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各有自己的聚焦点和研究题域，借口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而排斥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否定西方经济学，都是错误的。
一、西方经济学聚焦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聚焦劳动解放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聚焦点是资源配置问题，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聚焦劳动解放，属于生产关系经济学。双方聚焦点上的这种差别，使其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
资源配置的主要研究维度是稀缺性和最大化问题，这是贯穿西方经济学的一条轴心和主线。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学派林立、各种观点和见解异彩纷呈，但是，各派西方经济学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殊途同归。对此，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曾明确指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我们的定义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
既然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问题，那么，经济学就必然具有价值中性、即非价值性或非目的性的“中立”特征。对此，罗宾斯进一步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
这里隐含的逻辑前提是目的本身既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又是为全体人类所共同认可的。因而，不必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探讨这些“常识性”的问题，经济学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困扰着人类的根本问题。因为，人们追求生活幸福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能够满足这些欲望的资源要素相对于欲望本身来说则是稀缺的，因而，经济学就始终以这种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首要任务。
至于这些宝贵的资源会为什么人所“幸运”地获得和为谁带来更多的财富，这在他们看来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次要问题，只要交给市场自由竞争来处理就行了。市场竞争是一种建基于机会公平之上的合理竞争，它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法则，能够确保筛选的结果是“胜者必优、汰者必劣”。可见，西方经济学在把资源配置确定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时，是以秉持“市场经济体制完美论”这一逻辑假设为自己的前提的。
与西方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要探索劳动解放的根本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实现劳动解放，是重要和根本的目的。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因而，劳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关注的最重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情有独钟”，原因有两点：第一，资源配置只是手段，劳动解放即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才是终极目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因而也只有在符合后者的条件下才有其实际意义。第二，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劳动解放，才能克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否则，就无法实现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既定目标。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关注目的的同时，并不忽视手段的重要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手段，目的本身即使再完美无缺也无法实现。正是基于这一理由，马克思主义才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例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具有历史的价值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可见，按其固有的本性和内在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含着资源配置的内容，但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归结为这种资源配置本身。
二、西方经济学以物为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
由于对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与物的关系认识上的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定义和对象出发，必然把资源要素产出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的首要标准，从而把既定要素投入下的最高产出作为根本目标，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物本论的原则立场。
虽然，人本身作为劳动者也属于资源要素的范畴之一，因而本质上也属于合理配置的对象范围。但是，这种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尽可能高的物质产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在这里始终只是作为物的增加（增值）手段而存在的。
可见，只要遵循西方经济学的固有逻辑，就必然会得出以物为本、物比人更重要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动解放的基本目标出发，必然把劳动的主体———人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对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恩格斯在解释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具体含义时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这就把资源配置置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目标之下，以前者作为实现后者的物质手段，认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发展人、完善人，一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三、西方经济学聚焦效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聚焦效率基础上的公平
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物为本，就必然把经济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和最高准则。资源配置论、物本论与效率论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效率意指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开发或利用经济资源，价值是指人类的满足，它由总体消费者愿意对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来衡量”。
“企业生产要讲求效率，既要讲求技术效率，又要讲求经济效率。所谓技术上有效率，是指在既定的投入下产出最大，或者生产既定的产出所耗费的投入最小。所谓经济上有效率，是指生产既定的产出所耗费的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获得的利润最大”。
资源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在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追求经济上的高效率。因而，“所谓最优是指经济上的最优，即在既定的成本下使产出最大，或者是在既定的产出下使成本最小”。
从效率和最大化（最优）的释义中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通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种技术手段来赚取更多的金钱。
但是，各个社会成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因此，即使是在西方经济学内部，也并不都以效率的考量作为唯一的目标。“因为几乎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决策，也没有最终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受益的经济决策，那么，就不得不考虑分配政策的问题了。我们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更加关注分配政策，即使这个问题不属于效率驱动型的‘经济范式’的核心”。
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关注收入分配和公平正义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们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例如，关于劳资关系的公平性，康芒斯就曾指出：“工人和雇主有相等的所有权的自由，因为双方有相等的自由，一个有工作或不工作的自由，一个有雇用或不雇用的自由———政府的官吏应该自己不加干涉，并且不许别人干涉。
可是，双方也许没有相等的经济的自由，因为工人如果不接受这种工作，他的另一条路也许是增加他的劳动痛苦总量，作为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对于雇主却无关重要，也许只是在他的企业所要雇用的成百成千的工人中放弃掉一个而已。”
这就正确地区分了竞争“机会”平等与竞争“地位”不平等两者之间的原则界限，认为不同的组织或个人在“公平的”市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
其中，“每一方面的决定交换比率的能力，决定于他们相对的等待的能力，等待对方屈服。
资源较富或需要较少的一方，能等待的时期较长。他具有较大的丰裕的实力，因而有了较大的等待的能力，最后能使自己的产品获得较高的价值，换取较多的对方的服务。”
可见，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市场竞争机会虽然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双方的“等待能力”不同，决定了一方为了生计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向另一方的不合理要求做出妥协和让步。
许多西方思想家有感于市场竞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至上论观念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例如，韦伯在质疑纯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及其前提的不证自明性时指出，这种经济学的观念，“它无视‘阶级状况’的事实，在市场原则的统治下，这种状况恰恰由于而不是不顾———从利润的观点来看，当时可能的———资本和劳动力在各个行业的‘最优’分布可能（不是必定）使某些消费阶层的物品供应绝对恶化。”
正是有鉴于效率至上论的这种非公平性特征，韦伯断言：“甚至毫无意义地‘技术上正确的’经济合理化仅仅通过它们的这种性质也无法在价值判断的论坛前获得合法的权利。”
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也曾指出：“弱者表示同意的方式，就好比一个失足掉进深渊的人同意把他的全部财产送给那个不肯按照其他条件扔一根绳子给他的人。这不是真正的同意。真正的同意是自由的同意，充分的同意自由意味着缔约双方的平等。”
对西方经济学效率至上论的片面性进行深入系统地批判、并从总体上超越了它的当然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聚焦效率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聚焦效率基础上的公平，这就使它在包容西方经济学的效率论的合理价值的前提下超越了对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有三个基本的维度：
第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单纯的效率或者公平目标都不具有自足性。二者都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都是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总目标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条件，无公平就无效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特别青睐公平正义问题，除了公平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外，还因为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和前提。克服社会不公、实现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里的着眼点还是落脚在经济效率上。
第三，效率又是经济公平的前提条件，低效率同样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马恩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可见，马恩并没有像后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那样，脱离开效率来抽象地谈论公平问题，而是在效率的基础上聚焦公平正义。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高度关注经济效率问题。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在自己的逻辑框架内是否容纳效率维度的考量，而在于给这种效率以什么样的逻辑定位。
四、西方经济学更为精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加深刻
西方经济学的精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经济学的数模化特征使其推理过程具有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西方理论经济学通过引入数学分析工具，特别是运用大量的图表、几何图形和函数关系式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论据与结论之间具有公理式的逻辑关系。
尽管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这种数学模型化趋势，人们仍存有广泛的质疑，而且，作为论证前提的基本假设本身的正确性也可能会存有疑问。但是，只要我们接受了它的基本假设的理论前提，就必然会推论出其逻辑结论来。
第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触角几乎已延伸至社会经济现象的所有领域，所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十分丰富具体，这就为解释各种经济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例如，在对经济成本的分析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等。而西方经济学则在区分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机会成本区分为显成本与隐成本。显成本（会计成本）又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再加上总成本、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精细划分，以及与之相关的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等等。这些范畴对社会经济现实的解释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无法取代的。同时，西方经济学关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划分的思想，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证私有制经济私人成本低、社会成本高的缺陷提供最有力的根据，从中完全能够引伸出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质疑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结论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长于实证分析，但是，西方经济学通常只关注表面的经济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关注这些现象背后所掩盖的内在本质；在西方经济学看到物（商品）与物的交换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看到利益和谐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到的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在西方经济学看到机会公平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到的是经济地位即事实上的不公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物。因为，资本不是物，“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这种把物的关系归结于人的关系、归结于人的物质经济关系的理论高度，又是西方经济学所无法企及的。
五、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有自己的理论难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大阵营对立的终结及其意识形态交锋的降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逐步扬弃了过分渲染社会利益矛盾对立的立场，更加注重利益和谐、合作共赢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因而越来越需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西方经济学也逐步认清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开始有条件地接受和容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像中国这样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度里尤其如此。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分歧对立也并没有完全消失。问题在于，双方都面临着各自所特有的难题，而破解这些难题的出路却又恰恰存在于二者相互融合的前景之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是，如何科学论证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问题与按劳分配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即使暂时撇开传统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比私有制经济更有效率的偏激观点不论，坚持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具有效率的看法，也与经验事实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张力；按劳分配原则虽然在价值观上是无懈可击的，甚至可以为所有的社会阶层所共同接受和认可。
但困难在于，理论原则能否和如何才能够转化为客观的经验事实?如果无法使这一理论原则低成本地实现由理想目标向现实的转化，再好的理想蓝图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除了在技术上可以分离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够精确地按照计件工资的办法进行操作以外，管理劳动和精神文化劳动领域里进行按劳分配，面临着技术上无法克服的衡量难题，因而实施的结果往往就会与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效率又不公平。
西方经济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是，如何克服私有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竞争的破坏力?西方经济学在讥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公有制辩护所面临的效率难题与按劳分配难题时振振有词，但对自己在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进行辩护时所遭遇到的破坏力难题却集体失语，这就使它在面临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和食品安全威胁的挑战时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实际上，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其动力强则破坏力也必然强，其动力弱则破坏力也必然弱。这就使得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在指导现实经济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积极功能，但也都面临着其所特有的理论难题。因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抑或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计划手段，都具有利弊共生的双重效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既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六、结论：西方经济学是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将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应当摒弃传统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范畴与合理思想，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兼容并蓄，在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正由于其工具理性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完全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存在着劳资关系，从而存在着利益和谐与公平正义的合理诉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永远保持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话语权和解释力，亦即保持着自己的在场性。既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人的发展，GDP 的增长幅度不等于人民的幸福指数，因而，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诉求和根本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既需要西方经济学，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