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进行社会财富再次分配，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政治制度是影响社会再分配的重要因素。 随着现代国家职能扩张趋势的发展，政治制度对社会再分配结果的影响权重势必增加，这进一步刺激了关心社会再分配问题的学者从政治制度入手研究社会成员间经济地位差异的冲动。 在经典民主理论看来，民主政治是解决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痼疾的良药。 这一理论主张长期以来具有深远的现实影响力，已成为西方国家民主推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当前民主社会日益发展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凸显出了经典理论解释在逻辑分析上的诸多弊端。 这也表明，理解民主的政治经济学现象需要更多的理论准备。
一、 托克维尔命题：民主制度与公民福利的双重发展
民主政治可以增进公民福祉，这一论断最早是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社会的考察中得出来的结论。 他在观察比较贵族制的祖国与民主制的北美大陆之间的民情差异时，惊讶地发现北美居民普遍享受着由平等带来的好处。 平等已经成为当时美国的民情传统，支撑着民主制度的有序运转。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民主政体的精神原则，并不在于塑造强大的国家体系和气势恢宏的国家荣耀，民主政治紧紧植根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中，使得平民百姓可以平心静气地分享社会财富。 在比较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差异时，托克维尔指出：“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 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 ”[1]（P11）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政治的原则是维系少数人的尊崇地位，而民主政治的精神则体现为多数人的权利以及平等地位。 他进一步论述道：“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中的多数。 公民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 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1]（P264）在法国，民众反抗贵族政治和专制特权、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演化为难以弥平的政治冲突，专制力量借民主之名复辟，而反当局势力则同样以民主为旗号谋取革命，全社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和混乱之中。 北美大陆的民主制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景象，聚集而居的公民在乡镇内部享受着自由和民主带来的益处。 托克维尔将这种显着差异的总根源归结为平等，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端部分便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分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中心点。 ”（绪论 P4）北美大陆的平等民情支撑着民主制的有序运转，而民主政治规则照顾多数人的利益，民主与平等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相互存在。
虽然托克维尔无时无刻不提醒读者警惕民主政治的隐忧，但是托克维尔的研究却标志着民主理论的新转向———在近代以前，民主被视为一种容易引致平民政治或群氓政治的制度模式，而在托克维尔之后现代民主制的积极价值和正向效应逐渐被认可以致推崇之极。 现代政治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命题的准确性。 如果说托克维尔上述民主政治能够促进公民福祉的观点仅仅是相对于贵族政治下的民众命运而言， 而且托克维尔更为关注的是公民的政治身份平等而非经济平等，那么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其演进则见证了民主政治体系与公民福祉的双重发展。 一方面，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大多数国家经历了由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内部一系列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政策被纳入竞争性政党的竞选纲领，增进公民福祉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在民主化与公民福祉双重发展压力下，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经济生态发生了重大变迁。 19 世纪末期，英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困问题，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底层要求经济待遇的呼吁逐渐高涨，而传统的济贫制度丧失了应对能力。 在种种困境下，英国执政党开始寻求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以回应选票压力。 1909 年，英国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人民预算案”以改革传统财政制度，该法案规定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财产税的方式为社会福利筹款。 1942 年，英国政府又按照《贝弗里奇报告》计划重新塑造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并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确立了国家和个人必须共同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的原则，由此奠定了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基础。 而在美国，社会福利的平等化运动历经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大罗斯福政府向垄断经济开刀，保护工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保障社会底层的经济权益。 1913 年，美国宪法第16 条修正案允许联邦国会在未按各州比例分配或考虑人口普查数据的情况下直接征收所得税，实际上赋予了联邦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的权力。 第二次高潮是在小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 美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出台了一系列包括最低工资制、提供教育贷款和住房补助等针对穷人的扶持政策，“免于饥饿的权利” 也在这一时期写入公民权利宣言。 第三次高潮则发生于 20 世纪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重点消除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性待遇问题，赋予他们及社会贫民在医疗保险、就业、教育、税收返还等方面的权利。 而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福利国家已经成为独特的区域性政治标签。
现代政治历史向我们展现了民主化与公民福祉的双重发展，那么民主化与公民福祉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系呢？ 民主理论大师达尔在研究民主政治的制度特征时曾经指出：“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其政治上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环境下，民众的利益偏好变得重要起来，虽然作为个体的利益偏好未必能影响到公共政治，但是作为个体利益偏好集合的公共选择则直接决定着民主政府的精英构成及其公共政策。 而在构成公民利益偏好的结构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公民向政治体系让渡统治权力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回报。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公民的经济利益回报并不是直接获得的，而是由社会再分配政策的转移支付功能实现的。 在此基础上，经典民主理论研究试图证明，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助于推进再分配，消解不平等，其制度机理在于竞争、参与和选择机制、舆论、监督和问责机制与商谈、博弈和抗争机制。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以研究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行动者策略和公民投票为基础，形成一种解释民主社会公民经济地位变化的理论共识，即民主政治的运行逻辑倾向于实行社会再分配政策，以此来改善穷人相对于富人的经济不平等地位。 概言之，此理论主张民主政治是消除社会范围内规模性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制度选择。
因此，民主政体的巩固和持续发展能够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社会阶层间收入不平等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分配。 回顾既有文献，我们就会发现，经典民主理论的论证体系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民投票行为和投票规则的研究，二是民主巩固学者关于民主政治选择下的公民政治行为互动策略研究。
二、理性投票的社会效应：公共选择理论的论证
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作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吸收了正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即主张行为人的决策选择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偏好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上。 理性人假设在正统经济学分析逻辑中长期占据主流位置，主要被用来解释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交易和经济决策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则把理性人的理论假设扩展到集体性的非市场机制领域， 将来自个人间相互交易的收益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从而为批判正统经济学和构建政治学的新理论提供了空间。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人类利益交易活动的重要内容，虽然理性人对其政治利益的偏好判断并不如经济利益那样清晰直观，而传统、宗教、独裁、民主等被政治学家看来是相互对立的政治统治形式只不过是社会选择的不同方式而已。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社会选择的方法：一种是市场，另一种是投票。 市场内部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等价交换原则；而在市场之外的投票过程中，遵循的则是另外一些规则如独裁、全体一致、多数决定等。 这些投票规则尤其是多数决定规则如何在政治过程中得到运用就是理性选择分析的重要对象。这样，民主制的公共选择就被化约为公民利益偏好聚合为集体行动的结果。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行动者围绕政治决策所展开的行为互动过程就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市场”结构。 在“政治市场”的交易环境下，行动者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产生交往行为和互动策略，使得政治过程演化为一种讨价还价的妥协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向人们系统展示了制度规则以及利用规则进行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它的核心则是对投票及其决策程序的研究。 在民主社会，公民投票是公民个人偏好转化为集体性社会选择的主要渠道，而社会对公民偏好进行聚合处理的基本方式是多数决定原则，即获得公民多数选票支持的公共政策往往成为民选政策的施政内容。 而公民之所以热衷于投票，主要意图就是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改善自身的经济处境，使得社会再分配福利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社会所普遍实行的多数决定规则并不是让多数人接受所作出决策的规则，而是多数人可以做出让全体人接受的决策。 孔多塞投票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都已经证明，在公民偏好交叉分布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最优的公共选择方案。
公共选择理论历来关注投票程序以及公民投票与公共物品配置关系的研究。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皮科克和布朗宁在对英国政府公共支出分配和税收政策的研究中，最早得出了民主制度设计能够缓解经济不平等的结论。
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机制阐明民主的再分配效应。 在此方面，安东尼·唐斯细致研究了民主的多数决策机制对于公民投票选择的影响，他把公共选择看作是社会阶层围绕价值偏好聚合过程而形成的均衡状态，并分析了信息成本、意识形态、理性不及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公民投票的影响。 他的研究得出一项重要假设：民主政府倾向于进行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再分配。 在阐释上述假设中，唐斯进一步指出，公民投票理性对公共政策的显着影响使得“民主政府的行动总的来说有利于低收入的选民而不利于高收入的选民，除非这种倾向为不确定性的政治影响所抵消……显然，在一个每个选民拥有一张且只有一张选票的社会里，通过收入再分配获得选票的最好方法是剥夺少数人的收入———因而招致他们的敌意， 而把这些收入转交给多数人———因而得到他们的支持”（P151-152；P178）。
唐斯的经济投票理论使得他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声名鹊起，他的贡献在于为我们理解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机理提供了新视角。 而布坎南和塔洛克则试图建构立宪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以提高人们关于民主社会公共选择问题的理解层次。 他们敏锐地指出了，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隐藏着多数人通过社会再分配对少数人的经济剥削问题，“多数决策规则假设一部宪法公开而明晰的规定，净收入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转移，将通过简单多数表决而被付诸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很清楚的是，在选择再分配的量时，能够出现对理性行为的最大限度的可能背离。 属于成功的多数联盟的个人，能够把净税负加给少数派，并为自己获得净补贴……在这些条件下被视为一种行动的‘再分配’，肯定将得到相对‘过度’的实施。 ”
可见，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和多数决定规则强化了多数穷人在公共开支转移支付中要求更多再分配需求的倾向， 这实际上缩小了社会阶层在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而这种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必然出现过度实施的现象。
唐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更偏向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擅长利用微观分析的显微镜解剖宏观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整体性地把握民主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在各个国家的综合表现带来了困难。 在此方面， 具有公共选择理论倾向的政治学者从经验论证的角度研究了投票理性对公共政策的显着影响。
早在 1949 年，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小 V.O.基就在对美国南北各州政治选举结果显着差异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政党派系的稳定性程度以及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程度决定了穷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经济政策。 稳定性更好的党派结构将有利于穷人在政治参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即穷人可以利用投票的力量来限制数量更少的富人们的经济特权，使得公共经济政策更加体现穷人群体的利益。 他在1966 年的着作中则重点分析了公民投票理性在 1936-1960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体现，发现选民常常采用追溯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策略实施理性投票，即选民在投票前除了关心当前经济利益与政党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外，还往前回溯选民经济利益的变化与政党经济政策在历史上的表现来形成综合判断。小 V.O.基教授的研究有效反驳了其他学者对公共选择理论“理性人”假设可靠性的怀疑，也为后来研究者从各种角度验证选民投票理性的社会效应提供了基础。
在这其中， 杰拉德·克莱默分析了 1896-1964 年间美国重要经济指标与该时期众议院选举结果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选民根据总统执政时期的经济表现来决定支持还是反对向总统所在党候选人投票。 公民投票权利为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表现提供了一种奖惩机制，选民往往从经济收入的变化以及与其他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差异来直观感知执政党在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价值偏好。[9]（P131-43）耶鲁大学塔夫特教授在 1975 年对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和 1948-1978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研究也证明，居民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与执政党得票率几乎完全是正相关的，从而支持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投票理性假设的经验性存在。[10]
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指出公民投票理性是影响民选政府构成及其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实际上隐含了一个重要预设，即竞选政党和公共机构在政治过程中不得不对多数选民的经济利益偏好作出回应，以实现公民对政治体系的选票支持。
经济投票是公共选择研究的重点领域，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更加关注强制性制度、公民观念偏好等因素对选民理性聚合为公共理性的限制性作用。 从实际政治看，西方社会公民普选权的扩展为公共选择理论理解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背景。 在西方社会，公民投票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重要机制，也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集中体现。 而公民政治参与是受利益驱使的，公民利益的实现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因此，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哲学，民主社会的再分配过程实际上是投票理性在政治领域内的体现，它使得公共资源的分配方案更偏向于作为多数的穷人而不是少数富人。 民主社会将公民经济偏好转化为选票，政治参与继而体现为社会阶层依据经济偏好展开行为互动和形成博弈策略的过程，这种分析进路被“第三波”以来的民主巩固学者所采纳，成为民主政治绩效比较研究的重要分析路径。
三、民主制度与社会阶层互动：民主巩固学的解释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关系，是民主巩固学者关于民主绩效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 与公共选择学派相比，民主巩固学更加关注社会阶层间的政治交往和互动模式，而不是作为公民个人的理性选择。 在此方面，民主巩固学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群体间的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体系的转型或民主政治的维持？ 二是民主制度的发展对群体间经济不平等具有何种影响？ 从论证逻辑上看，民主巩固学受到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博弈论的影响，重视分析制度与群体间行为策略的互动关系，许多学者得出了民主体制支持倾向于多数穷人的社会再分配方案的结论。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这一观点在民主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令人印象深刻。亨廷顿在对比分析民主政体的进退浪潮时明确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从长期来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 民主与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相容的。 这种平等只有在一个压制性的独裁政权之下才可能实现。 但是，民主政治与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因此，也将促进民主的实现。 ”[11]（序）而依据爱德华·穆勒的观点，在高度经济不平等社会， 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倾向于实行专制统治将多数穷人隔离在政治体系之外，以保护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12](P805-21)因此，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将催生稳固的专制统治，而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往往出现在经济不平等出现缓解且低收入群体组织起来要求政治权利的时刻。 卡莱斯·鲍什在分析民主巩固的政治经济基础时强调，民主政体的稳定发展只有在不平等较低且社会资产流动性较高的情况下实现。 他把论证逻辑表述为：“富人和穷人的迥然差异使得前者限制选举权，以避免完全民主制下的再分配结果，除非资本的流动性能够限制穷人没收富人的财产。 ”[13]（P47)鲍什的观点与穆勒的看法实质上是殊途同归，只不过鲍什分析了资本流动性程度对民主政体维系的影响：在资本流动性差的民主国家，穷人与富人的再分配争议要么导致富人阶层导向威权体制寻求庇护，要么导致穷人阶层利用暴力掠夺富人阶层而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威权统治；而在资本流动性强的民主社会，若富人阶层无法承受穷人群体施加的再分配压力，则可通过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方式逃避政治冲突，贫穷阶层也会适当压制再分配需求，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得以维系。
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划分方式也在阿兰·梅特泽尔和理查德·斯科特那里得到继承，他们更加细化地分析了两大阶层在税负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层面的利益分歧。 他们指出，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升级，富裕阶层势必成为经济赋税的最大承担者。 即使是在基本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的发展也会使得富贵阶层的税负压力加大。 而低收入阶层由于无法达到税收起征点或在税负中承担更小责任，这使得低收入群体偏爱更高的税收水平或提高税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分配政策会招致富贵阶层的厌恶，却为低收入阶层改善经济状况提供了机会。 因此，民主政治环境下的社会再分配方案必然会造成富贵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矛盾的激化，低收入者更有可能在这种制度模式下谋求更多利益,但是社会也要承受富贵阶层利用暴力压制低收入者社会再分配需求的代价。[14](P914-927)以上学者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经济不平等与民主巩固之间的负相关性。 在民主政治下，经济不平等的严重化导致贫困群体的社会再分配倾向高涨，而当这种再分配倾向超过了高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时极易引起两大社会阶层的冲突。 此时，只要由政治参与产生的阶级对抗无法在民主制度体系内部消化协调，民主崩溃的结局就在所难免。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发展负相关的观点预设了一种假设，即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在社会再分配层面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社会阶层间的行为策略围绕收入分配的利益差异来开展。 显然，特定社会的阶层差异表现不仅仅存在于收入分配层面，而且包含其他利益内容。 这种利益差异在社会阶层间的交叉分布使得上述研究假设充满疑问。 其他学者试图回避这种棘手问题，转而研究探求在稳定的民主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缓解的影响机制。 克里斯托弗·霍维特的开创性研究就代表了这种研究倾向，他在对民主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因素影响下，经济不平等程度与该国的民主历史经历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即一个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越多———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强弱，则该国的经济平等指数就越高。 在霍维特教授看来，根据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民主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中从事呼吁穷困阶层利益的政治力量，它们拥有相对严格紧密的组织形式和国际政党组织，通过发动政治抗争、组织工会、议会游说等方式来争取经济平等权利，以增强该党的政治影响力。[15]（P450-464）因此，民主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客观上降低了低收入阶层对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社会政党意识形态趋同化发展，霍维特教授对于研究结论的论证就略显单薄了。
在该问题的扩展性研究方面，迈克尔·科米斯基认为，影响民主社会再分配程度的关键因素是民主竞争程度，而与参与政党竞争的党派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他关注到，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随着民主竞争的发展，出现了公共开支显着增长的趋势。 他进而对 1950-1973 年、1973-1983 年两个时间段内13 个发达工业国家展开比较研究，明显地发现民主社会的再分配压力来自于政党围绕多数投票规则所展开的竞争。 各党派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民选政府就越有压力对占多数比例的穷人群体需求通过社会再分配方式作出回应。 因此，民主竞争程度与社会再分配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16](P350-374）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向人们证明了，民主社会的再分配压力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到党派竞争情境的支配。 但是，这项研究的缺陷同样明显，即该理论无法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来确定政党竞争程度。
杰西·本哈比和亚当·普沃斯基并没有采用传统政治学的政党政治研究思路，而是致力于发展更为精致的社会阶层政治博弈论分析。 他们指出，社会阶层再分配政治博弈并不是跟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直线性变化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型变化特征。 两位学者的基础性工作表明，虽然教育水平、社会结构、民族语言分离程度、民主参与度这些因素同样重要，但是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变量的前提下，收入因素对于民主巩固的重要影响并未得到削弱。 他们进一步指明，考虑到社会的初始分配以及穷人和富人反对民主的条件性因素，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社会资本存量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之上民主得以维持。 当初始社会分配政策越趋向于平等时，这个临界点就越低，此时社会群体对民主体制的反抗性需求就越低。 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令穷人和富人都感觉到满意的再分配政策就难以存在，此时民主体制维持下来的几率就会降低。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高，富人的社会再分配忍耐力便会提高，而穷人对再分配的要求也会降低，此时社会再分配政策的灵活程度增强。[17](P271-290）两位学者实际上印证了李普赛特关于民主只有在经济富裕的国家里才能稳定发展的经典论调，他们将经济不平等因素纳入论证李普赛特假设的体系，指出富裕国家相对于贫穷国家而言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空间来容纳穷人的再分配倾向与富人的反民主倾向之间的冲突。
社会阶层行为策略和政治博弈分析向我们展现了民主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动态过程，但是明显忽略了作为社会阶层利益调节力量的国家变量的重要作用。 Cheol-Sung Lee 教授发觉到了既有文献的这一研究缺陷，把国家分析带入民主制度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之中。 为了解释国家变量的重要影响，他区分了两种政府类型：一种是以增长为导向的政府，追求公共财政的积累而非分配；一种是以公平为导向的政府，关注社会分配在阶层间的分布。 作者对 1970 年至 1994 年间 64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民主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呈现出倒 U 型关系。 随着民主与经济不平等关系的变迁，国家变量的影响作用随之变化。 在民主化的初期，公共部门的扩展会导致国家倾向于实行有利于富人及其利益集团的再分配政策，从而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状况。 随着民主化水平的提高，虽然贫富差距会达到顶峰，但是在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规模扩张会带来社会再分配向下层转移的结果，从而减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这是因为在高度民主化阶段，公共部门的行为受到政治代表性和责任性的限制，会提高制度对社会底层选民的回应能力。[18]（P158-181）公共部门行政权的扩张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性特征，这样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提醒我们，国家行政权的扩张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会对民主绩效产生重大差异，这也反过来解释了民主绩效对民主巩固的重要影响。
社会阶层的行为策略互动是民主巩固理论中行动者中心主义分析范式的重要特征，它在分配政治研究领域应用尤为盛行。 政治制度与财产收入的关系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受到关注，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为我们重新理解这一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背景。 通过民主巩固学者的研究，民主制度的发展倾向于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论得到确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了再分配能力下降的趋势，低收入者运用民主制度设计谋求社会福利的能力以及民主制度限制社会财富寡头化的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基于现实的变化，民主与再分配的关系需要作出新的理解。
四、反思经典理论：民主与再分配的复杂关系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着事实是，公民在非市场领域的收入差异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的再分配方案来调节。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与再分配的关系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依据公共选择学派和民主巩固理论对此问题的理解，民主制度的特征赋予了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缓解社会阶层经济不平等的能力。 显然，再分配的社会效果在某种制度环境下比其他制度环境更容易实现，但是将那些容易实现再分配目标的制度结构归结为民主制度可能会有失公允。
对于经典民主再分配理论的质疑实际上并不少见。 杰弗瑞·提莫斯的最新研究运用世界银行2007 年提供的数据，对既有研究中的样本数据和模型进行了重新检验，并没有发现民主制度削弱经济不平等的确凿证据。[19](P741-57）菲利普·基弗也发现，民主政体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穷人与富人之间有组织的抗争，两大社会阶层在再分配领域的争议并不像民主巩固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显着，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更有意愿和积极性去参加投票，穷人相对于富人而言更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去影响社会再分配。[20]所有这些研究都在实质上挑战了传统经典民主理论的可靠性。
依据笔者的分析，民主的再分配经典理论的逻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 公共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微观行为分析和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历史和情境因素的重要价值。 它将公民偏好内化为性质无差的利益问题，侧重于从成本收益角度判定公民的利益结构，而所谓公民的偏好主要是由一个国家或社会所提供的历史情境、公民个体人生经历以及公民选择当时的情境决定，而非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 而民主巩固学一直纠结于结构主义与行动中心主义的逻辑矛盾之中，它对社会阶层政治博弈的分析是建立在阶层行动策略充分平衡的条件之上，即主张一方的行动策略根据另一方的应对策略而改变。 但是，在政治过程中政治博弈更寻常的现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运用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方式瓦解对手联盟，使得后者很难对统治集团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二是经典民主研究建立在许多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
公共选择理论和民主巩固学毫无例外地假设民选政府在选票压力下，必然会对选民利益形成回应并且将选民利益纳入政党行动纲领，民选政府也不能不成为至少为其选民负责的责任性政府。 美国在面临卡特琳娜飓风和金融危机的不作为以及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抗都表明，上述研究假设存在令人质疑之处。 显然，民主政府的责任性具有条件性，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民主巩固学者所普遍忽视的问题。 三是经典民主研究没有考察制度的可实施性以及路径依赖对再分配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已经证明，制度的可实施性和路径依赖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 制度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 这些限制性的社会条件包括社会分裂程度、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心理、国际或区域环境等因素。
西方民主的现实困境更能说明问题。 市场资本主义的盛行严重损害了民主质量，民主在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再分配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不平等逐渐演化为政治不平等，政治统治结构日益呈现出寡头化特征，资本主义社会规模性不平等的新镀金时代正在来临。 现实政治的经验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民主与再分配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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