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流通和竞争中，在资本家意识中，所有的资本包括c都表现为收入，而且连工资也和利润、利息、地租一样都表现为收入，并且其“源泉”也表现为劳动（指的是具体的有用劳动）、资本和土地，所以，这里说的实际上是对象总体的社会表象。还有，这种完整性还体现着终篇与第三卷的整体关系，体现着对《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末篇“附录”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囿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谈。
对上述完整性的研究，《商榷》不仅完全回避了，没有进行针对性地分析，而且指责我的“终篇研究”对终篇的整体性研究不足。但是，《商榷》对此却没有相应的分析，并且也没有交代它的作者在什么地方已经提供了别样的值得傲人和凌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的批评不仅随意、武断，而且根本没有理论底气。
事实上，《商榷》的根本目的并非否定我关于终篇的完整性研究，而是要由此否定《资本论》有终点、起点与终点统一，从而否认《资本论》的完整性。它说：“从马克思本真意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思路来看，由于科学认识的进程在客观对象还继续存在的和发展的情况下只可能有中点,而不会有终点,……其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体系，因而逻辑终点的观点与科学精神和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是不协调的。”在商榷的作者看来，既然没有终点，就不再有终点与起点的联系了。显然，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开放性与《资本论》的整体性、开放性混淆起来了，将马克思引为自豪的“艺术的整体”当成没有“终点”的结构残缺的东西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有很多重要着作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继续发展的，但这些着作都有终点，难道这些完整的研究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体系有矛盾？原来，在《商榷》的作者看来，只有坚持说马克思的全部研究都是未完成的、没有终点的，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显然，这种批评逻辑不仅荒唐，而且是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旗号来否定《资本论》的完整性、有终点，更突显《商榷》一文的作者根本不了解《资本论》及终篇的完整逻辑，也对我的全面论证感到不理解。这显然不是在与我商榷，而是在用他自定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开放性”与马克思所有完整的、有终点的着作商榷。《商榷》完全误解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不懂得马克思研究的是现实的、时空确定的典型对象。马克思说过：“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所谓的“事后”,即对象“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即他所处时代的已经成熟而典型化的资本运动。对此，当然可以创造出“一个艺术的整体”,而有理论终点，形成一个辩证的逻辑圆圈，并且从第52章开始，《资本论》又导出另一个以阶级为起点的逻辑圆圈。
由于不懂得这种辩证的发展，《商榷》竟然否认《资本论》有逻辑终点，从而否认它的整体性。
二、创新性
终篇的批判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集成，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重大的建树、创新，这形成了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重要范式和组成部分，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马克思说：“我要批判，我也要建设。”在终篇，批判对建树发挥着令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论》中，批判的对象有两大类，一类是异己的，即资本运动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一类是自我的，是马克思处理思想材料的特殊方法，它一方面是在反映对象不同侧面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理论规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用逻辑阶段的上升来表现对象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超越。囿于篇幅，本文主要指第一类批判。
在终篇，批判导致的创新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批判资本某种特性的场合预示未来社会的相关规定，如“因此，资本……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在第49章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其二，是由批判庸俗经济学而触及某种社会表象而将它与内在规定联系起来，阐明前者是后者的颠倒表现。终篇一方面批判“萨伊公式”将过程的本质规定完全掩盖并颠倒了，表现的是“消灭了整个内部联系”的社会表象；另一方面又论证，这种社会表象产生于流通和竞争中，只要流通和竞争存在一天，这种表象就会持续地出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发现这种表象与内在规定的特别联系，他才阐明它是后者在社会表面上、在流通中、在资本家意识中的必然的颠倒表现。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内在规定的社会表现问题。辩证的逻辑认为，本质一定要表现出来，但不直接表现，并且往往颠倒地表现现象，甚至是假象。所以“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具有某种假象。”马克思不仅透过表象揭示其内含的本质，还进一步阐明本质如何被颠倒地表现。这与单向的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科学研究不同，比它彻底。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通过批判，他抓住了“收入”这一社会表象，从而顺理成章地阐明了原先已经揭示的内在规定性如何在社会表面上表现的问题。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研究不仅由表及里，还由里及表，完整地再现了客观对象。这是研究范式的重大创新，也导致理论的重大创新。由是，《资本论》的几个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经济行为理论等，都由此实现内在规定与外在表现的统一，从而臻于具体化。
但是，《商榷》却否认终篇的创新。它认为：“对于客观对象的科学认识进程，在它退出历史视野之前，只能暂时停留在一个中点,但是，理论的批判却需要一个总结。终篇只能是这样的总结。”在它看来，终篇只是“批判”的总结，没有“认识进程”的总结，更没有创新。它还认为，《资本论》的“科学认识进程”最终要随着资本主义一起“退出历史视野”.因为没有其他的视野了，并且不包含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方法论和关于一般过程的研究，当然无需、也不能由后人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立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商榷》一方面说“在马克思那里，正面的叙述和理论批判是不能决然分开的”;另一方面又质疑这种做法，说马克思“是花了很大功夫才将两者相对分离开来的”.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批评马克思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但对此却没有任何论证。它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10]来说明正面叙述和理论批判要“相对分离开来”.据此，它判断马克思的“实证研究使他陷入理论批判与客观对象的认识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困境”,并且“总是陷入这种困境”.所谓“总是”,就是始终如此。这样评价马克思，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情态，以及对《资本论》的认知水平，人们会有客观评判的。
《商榷》还进一步断定“马克思之所以总是陷入这种困境，是因为他总是结合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问题”.这样看来，它的错误就不是可以原谅的了。首先，它认为批判与叙述、创新如果没有相对分开就会“陷入困境”,但对什么样的困境、为什么以及对整个科学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等必须论证的问题却完全回避了。其次，它引用马克思1844年的话来批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已经科学化之后的着作“陷入”批判与叙述（不是创新）交织的“困境”,其真实用意是在说马克思已倒退到1844年以前了。这是用抽象肯定1844年的马克思来具体否定1863年后写《资本论》第三手稿的马克思。再次，它所据的这句话，讲的都是批判，并没有将叙述与批判对立起来的意思。它是用自设的“客观对象的认识进程”来篡改马克思所说的“针对不同材料的批判”,所以，这样引用是牛头不对马嘴。最后，它认定马克思“总是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总是结合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问题”.看来，它是坚决反对“总是结合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问题”的。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很难设想不“结合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问题”不会总是“陷入困境”.《商榷》还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总是陷入困境”的另一个更大的根本性缺陷：“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只是给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在他的着作中，还没有系统论证，思想还处于零散状态。……这大概是《资本论》最后一章处于中断状态的深层原因。”它还更直白地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在“晚年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在它看来，既然马克思的晚年之前唯物史观还是“零散状态”的，在没有先写一部唯物史观之前，《资本论》是难以写完整的，他的其他研究也必定是先天不足、基础不牢的。
我们看到过不同阵营对马克思的种种批评，但这样的入骨的并且非善意的批评还真是首次。由于不能理解批判与创新的统一，《商榷》对终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还存在着多重的错误。
首先，它不知道批判“萨伊公式”与创新的关系，所以断定：“终篇的内容直接批判斯密教条”.但是，不仅第48章以“三位一体的公式”为标题，整章都在批判这个“公式”,而且后续几章的矛头也没有离开这个“萨伊公式”.第49章也是由对“公式”的批判导出到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并非“直接批判斯密教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在“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3]
在这方面，它的庸俗性是“斯密教条”的二次方、三次方。《商榷》研究终篇，作者竟然没读懂，更未弄清马克思批判的重点和意蕴。《商榷》还断章取义地说：“马克思认定庸俗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始的”,认为“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查看原文就可发现，马克思是说，“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是斯密创始的，并且指的是后者的价值理论不彻底。显然，“庸俗经济学的特征”与庸俗经济学是不能等同的，其“特征”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与“创始庸俗经济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可见，《商榷》不仅将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在马克思头上，而且也将斯密赶到庸俗经济学那里去了。
其次，《商榷》认为，终篇的批判是“抽象的批判”.怎样“抽象”?怎样才是具体和详尽，作者既不敢明说，更没有经过任何论证。且不说它是否有资格这样批评马克思，仅就《资本论》终篇的实际来看，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可见它根本不理解，或者说，是终篇详尽、深刻而又有些艰深的批判将它难住了，并将它当成“抽象”的东西了。实际上，终篇对“萨伊公式”的批判是十分具体到位的：从分析它的结构错误、内容错误，进而分析其理论依据的错误，并由此溯及其理论渊源---“斯密教条”,再分析其产生的客观条件，最后分析其历史观的错误，四章面面俱到、环环相扣。
最后，《商榷》为了否定我关于终篇“批判与创新统一”的论证，不惜故意割裂终篇的这一特征，甚至犯了诸多不该犯的原则性错误。一是用《国民经济学》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像避讳帝王名讳一样，用中性的“国民”来避“资产阶级”之讳。这是否向资产阶级示好，不得而知。实际上，在经济学史上，国民经济学是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也只在不多几处引用时涉及这个名词，而大量都是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词。按照《商榷》的这种说法，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似乎应该用《国民经济学》来表述，以免引起人们的阶级敏感。二是公开宣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满，说他有“对理论批判的偏好”,并且因此犯了很大的错误：“在《序言》中竟然把《导言》说成是手稿正要证明的结论。将这篇导言的内容简单地归结为对国民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崭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明。”这不是在嘲笑马克思连自己撰写的导言都概括不清楚吗？正是出于这种揭露“马克思错误偏好”的偏好，使它产生一种凌驾于马克思之上的错觉和满足。这种致命的错误和狂妄决定它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着作，更难以意识到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完成的手稿内容后来会发生计划的调整，而与后面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