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主题来说，文献学研究呈现出以下若干热点： （ 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问题。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体问世，德国学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出版工作，以及二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论述方式③上来，试图重新梳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并为思想理解打开新的空间。同时，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情况、他们两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合作情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等问题④，仍有新的讨论。（ 二）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与马克思的原初写作情况。具体包括马克思 1858 年的六卷本写作计划及其与后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关系⑤、《资本论》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况、手稿封面、献词内容等比较研究，法文版《资本论》的问世和修改过程⑥等，有些内容后来已经体现在MEGA 相关卷次的附录资料卷中。不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文献学，而是更多地涉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理解和阐释，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三） 《新莱茵报》的历史及其 MEGA 编辑工作。
MEGA 第一部分中将有三卷（ 第七卷到第九卷） 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对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期间的活动以及思想转变十分重要。这一编辑工作历时已久，相关研究涉及文章作者的认定，马克思编辑《新莱茵报》的历史过程、编辑样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记者工作梳理等。另外，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在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也引起了新的关注和研讨，不过并没有出现真正有突破性的观点。
总体而言，以 MEGA 编辑为核心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呈现稳定推进的态势，并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之中，福尔格拉夫、诺伊豪斯等专家已经退居二线，更年轻的学者逐渐承担起主要责任。他们的文献学研究集中体现了德国学者的细致严谨，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基础。同时也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前提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追求所谓的纯粹客观性，这与梁赞诺夫首创 MEGA 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客观性相统一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文献事实层面，这种研究往往无可指责，但它无法做到完全不触及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常常是在文献的对比与拆解中，有意无意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还有学者明确表示，希望通过他们的工作“解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理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以现实批判为导向的左翼马克思研究模式
与强调“纯学术”的文献学研究恰恰相反，另一批德国学者强调研究的现实性，坚持以现实资本主义批判为马克思研究的导向。这种研究模式的总体特点是： 其一，在研究立场上，坚持以左翼立场面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些仍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在基本观点上，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性和主体能动性特征，从而凸显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关联性。其三，在研究目标上，坚持将马克思研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从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出发，回应当代现实问题，探寻现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模式在人员构成及其理论背景方面较为复杂，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其批判路径与激进程度，将其进一步区分为传统左翼与激进左翼： 前者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影响较深，倾向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当代化阐释，批判现行经济与社会政策，反思全球化、生态危机、分配不公等问题； 后者则与当代欧洲各种激进思潮关系更加密切，主张跃出政党政治的范围，重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以下我们分别介绍其代表人物及近年成果。
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中最活跃的左翼理论家当属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两德时期，豪格曾长期在西柏林为学生讲授《资本论》，其代表作包括《商品美学批判》、《高科技资本主义》等。从 1994 年起，他组织编纂 15 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词典》，目前出版到第 8 卷。在 2005 年出版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三个尝试》中，豪格提出，欧洲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内在联系的，而马克思主义应该对全球化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高科技资本主义展开理论与实践批判。他强调，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抵抗和斗争才能实现自我理解，进而发生改变。① 随着《资本论》重新成为学界热点，豪格于 2013 年出版《读〈资本论〉---但怎么读？》，扞卫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其一，他反对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趋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现实世界理解为逻辑之物，而是把辩证法从意识哲学中唯物主义地解放了出来。矛盾存在于实践性的历史世界而不是逻辑体系之中。其二，他反对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概念逻辑体系，反对将马克思的方法说成是“逻辑方法”,认为这样就抹煞了马克思的解放议题。他提出，资本批判不能成为无时间性的逻辑体系，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历史辩证法，历史是辩证法的自在形式，而辩证法则是历史的为我形式。其三，他强调，《资本论》研究绝不能沦为文献学性质的“马克思学”,而必须服务于对当下危机的思考和资本主义批判。② 同豪格的经历相类似的艾尔玛·阿尔特法特也是德国知名的左翼学者。他是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研究所的荣休教授，2012 年出版新书《重新发现马克思》，聚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不应被理解为封闭的、永恒有效的理论，而必须基于当代重新加以理解，理论分析必须赶上世界本身的变化。“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那么它仍然是鲜活的。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存放在书架上，让那些蓝色封面的书卷蒙上灰尘，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死了。”①在书中，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组，以回答当代人们关心的问题，包括资本主义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劳动力培训与人力资本拜物教、家庭劳动与性别关系、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等，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主要判断。
可以看出，当代德国的左翼马克思研究并不是由前东德的学者在延续，一些前西德学者甚至更加活跃。
不过，相比于激进左翼而言，以上学者对马克思的解读仍然“中规中矩”,甚至可以说缺乏新意。在多重思潮的影响下，激进左翼的马克思研究形态、观点更加多样，最有代表性的是“价值批判（ Wertkritik） ”思潮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思潮的相关争论。
“价值批判”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库茨、罗斯维塔·绍尔茨以及曾长期在法兰克福大学从事研究的加拿大学者莫伊舍·普殊同，其主要观点是： 其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谋生活动形式。因此，劳动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般源泉，这种观点恰恰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对象。其二，价值批判是马克思整个理论的核心，具体即表现为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和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由价值形式制造出非理性的增殖目标，使人们受制于这种运行模式和意识形态之中，沦为劳动社会中的被动参与者。其三，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主体承担者，反抗资本主义的一般政治主张只聚焦于分配，因而无法动摇其生产基础，资本主义解体的真正动力在于技术革新。② 由此，这种思潮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不过，这种对阶级及主体作用的消极性阐释也遭到了批判。格哈德·汉洛泽、卡尔·莱特等人明确反对“价值批判”的阐释，认为其削弱了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剥削关系的批判，因此将其概括为“流通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研究无异于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被动的响应者，将超越资本主义当成了一个超主体性的自动进程。③卡尔·莱特是奥地利人，但由于同属德语区，因此也活跃在德国学界。2007 年以来，他连续出版多部马克思研究着作，包括《青年马克思： 哲学文集》、《动荡中的马克思： 对流通马克思主义的导论性批判》、《解放的进程： 马克思、斯宾诺莎与自由共同体的条件》等。在莱特看来，《资本论》不是一部经济学着作，而是提出了一套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之所以分析资本，是因为资本关系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而所谓价值规律也不是永恒的、纯粹客观的经济过程，它会由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劳动过程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的伦理学的核心，而解放的关键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的进程。由此出发，莱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斯宾诺莎《伦理学》中通向自由的活动能力（ 德文为 Ttigkeitsvermgen,拉丁文为 conatus） 概念是内在相通的。只有劳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和自治的活动，自由共同体才具备实现的条件。④ 不难看出，莱特的这一研究路径显然深受巴里巴尔、德勒兹、奈格里等人对斯宾诺莎的激进阐释的影响。
可见，无论是更加忠实于马克思的传统左翼，还是更加强调当代性的激进左翼，马克思始终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中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源泉之所在。不过，越是激进的左翼学者，越是不再满足于对马克思进行完整的、深入的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理论的当代化，更加直接地介入现实资本主义批判。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也就显而易见了： 批判的锋芒往往胜过学术研究的全面和严谨，对现实的强调往往折损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深刻性。
四、以哲学学术为志业的马克思研究模式
谈到思想的深刻性，这自然是德国大学中的哲学教授们的强项了。如果说，前述第一种研究模式的主力是文献学家，第二种模式的主力是左翼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家，那么第三种模式的主力则是德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哲学专家和青年学者。这种研究的特点是： 第一，从研究立场来说，基本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只是在特定哲学史或者哲学分支学科的视野中，将马克思作为一位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人物来加以定位； 第二，从研究目标上说，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哲学家和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实现哲学的当代对话，因此，这种研究往往仅涉及马克思的部分理论；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集中于社会哲学、实践哲学或政治哲学方向，近年来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主题： 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史，二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三是马克思与当代社会哲学的理论重建。
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史方面，年轻学者伍尔斯·林德纳出版了其博士论文《马克思与哲学： 科学现实主义、伦理学至善论与批判社会理论》。林德纳将马克思的哲学历程梳理为六个重要时期： 1841 ~1844 年是青年黑格尔派阶段，1845 ~1846 年是哲学的变革期与现实主义社会哲学的形成期，1846 ~1859 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峰期，其中 1850 ~1858 年是通向新的社会科学的时期，1859 ~ 1883 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其中 1868 ~1883 年是历史哲学的建构期。而该书的副标题正是他眼中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三个维度。① 马克思哲学形成史方面的另一部新作来自法尔科·施密德。他的《费尔巴哈与经典影像的开端： 论人类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有一定的新意，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还专门为该书撰写了书评。② 作者提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双重批判： 一方面，费尔巴哈不承认对象性中介的作用，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沉思式的客体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对实践的历史性的特殊形式的认识，批评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无法理解市民社会活动形式的历史性。对中介性和历史性的强调，也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方法论基点。反观费尔巴哈，他所倡导的感性直观的新哲学恰恰是一种非中介性、非历史性的新宗教，这恰恰暗合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拜物教。这样，施密德就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延伸到对物化的批判。书中提出，充斥现代社会的影像的技术结构与应用，正是费尔巴哈新宗教的典型体现，现代影像的力量使费尔巴哈所畅想的直接性观念真正深入了人心。因此，对影像的批判，不仅是一个技术媒介命题，也应被理解为一个从费尔巴哈延续至今的哲学命题。③在辩证法研究方面，曾任民主德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赫尔伯特·霍尔茨是比较资深的学者。2009 年，他出版新书《唯物主义辩证法： 对未来形态的当代思考方式》，对作为整体的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发展中的周期性与辩证矛盾作了阐释，但并未太多涉及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可算是其个人研究的一次总结。还有专家侧重从德国古典哲学视角来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是柏林洪堡大学神学院的哲学教席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曾凭借《卡尔·马克思： 关于其理论关联的尝试》一书获取教职资格，该书于 2011年再版。书中强调，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历史性结构的动力学分析，并不能将其等同于现实的历史过程，正如黑格尔的法哲学正确地从分析占有开始，但这当然并不是现实的法权运作过程。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