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与伦理学
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有大量着述讨论马克思是否有伦理学的问题。马克思本人推动了这一争论，或者说，起码预见到了这一争论的可能性。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中，他希望能够避免读者对他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方式可能产生的误解。他说，他决不希望用“玫瑰色”来描绘他们。
但是，在这部着作中，他继续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①.
如果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段着名的文字可以有多重哲学含义。它似乎确实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西方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可能性，这种伦理学以责任感为核心，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应当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它表明马克思赞同一种相当“强硬的”
决定论和显着的自然科学倾向。不过，这不是一种极端决定论，因为马克思承认一些外在于其讨论范围的主观冲动。事实上，马克思在同一段落中还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它就使得初读此书的德国读者，在进入正文之前，认真读完序言，放弃如我们当代惯用语言中所抱有的“妖魔化”期望。简而言之，读者不应该期望世界上有任何严重的罪恶，也不应该期待任何童话故事。
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部分是由于约翰·罗尔斯发现了对正义的哲学思考是有价值的，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类似的正义理论。在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唯一文本是《资本论》第1卷第5章的第2部分。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开始阐述他的核心观点---我稍后将会详述---工人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工人被迫从事一整天的生产活动，却只能得到与他们工作日内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对等的工资作为补偿。马克思说，这种情况对买者（雇佣者）而言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工人）来说绝不是不公平或伤害。
②马克思使用的德语词是Unrecht,翻译成英文为“非正义”（“injustice”）或“伤害”（“injury”）。根据这段文本，以及马克思着述中完全没有出现“正义”（德文为“Gerechtigkeit”）一词的事实，一些评论家声称，很明显马克思在他的理论分析中有意不引入正义概念，同时，他认为对工人的“剥削”和其他公平交易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中。
马克思的亲密合作者恩格斯（1820-1895）在《论住宅问题》中的看法有力地支持了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存在伦理相对主义的论断。在这部着作中，恩格斯抨击了蒲鲁东声称的道德观。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曾遭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讽刺。恩格斯认为，所谓永恒正义的观念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骗局；实际上，对于不同时间地点，甚至对于相同时间地点的不同个体而言，“正义”的内涵都是不同的③.很明显，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想借助那些有意识形态缺陷---甚至为意识形态所利用---的概念来批判现存经济体制，以及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为这一体制所作的辩护。如果正义被认为是善，而非正义是恶，那么，“正义”概念没有固定涵义的观点似乎再次排除了马克思思想中存在关于道德意义上恶的观点的可能性。
但是，不管是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对初学者态度保持的无“恶”期待，还是马克思哲学世界中由于缺少典型西方道德语言而呈现出来的无“恶”表象，实际上都是非常错误的。在发掘马克思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对恶的论述之前，我应该提醒读者注意下文将出现与之前引用的文本证据完全相反的内容。首先，读者应该总是对作者本人一开始做出的全面概括保持适度怀疑，这种概括往往与其作品的正文不相符合；让马克思获益良多的哲学先驱黑格尔（1770-1831）在谈到自己作品的序言时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其次，尽管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但两人对世界的论述语调和深层“感觉”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恩格斯实际上是生活在曼彻斯特流亡德国商人社区的知识渊博的业余爱好者，与马克思相比，他更好懂，并且他也更倾向于对自己的思想给出全面的概括。恩格斯热爱骑马打猎，热衷出席当时非常流行的降神会，而我们很难将这些活动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与恩格斯有些活泼的性格相比，马克思给人一种严肃思考者的印象，不过这种严肃并不与前文所提到的讽刺幽默感相冲突。再次，在我看来，更具有哲学意义的是，尽管难以精确区分，但是，“恶”的概念与典型的西方伦理学体系中“坏”的概念并不相关。在这方面，尼采（1844-1900）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导。
显然，马克思在某些方面与黑格尔一样，他拒绝建立一种如同经院哲学传统和当代道德哲学中存在的劝诫性和禁令性伦理准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世界上的恶没有深刻的理解，接下来我会详细论述这一点。
二、马克思论现代世界的“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早期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着名的概念是“异化劳动”（en-tfremdete Arbeit）。“异化劳动”所描绘的是现代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生命活动、其他劳动者和整个人类相异化的状况。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异化是一种深度形式，而不只是黑格尔思想中辩证自我发展过程中的永恒特征---“外化”（Entaüsserung）。
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的分析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色彩，这是在他后期作品特别是《资本论》中所罕见的，当然此后并非绝对没有出现过。马克思在此毫不留情地谴责了当时产业工人的极度堕落，直率地引用了几位法国作家和其他人用生动细节表达的类似观点。他还用好几页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的力量，并且结合歌德《浮士德》和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段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金钱颠倒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将美德变成罪恶，罪恶变成美德，等等。与关注工人堕落的论述相比，这些引文更能表明马克思保持着对世界中恶的强烈感受，而不只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歌德还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最着名的段落中。这部着作既有大量篇幅的细致直接分析，又有英国议会委员会关于工人状况和资本家不当行为的长篇报告，例如关于面包业的报告。这些报告中偶尔会插入激烈高昂的论调。涉及歌德的段落论述了从早期资本家讲演和生活方式中宣扬节欲和储蓄的典型特征，到马克思所处时代开始的对消费和奢侈的崇拜的历史转变。这种崇拜是支配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马克思用十分诙谐的语气，大段引用了马丁·路德（1483-1546）痛斥高利贷者的段落。路德谴责高利贷者是除魔鬼以外人类最大的敌人。他哀叹原罪无处不在，这种原罪就是积累。马克思接着引用了《浮士德》第1部第2场中关于同一人有着“两个灵魂”的两行诗。他由此断定，在资本家的胸膛里存在可鄙的“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值得一提的是，这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冲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润最大化与消费主义的冲突---它如果有所缓解的话，也只是以模糊、妥协的方式。马克思继续在后面的段落中咏叹出一段着名的话：“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④后面我将很快探讨这一文本的哲学意义，也可以说是神学隐喻。
不过，首先我想指出，在我看来，《资本论》中的一些段落充分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世界存在着恶，这甚至比他在整部着作中大量关于当时英国工人堕落状况的描述更能体现这一点。这些段落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第7篇中相对较短的章节，实际上是“所谓原始积累”的历史部分。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作为马克思的前辈已经提出这一概念，以表达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开始或是“起飞”的困惑。马克思发现这根本不算难题；他主要回顾了英格兰、苏格兰以及较晚时候爱尔兰的历史记录，引用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来确认证据。实际上，弗兰德羊毛纺织工业的发展刺激不列颠群岛上的大地主为获取丰厚收益而将世代居住在他们领地上的普通民众家庭赶走，这被称为“清扫”领地。与此同时，或是稍晚时候，亨利八世推行的改革导致许多大修道院被没收，修道院土地上原来的居民也被赶走。亨利八世最后还处决了他曾经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苏格兰，高地领主们开始宣称世代流传下来的部落领土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从而引发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混乱。成千上万永久丧失家园、被迫流亡的人们沦为流浪汉，往往又会面临极其严苛的新法律，这一切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残暴的恐怖主义”;绞死大批流浪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16世纪初实行的各种土地征用方式“只不过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⑤,它们创造了资本主义农业。
《资本论》中最尖锐的一章可能是第1卷的倒数第2章，即第24章，它不同于书中绝大部分内容的风格。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认为，它将比资本主义的产生来得更迅速、更平和、更容易。关于后者，马克思在第24章中用一句话加以总结。这句话值得在此引用：“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⑥不过，马克思在第24章提供的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地区以外的“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方面的诸多证据为他的谴责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在此提到了非洲、印度、美洲等全球范围内殖民主义的现实。他所详述的骇人事件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在这里我只引用两段。
一段是马克思从威·豪伊特的《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Colonisa-tion and Christianity:A Popular History of theTreatment of 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their Colonies）一书的开篇部分所摘录的；另一段是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它足以体现这部书的基调：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 何 野 蛮 愚 昧 和 残 暴 无 耻 的 人 都 无 法 比拟的。”⑦“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⑧这段话所提及的雇佣工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出现过千百次，它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有运行制度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洞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的劳动力视为商品，即与其他商品别无二致的物品。但是，不同于其它商品，劳动力有能力生产高于自身交换价值的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简称“s”.工人通常在其工作日的一部分时间里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用于补偿其最低消耗，维系其生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薪水或工资。不过，“工作性质”（job descrip-tion）规定工人必须连续工作，并且超过必要劳动时间，正是工人在额外时间里创造出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后来把价值中维持工人生存的工资部分加上了相当模糊且不尽人意的标签“可变资本”,简称“v”.马克思分析的关键等式是剩余价值与维持工人生存的工资部分之间的比率，即s/v.例如，如果一个工人在某个工厂一天工作10小时，他只需5小时就能偿还其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s/v比率就是5/5,或者是100%.马克思给这一比率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稍显直白的“剩余价值率”,另一个是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剥削率”.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对人类的剥削。这难道仅仅是中性、描述性的标签吗？我认为不是。
因此，在我看来，虽然马克思确实很少像康德（1724-1804）说到“根本的恶”（radical evil）那样使用“恶”一词，但是，我们不应该由此怀疑马克思是否相信世界上普遍存在着道德上的恶。一些西方传统里的思想家，特别是植根于基督宗教信仰的人，可能觉得将他们所理解的对恶的强烈感知与那些明确拒斥包括基督教或犹太-基督教传统在内的一切有神论的个人联系在一起，至少是矛盾的。实际上，从马克思引用威·豪伊特的段落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诸多罪恶的帮凶。关于这一点，他还在《资本论》第1卷的另一个着名段落评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如果我们现在与工业革命相关的那些机器曾是可行的话，就不会有奴役了。这一段落如下：“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⑨我估计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器官”是关于19世纪流行的颅相学的一个玩笑，颅相学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其颅骨上的凸出判断出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有趣的论述。
三、马克思与基督教传统：对话与差异
虽然马克思非常鄙视利用基督教为大规模剥削正名的极端伪善做法，更不齿一些“成功”资本家自称基督徒的行为，但他还是尊重基督教传统的某些要素，这从他引用托马斯·莫尔和马丁·路德的作品可以看出来。不过，如果说马克思对恶的理解有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理论基础的话，应该归于他受到的古典学训练，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崇拜---在上述引文的前面几行他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过度的谴责。这一主题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中，并且在《政治学》中尤为突出。在柏拉图哲学中，这也是重要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公开指责高利贷极其违反人性，因而是不道德的。众所周知，这种对高利贷---即对贷款任意收取利息，这种利息远不及当今的高额利息---的强烈否定态度，也是中世纪教会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等教会哲学家的观点。这也导致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欧洲，富有的犹太人往往是放贷者，因为他们不受教会规定的限制。这一观点最终在马丁·路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特别激烈的表达，这也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引用，如前文所述，他极尽对资本积累的嘲讽。马克思在其早期着作《论犹太人问题》中，激愤地将犹太教---这是他母亲和祖先信奉的宗教，他父亲为了在普鲁士获取公职而改变信仰，因为普鲁士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人员---与肮脏的利润联系在一起，也应该在同样的历史、意识形态背景下加以解释。考虑到这一系列联系，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与其他黑格尔左派分子一道，设想废除宗教这一“人民的鸦片”,并把它当做通向非异化或是至少缓解异化的未来社会的关键一步，尽管他进一步认识到废除现存的政治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才是更重要、更迫切的需要。
在许多国家由共产党执政的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40余年间，时常有人号召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前法国共产党成员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是最着名的倡导者之一，但他还远不是最在行的一位。加洛蒂的自传 《我的世纪之旅》（Mon tour du siècle ensolitaire）记录了他由一名虔诚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因麦卡锡时代在美国的一段着名旅行经历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最终转信伊斯兰教的唐吉诃德式的传奇经历。德国出版了关于这一对话的许多文章和书籍；荷兰神学家阿伦·西奥多·冯·莱文（Arend Theodoor van Leeuwen,1918-1993）围绕马克思思想进行了两个系列的吉福德演讲（Gif-ford Lectures），后来分别以《天国批判》（Critiqueof Heaven）和《尘世批判》（Critique of Earth）为名结集出版；英国作家丹尼斯·特纳（Denys Turner,1942-）在其着作《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Marx-ism and Christianity）中声称“道德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工具以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暴行；在苏联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对话在捷克斯洛伐克非常活跃，等等。可能这一对话最为激烈且带有实践指向的地点是拉丁美洲。许多拉美国家兴起了 一场名为 “解放神学”（LiberationTheology）的运动，甚至在传统的保守天主教系统内 部 都 有 拥 护 者。 这 场 曾 经 轰 轰 烈 烈 的 运动---因为资本主义结构剥削损害穷人这一明显的恶是不争的事实---连同其意图和目的，最终遭到罗马教会的谴责，因为教会明显感觉其信条和教义受到威胁；不过这场运动以“解放哲学”（Liberation Philosophy）的形式延续下来，并且非常活跃。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 亨利（Michael Henry,1922-2002）对马克思思想的宗教性解读强调马克思对恶的认知。他的《马克思》一书有这样一段重要论述：“无产者是基督的说法非常正确。正如基督是一个人，无产者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必须经历各种极限，苦难和罪恶的，自我牺牲的，必须付出血汗，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通过这种完全的自我毁灭，这种否定生活的自我否定---以实现真正的生命。这是一种真正的生命，是救赎本身，它抛弃了所有的有限性和特殊性。”
⑩亨利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宗教基础是通过德国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思想中弥漫的宗教影响而间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来自任何具体的教义。无论如何，亨利对于马克思思想中无产者作为现代受苦仆人形象的描述，在二手文献中属于相当大胆且有挑战性的尝试。
我们还要说，另一位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1930-2009）在他晚年的着作《马克思的幽灵》中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探讨了马克思思想近乎神秘的一面。德里达成功地发现了多处萦绕在马克思着作中的“幽灵”,同时也注意到甚至更为关注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的最令人难忘的戏剧---《哈姆雷特》，也许这也是萦绕于马克思着作最多的作品。哈姆雷特的父亲惨遭杀害，凶手窃取了丹麦王位并迎娶了孀居的王后。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出现后，要求哈姆雷特及其随从许下誓言，使得哈姆雷特说出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the time is out of joint”）这一名言。德里达非常重视这一誓言，因为他认为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同样是“颠倒混乱的”.德里达在评论这一情况时说：“这世界出了问题”（Le monde vamal）.这本着作稍显晦涩的副标题叫做“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德里达用法语写成此书，而在法语中“mal”可以是这里所使用的副词，意思是“严重地”,或者是用作名词，意思是痛苦、病痛，或是强度不同的各种“恶”.听起来可能有些矛盾，但我相信，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以及理应坚持科学态度的社会分析家，与他同时代的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样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罪恶和辛酸往事。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借助于任何形而上学的解释、以实体存在的魔鬼，或是人性卑劣的部分来说明过去和当前历史中的骇人事实，这些事实揭露了人类施加于同类的凶残。对于马克思而言，过去与现在，向来如此。
不过，与此同时，马克思坚信辩证法的力量以及历史进步的终极事实。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前辈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结尾部分说道，“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在历史哲学讲演中，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深重痛苦是对几乎是永恒灾难的历史景象最为明显的反动，尽管并没有如同我曾经提到的《资本论》第1卷最后几章中那样饱含具体细节，但这同样甚至更为令人沮丧。然而，对于黑格尔而言，人类历史同时是上帝和自由在世界的更好实现，这一胜利从悲剧而生，经由悲剧而成就。马克思虽然回避了黑格尔的神学假设，却也预设了一个“幸福的终点”,它甚至比黑格尔设想的更为幸福。
《资本论》中关于剥削者最终被剥削的“预测”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洋溢着胜利的结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以及在马克思的私人信件中反复回荡。
那么，我为什么要给“预测”一词加上引号呢？
因为，简单地说，马克思巨着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几近精确的系统性框架容许资本主义灭亡时间无限推迟的理论可能性。例如，技术进步使得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某种简单产品所需的时间---持续不断地减少，如果足够多的产品都是如此，就会推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但是，这不过是马克思整个方案中的变量之一，如果这些变量的偏离超出了其分析所设定的范围，将会导致延迟，即使我们不改变马克思方案中的基本要素，即马克思十分依赖的观念---劳动力是商品交换价值的源泉。总之，尽管马克思对社会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他本人的理论框架内，与其他思想家一样，他并没有向我们提出终结各种罪恶的保证。
四、结语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思考罪恶的历史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以不可思议的直觉，抓住了他那个时代以及当今时代仍居于主流经济制度核心位置那个恶的原则的种种含义。这一原则就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并且，归根到底是最道德的。虽然有人会认为马克思熟悉的资本主义形式是简单而粗糙的，而非如今的复杂形式，但这一看法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成立。例如，马克思熟悉当时叫做“股份公司”的现象，并预见了其扩张和演变；他预知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在《资本论》第3卷开篇把它看作是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部分他非常激动地预测了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犯下的骇人罪行，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爱尔兰人移民美国。马克思去世后的130多年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列宁）和“晚期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和其他人）的讨论盛行，以马克思之名发动了最为剧烈的政治变革，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从未涉足的大片地区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结构，当然还有马克思从未想到的技术进步---至少就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马克思想法而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基础的核心原则本质上并没有变化。马克思在其大量脚注中提到的他那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给出的口号并无二致。因此，尽管尘世与天国的很多事物超过马克思哲学想象的范围，这不足为奇，但是，他揭露了处在早期现代生活核心位置的堕落和“颠倒混乱”状况，今天仍旧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