是什么在主导中国问题的发展？陈豹隐认为当时主导中国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举出英美苏法对待日本的例子，经济上可以让步，政治上“坚决不让，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权力”[2]484.他根据这一主导性原则，还对帝国主义间的关系做了大胆地预测，“中国问题在英美苏法对日斗争的重要性”问题上，中国问题会由两种体制间占主导逐渐演变为英美苏法联合对日。
陈豹隐认为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迫纳入到国际条约体系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朝贡体系被彻底分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封闭保守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进一步使中国认识到积极地顺应时代潮流，渐进地推行改革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行之路。放眼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正迅速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使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说明陈豹隐对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的前瞻性，陈豹隐国际政治经济的世界眼光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中国话语
陈豹隐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科学详细分析了中国问题在国际上的重要性，这与当代西方着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国家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基欧汉、莫斯的相互依存理论非常契合。吉尔平认为国家间权力分配构成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权力的变化会带来由国家组成的体系的变化，霸主国要提供保证世界自由经济体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国际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国还要做到：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来显示市场经济的益处，以此来推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其它国家的发展；控制自然资源和原料、金融和资本来源、市场以及特殊技术，以便通过经济相互依存的机制来加强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与支配；在几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之间进行斡旋与调停。基欧汉、莫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单一的经济上相互作用推动到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陈豹隐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困境。他主张中国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要彰显出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权。
1.在两个体制斗争间的重大意义
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差异长期存在，两种制度间的较量不可避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问题也是双方争夺的关键。陈豹隐认为，“在这个斗争上，中国将来究竟往哪边走--可以决定它们的胜负。中国的人多地大，且最受压迫的人民又是比较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如抓住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中国如把社会主义当友军看，社会主义就可以得到一个有力的好友。如果社会主义体制拿到中国，那就是社会革命的一个保障。从资本主义体制来看，抓住中国就可以有许多的原料，物质，有许多人民做它的生力军或剥削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常说，如果中国赤化，那么帝国主义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会使帝国主义崩溃--这不是无理由的”[2]479.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充分证明了陈豹隐的先见之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当今世界，两个体制间的斗争仍然存在，但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主流。众所周知，话语权的大小与国家综合实力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带动国际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在两个体制间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2.在帝国主义斗争上的政治、经济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格局，中国和德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陈豹隐指出，“一个在东方的中国，一个在西方的德国，这两国是帝国主义斗争的集中点，它们对于中国和德国，都有一个如何分润的问题。”
[2]479各帝国主义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英国改变不干涉的态度，待上海战事发生后，英美法开始反对日本[2]480.陈豹隐进一步强调，美国对日本独占中国也是很不服气的，英美有联合起来一致对日的可能。日本在中国的最大障碍就是苏联和英美的联合对日。所以我们不难从之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明白陈豹隐的预测是多么富有战略眼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发源地德国和二战中饱经磨难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都进一步验证陈豹隐的真知灼见。
3.殖民与帝国主义斗争在政治与经济抗争上的重要性
对殖民地的争夺历来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斗争的焦点，陈豹隐指出，“在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中国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革命如果成功，帝国主义固然就要崩溃，即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成功，帝国主义也会受很大打击，当然对于各殖民地更要加以压迫了，同时各殖民地就因更受压迫而起来革命了，所以中国问题是与全世界殖民地革命问题有重大关系的”[2]481.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成立鼓舞和促进了第三世界的民主解放运动。殖民地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也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