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1]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应用， 它能够使人们认识那些已经由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对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西方公共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般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是在 1959 年由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但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写于 1843 年底到 1844 年 1 月间， 发表在《德法年鉴》1844 年 2 月双刊号上）中早已提到 ,当时存在着与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并列的 “公共经济学”. 并且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2]60陈柳钦指出：“在马斯格雷夫看来， 公共经济理论的任务更多的是研究公共预算管理中出现的经济政策问题。按照马斯格雷夫自己的说法，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 ”[3]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公共经济学只不过是“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包括公共预算管理等， 其研究基本覆盖了政府活动所涉及的所有领域， 西方公共经济学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事实上，一些人在研究公共经济学的起源时， 追溯到亚当·斯密所撰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着作《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说明了上述问题。
不过，如果想要与西方公共财政学相区别，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必须包含西方公共财政学所不包含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就是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前者最早见于萨缪尔森在 1954 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主要用于说明政府存在的理由。 因而西方公共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关于公共产品的提供、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理论。后者几经发展成形于布坎南和塔洛克合作撰写的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该书于 1962 年出版。该理论讨论了政府失灵问题，并将选举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 西方公共经济学可以看成是关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经济行为、 政府与民众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基于此，黄恒学等人在《公共经济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归纳。黄恒学等人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以及包括官方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出资兴办经营的企事业的存在意义和经济行为”[4]3. 该书全面地涵盖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内容。
事实上，每一个经济学派和经济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巨大的经济力量来推动。 西方公共经济学获得较大发展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金融寡头们既要利用国家，又要摆脱国家对他们的束缚，而西方公共经济学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有助于金融寡头们在全球推行方便他们大肆掠夺的新自由主义。
二、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局限性
西方公共经济学通过将政府部门称为公共部门而将财政学发展成为公共经济学。于是，其对真正的公共经济，如自原始社会以来，直到资本主义经济成熟之前都存在着的各种非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完全采取漠视态度。
不仅如此， 西方公共经济学对于政府经济本身也是大加限制。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 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从事的正是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2]105. 显然，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公共经济学自然也要限制国家的作用，而公共选择理论更是强化了这一点。西方公共经济学允许国家发挥作用的领域极其有限， 即使是在这些极其有限的领域， 国家服务的对象也是极少数人。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西方公共经济学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就成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1 卷的书评中指出：“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推论不能反驳， 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推论驳倒。 ”[5]306他还指出：“要在我们的官方经济学家那里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将是徒劳的。 ”
[5]306恩格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到今天仍然是成立的。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是，从后来的证伪主义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可以证伪的，但是，不仅当年没有人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将其证伪，尽管攻击它的人不计其数。 虽然西方学者提出了非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这一观点， 但他们却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恰恰是不可以证伪的， 从而即便是从他们的立场上看，西方经济学也是非科学的。
以下举一个例子进行分析。 西方公共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无论是否可行， 我们都从一般均衡视角进行分析。该目标不一定总能实现，因为有时在现有文献中只能找到局部均衡分析， 有时一般均衡分析只会使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6]
好一个“无论是否可行”!实际上，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模型），都建立在大量假设前提之下。而这些假设前提通常包括：没有税收，没有交易费用，人人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和完全的， 每个人都懂得高等数学从而掌握了最优化计算方法， 每个人借钱的利率都是相同的，每个人想借多少就能借多少，等等。 这些假设通常都与现实不相符。因此，一旦现实否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结论，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就会指出，这些结论背后的理论并没有被证伪， 因为这些结论是在那些假设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得出的， 而由刚才的分析不难看出，那些假设前提仅仅在天堂里能够成立，从而这些理论是不能被证伪的。
西方经济学家有时还拿物理学说事，说什么物理学提出要假设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借助物理学能够精确地算出在大气中运行的导弹的轨道及飞行距离，物理学在现实中同样也是可以被证伪的。 而西方经济学则不可以被证伪，是实实在在的神学。
一些研究者已经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 这些研究者同时还对西方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如笔者就曾撰写《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阐述相关观点。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西方公共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常常采用玩具式的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和“证明”. 而列宁早就明确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 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 ”[7]48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 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 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8]163-164.
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董瑞华和胡德平率先提出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问题。他们指出，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公共经济学，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着作， 但其经济思想却显示出他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关注。 这些思想汇聚成具有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具体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就必须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话语[9].“一个逻辑起点”指的是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它是衡量国家性质的根本标准。
而国家又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
“一个建构基础”指的是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即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如扩张掠夺等）。
“四大理论内容”指的是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公共支出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公共信用理论。
董瑞华和胡德平还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作[9].董瑞华和胡德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时，直接将西方公共经济学作为比较的对象，从而使研究范围受到了限制 （即受到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围的约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为依据拓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笔者认为， 董瑞华和胡德平的观点涉及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性。
列宁指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带有“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而是因为它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 因此，如果不领会“马克思体系”的“论战性”,那么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领会“马克思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论战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论战性”的确切反映[7]70-71.还需要说明的是，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
四、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超出私有制以外的经济活动， 同时也包括西方公共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如财政收支等。
事实上， 恩格斯早就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 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 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 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 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 ”[10]
而马克思则指出，私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2]124. 那么，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自然就需要考察作为人的工人。
这样一来，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比西方公共经济学广泛得多。 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11]. 类似地，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如果说，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那么，人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只不过是社会地位的人格化。
列宁还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 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 ”[12]210同样地， 现实社会生活中与公共经济活动相关的那些现象，包括西方公共经济学谈到过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分析商品开始，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可以从分析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开始[13]. 接下来，还要分析对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负有责任的公共经济主体。 一是要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要进行阶级分析，讨论政府的阶级性质。 然后，讨论公共经济的需求与供给问题，尤其是要讨论被西方经济学刻意回避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纸币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接下来，按照先支出后收入的顺序讨论公共收支。 一般的原则固然是量入为出，但是，基于收入要能够满足必要的支出需求和有支出的必要性才有收入的必要性这两个方面的考虑， 我们确定了先支出后收入的讨论顺序。公共支出有两个重要部分，需要拿出来单独讨论。其一是公共保障部分。它除了包括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外，还包括劳动保护、缩短工作日等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部分。 其二是公共投资和公共企业部分。这涉及公有制经济领域。在讨论公共收入时，不仅要讨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要讨论其他领域的公共收入，并对这些收入的归宿进行分析。与西方公共经济学将公债划归公共收入不同，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应当把公债从公共收入中驱逐出去， 单独对其进行讨论。 马克思本人就曾对公债进行过十分经典的论述。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这显示出公债问题的重要性。公债问题还可以与政府破产联系起来考察。接下来，要讨论公共经济管理与公共经济政策。 这里所说的管理既包括对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的管理， 也包括对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同时还涉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在公有制条件下， 公有制企业本身在经济调控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可以借鉴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做法， 将公共经济活动划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分层级对公共经济活动加以分析。要特别关注地方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最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要对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揭露西方选举制度的虚伪性， 找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意义，最终归于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为我们描绘的共产主义的远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将自行消亡。
五、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 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
而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显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了解“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14]333.黄恒学等人认为， 研究公共经济学有助于政府更好地进行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 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参与社会产品的再分配，维持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有助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为本国创建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4]18-19. 显然，这些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研究才具有的。
从学科方面来讲， 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可以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兴趣。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应用， 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 通过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政治经济学有着直接关系， 可以使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 并使他们热心地投身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列宁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鼓吹通过地方自治机关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 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 其目的是以此来回避阶级斗争的存在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然而，资产阶级只要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15]. 而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 恰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福利事业和民主政治方面的虚伪性，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有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6].
六、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公共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它的研究方法。 而整个现代社会体系运转的轴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资本论》中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4]79. ***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17]而公共经济学恰恰涉及政治制度模式，在研究中就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还指出：“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18]
实际上，公共经济学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不外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19]10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第 1卷时指出：“在就连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着作），国民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像数学一样仍旧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有效的科学。 无论这本书的其他论断可能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使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此终结是马克思不可抹杀的功绩。 ”[5]317-318恩格斯还指出，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 因此，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 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20]153-154.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 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现代社会进行与时俱进的分析，而且还可以沿用以前马克思作出的一些分析。
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 （正是社会形态， 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
[12]163他还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21]691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 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并获得了成功[20]440-441. 而“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9]22.
西方经济学把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规范研究，另一类是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与价值判断有关，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样”. 实证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对客观对象的描述，一般是排斥价值判断的[4]13.对于所谓的规范研究， 马克思进行了如下分析：“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 问题就在于： 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
[14]56他还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
[19]21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 他指出：“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 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 ”[22]
他还指出：“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 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
[21]625对于所谓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进行了如下分析：“当经济学家先生们围绕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或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个问题进行纯教条式的争论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在进行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这就是：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 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
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 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 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21]292列宁在谈到必须把“民粹主义”思想说清楚时也指出，要“指明这种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8]200.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12]184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事实的结果加以阐述。 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5]339. 列宁也指出，“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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