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批判行文的继续，继承了他肇始于中学时代的人本主义和普世伦理的立场，延续了莱茵报时期的思维转向，并通过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把宗教批判降格为政治批判、进而归结为人的解放并引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理论追寻，开启了由政治批判跃迁到经济批判、从纯粹的哲学批判转入政治经济学之中“淘金”的哲学征程。不过，1844年时的马克思尚没能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价值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理论辩护——政治经济学——的反人性。多重批判维度的变奏交融，既是马克思思想探索心路历程中波动与矛盾、独创与杂糅的反映，是他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同时，也反映了此时的马克思还不能完全消化乃至超越政治经济学，虽然试图从经济活动之中的资本的利润、工资和地租等细节切入，逐渐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性，将复杂的资本主义进行哲学还原，但却在理论的最终解决路径上不得不继续委身于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思维的荫庇之下。
早在1842年《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就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矛盾而审慎的理论初涉。之后在《导言》和《问题》中，马克思基于对工人悲惨生存现状的事实剖析，较多地阐释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提出了哲学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革命方法，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萌芽。《手稿》作为青年马克思从对国家的法哲学批判到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重要文本呈现，既继承了《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难题的现实拷问，也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再续。文中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和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性的共产主义的缺陷，并通过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异化的复归等概念的引入，将共产主义图景的理论品质具体化、现实化，使其成为形塑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一、哲学批判转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与《导言》主要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视阈下的哲学话语不同，《手稿》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经济学话语、哲学共产主义话语和人本学唯物主义等多重话语系统的交融，形成了各种话语系统互相较量与渗透的“复调”文本结构，是青年马克思理论准备时期将现实经济问题导入哲学视阈的写作尝试和对“理论和政治立场初次转变的思想总结。”
在话语和立场频繁转换的过程中，马克思一会儿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道德学家，一会儿是身穿风尘仆仆的长礼服的经济学家，一会儿是“革命的长裤汉”。
不过，虽然“《手稿》所显现的理论中轴是人本学伦理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在理论语境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费尔巴哈人本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整合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伦理（应是）话语”，但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阐释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经济话语越来越显示其理论的主导性，现实维度也逐渐取代哲学维度进而更多地主导《手稿》行文的展开和理论的建构。
与马克思批判逻辑的转向相应，《手稿》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化，首先体现在将激进地摧毁一切奴役制的政治解放转化为现实批判中的经济革命，将抽象的哲学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导言》中，马克思主要基于对无产阶级这一革命深厚伟力的发现，提出无产阶级要以哲学武装头脑，才能彻底清醒自身被奴役被剥削的现实困境，进而觉醒出未来历史的主体意识和革命勇气，翻身砸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一切禁锢人性全面自由发展的锁链群，在消灭血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自身，实现无奴役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此时的共产主义形态还只是马克思哲学批判视野转向未来社会的理想预设或逻辑想象“，还不是科学的，还是哲学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基础上”，缺乏理想世界的现实规定和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跃迁的具体路径。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萨伊、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研读，主宾颠倒了从抽象空洞的哲学理念推演的批判路径，将批判的逻辑起点稳稳地着陆于社会经济现实，扎根于对私有财产的前提批判。同时，《手稿》通过对工人与产品关系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异化现象及其四个层面的内涵。之后，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关系角度批判了蒲鲁东的国民经济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而不是相反的结论，从而为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由对私有制的扬弃具体化为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即人性的完全复归奠定理论的前提。
《导言》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彻底消除奴役的人类解放之后的社会形态进行过多的论述，只设定了一个模糊的用以取代黑暗现实的理想王国，这种设定方式本身就是哲学式的。同时，在解放路径方面，哲学不仅作为马克思投向现实的理性匕首，而且充当了改造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革命指向和革命手段的抽象性，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个时期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在此基础上，《手稿》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澄清，这一方面体现在文本对现实更深层次的解剖。
此时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已不再停留于《导言》时期的社会事实层面，即主要是对工人悲惨现状的揭露，而是进一步透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即“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并把共产主义更多地界定为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另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跳板。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在于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从而实现向人本真的回归。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圣西门、傅立叶、魏特林和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重点考察了他们对私有财产扬弃问题理解的局限。他指出，这些思想都没有达到从现实社会最基础的条件和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水平，只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二、人的理想化设定到人性的现实规定
《手稿》将人的异化发展为劳动的异化，从而将共产主义界定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穆勒摘要》之中，马克思从穆勒货币异化理论出发，逐渐深化对异化理论的建构，从而过渡到对劳动异化的关注，并形成了《手稿》中基于人本学逻辑之上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四重异化结构理论。《手稿》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敏锐的理论目光，很早就透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罪恶本质。他指出，人通过劳动虽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人本质力量外化的过程却也是人本质的异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反而成为自己创造物——资本——的奴隶，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这一分析之后，显示马克思异化理论创新性的即是他将蒲鲁东把私有制视为不平等根源的观点颠倒为私有财产是异化的结果的观点，跳出了政治经济学抽象的劳动原则，这是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异化劳动本身的批判。进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基于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扬弃。不过，虽然较之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而言，劳动异化已经更疏离于抽象王国而接近现实土地，但是，马克思“又试图跟着费尔巴哈从‘对象化’角度复归感性的自然，这种类本质的思路决定这种探讨还是在抽象的王国里打转”，并不能突围到现实的坚实陆地上，而这任务需要等待集大成的《资本论》才能最终完成。
不过，相比《导言》，《手稿》已经在从人的理想化设定到人性的现实规定的探索中前进了一大步。
在《导言》中，马克思虽然也有“人的完全丧失”和“人的完全回复”等人本学论述，却并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应该恢复怎样的样态，可见马克思此时的“人”还只是抽象化、理想化的设定。在《手稿》之中，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历史运动的思辨表达的批判过程中，用人的对象性活动排除了遮蔽人的现实性的抽象迷雾。同时，马克思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引入理论架构，通过对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将共产主义具体化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里，自然不再作为与人类无关的客观存在，而是紧密关联于人类的感性对象活动。被私有财产所遮蔽的人感性本质的揭示，使人与自然的统一不再停留于思维领域，而是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中介的客观现实的统一；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现实基础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基础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手稿》之中，“劳动”已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所谓的“劳动”，而是感性与对象性相互联结的劳动。“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现实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活动。”
这里，劳动不再是黑格尔由对象向绝对精神复归的单向度呈现，而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人化的双向度互动。
同时，这种人性的现实规定也是基于对人的异化本质的重新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是将人的本质看成感性活动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关系本质；并认为“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即承认人的实践本质，并提出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虽然，此时的论述不免带有强烈的试图泯灭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张力的乌托邦色彩，而且最终仍不免“还是用德国古典哲学思维寻求异化突围之径”，却已将人性分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关系本质的认识萌芽，也将奴役与被奴役之间的对立细化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对立。
三、人的社会性的发现
虽然《导言》中马克思也强调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但这只是基于共同的阶级敌人和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上的联合，只是“整个社会亲如兄弟”式的情感上和伦理上的联合，或者毋宁说是马克思基于哲学关怀向度下的美好期望。经济利益纠葛影响下的人性因子分析的缺位，使这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始终徘徊于哲学高不可攀的抽象王国之中。而在《手稿》之中，马克思把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进行考察，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要素内部利益的对垒的分析，透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本质即经济关系，进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对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的扬弃基础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同社会。
首先，马克思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本质即经济关系从自然关系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诠释人的社会性的现实纽带。在《手稿》里，马克思从社会生产的关系视野出发，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分别界定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的二项对立结果，即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本质在于资本家与工人、资本与劳动的较量，从而在揭示人的关系本质的基础上超越了国民经济学思想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这一社会关系形态的研究，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从现实性上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前提，为现代哲学演进过程中的一脉即实践转向路径预告了先声。正如马尔库塞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感性（对象化）这一概念，导致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折，因为他把实践的社会的存在引入人的本质存在中。”
其次，共产主义已不完全是抽象的哲学允诺，更是清晰地呈现为对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的扬弃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是说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创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确定了人的社会性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社会性的完美实现在于把人从异化劳动的魔掌中解放出来，把人被异化的本质力量收回到自身的存在之中。这里的劳动无疑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定下的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种劳动只能加剧两个阶级的分化对立，加大社会的分裂，即“一方面是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
与之相应，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也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过渡到对劳动异化的扬弃和人性的完全复归之上。不过，也应看到，《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关系本质的洞察，还更多地体现在异化劳动中人与人异化关系的分析之上，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考察是缺位的，这反映出马克思思想从抽象向现实过渡过程中的中间态和未完成态。
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性的关系。”
人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的同时，又是相互需要的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也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明朗。“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个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只有在社会之中，自然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它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
《手稿》中“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对共产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人本学等维度的解读，阐释了人类由人性的片面走向丰富、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解放路径的具体规定。虽然还只是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架构的未完成态，尚有待之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有待进一步具体化为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等现实架构。但是，毋庸置疑，发展的路径是逐渐清晰的，人类由人性被资本全面宰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更富有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替换的发展路径是越来越清晰的。到那时，个人将从资本的绝对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实现个体和总体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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