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认为，《哲学的贫困》只是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论着。①其实不然，它同时也是一本经济学着作。在该书中，马克思以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批判奠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蒲鲁东“无人身理性”，建构经济范畴的来源理论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理论出发点是黑格尔主义的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一开篇，他就提到: “对我们来说，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
②由此可以看出，他从黑格尔那里没有学到真正的辩证法，而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蒲鲁东以此观点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过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理性中的抽象经济范畴的体现和化身，观念形态的经济学范畴才是“原始的原因”。由此，他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将一系列经济范畴拼凑在一起，生硬地排列成一定的顺序，并根据这个顺序把经济的进化分为十个阶段: 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 警察) 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在他看来，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之所以有运动和变化，恰恰是由于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范畴依据一定的排列顺序依次演进的结果。这样，蒲鲁东就把一切存在物归结为逻辑范畴，把经济关系的发展归结为思想观念的自我运动。在蒲鲁东眼中，“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③因此，他探讨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也不是世俗世界的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家族的观念的历史。他提供的经济范畴的发展顺序不过是这些范畴在他头脑中排列的次序。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则是神秘地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他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因而“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 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的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 编一下秩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 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④。
同时，蒲鲁东不是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而是从“普遍理性”、“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出发去探讨经济关系的运动，因而给人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可笑的哲学”。他的那些关于历史的议论是在想象的云雾中产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上的，因此，它们不过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说穿了，他不过是想“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⑤。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完全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⑥他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这就是把一切存在物都经过抽象而归结为逻辑范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
⑦它所说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抽象或抽象形态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蒲鲁东并没有真正学会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却把他的哲学降低到了极可怜的程度。他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妄自尊大地自以为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来建设世界，实际上，“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⑧。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实际上已经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上，只能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⑨“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⑩这些道理，蒲鲁东是一概不了解的。“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
这样，在蒲鲁东那里，当作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就成了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公式。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实际上是间接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生活的永恒性。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他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想像为范畴和观念的形式，实际上是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了。
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同历史上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形态的社会关系一样，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观念形态的范畴、理论等，同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 动 的 抽 象 即‘不 死 的 死’，才 是 停 滞 不动的。”
二、批判蒲鲁东“原始的原因”，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对外贸易从而产生的重商主义认为，商人从狭隘的直接经验出发，对流通、货币、金银顶礼膜拜，把流通领域中的货币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逐渐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于是出现了重农学派，重农学派则把货币或金银赶下了财富的舞台，把农业部门生产出的剩余产品———“纯产品”等财富的积累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重农学派突破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局限，把关注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从对象转到了主体创造财富的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扬弃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各自的狭隘观点。
但是，无论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它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生产和流通，因而都无法自觉地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它们取得的经济学成果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取得的。它们大都不能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摆脱出来，抓住经济运动的实质。在它们的理论中，更多的是对“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不是透过这些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深入把握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对经济范畴的科学认识，从而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疑，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由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组成的体系。而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些范畴的本质，对于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蒲鲁东认为: “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系列。”
他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历史说成是观念的历史，是一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进而，他将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看成是“原始的原因”、一切现实的经济运动的本原或实体。在蒲鲁东那里，经济学范畴成了“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成了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睡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的化身。这样，他就完全颠倒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使得他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又无法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脱离这些现象的经济关系来主观地排列演绎范畴的次序。他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范畴的排列顺序正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只要“发现”和认识了这些范畴的历史，现实的经济运动的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把握了。所以，蒲鲁东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是理性本身。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 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 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 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他还说: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
马克思在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经济范畴有了科学的认识。他指出: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马克思这一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方面，由一系列范畴组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不过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理性上的反映，经济范畴从属于、服从于现实的经济关系，是人们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反映和表现的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的运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范畴是这一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这些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范畴与经济现实的真正关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关注的真正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观念，也不是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透过现象去抓住本质，即认识隐藏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关系的生产关系的概念，这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所作出的概括性阐述。对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更为具体的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则必须由政治经济学来完成。这样，马克思不仅指明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也就没有日后《资本论》的诞生。
在科学地解释了经济范畴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后，马克思还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暂时的”的性质。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的观念范畴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说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一种开放型的理论体系，不能停步不前，必须随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必然要不断地充实新内容、发展新范畴。那些不再反映新的经济现实的经济学范畴，将会被新的概念和原理所代替。
三、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理论，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出现，只是到了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公开使用。这一思想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以完备的理论形式出现，但马克思却已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即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作好了准备。
蒲鲁东非常重视其价值理论，他认为“价值是经济结构的基石”，论述价值的一章则是《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最主要的一章”。他狂热地吹嘘自己的价值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将促进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改造，而且这种改造是一帆风顺的，无需任何革命就可成功的。蒲鲁东责备以往的经济学家没有研究交换价值的起源，也没有研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并企图以他臆造的所谓“构成的价值”来综合两者从而消除这一矛盾。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如果这条规律能在交换中被严格遵守，“平等”就能实现。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就是从批判他的价值理论入手的，并讥讽地把自己书的第一章叫做“科学的发现”。他指出，蒲鲁东对价值的解释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发现，相反倒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了唯心主义的空想的解释。马克思紧紧地跟踪追击，一步一步地指出，蒲鲁东既没有正确地说明交换价值的起源，更没有正确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而是把这一矛盾弄到了荒谬的程度。至于所谓的“构成价值”，实质上只是交换价值而已。马克思对蒲鲁东批判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揭露了蒲鲁东理论和方法的荒谬，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斗争中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蒲鲁东的批判表明这时马克思已经完全站到了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谬误的原因就在于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而在马克思看来，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也就是由生产工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劳动本身就是商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不过是由“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的情况是存在的，但这不过是受供求关系波动的影响而造成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
虽然这时，由于马克思尚未发现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因而还未形成自己独有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且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一些错误观点，但由于马克思这时已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他远远超过了李嘉图。马克思不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看做一个永恒的范畴，而是看做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存在是以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为基础的。
其次，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价值理论时，接近于揭示剩余价值来源。蒲鲁东剽窃了布雷和格雷的“劳动货币”理论，认为商品交换价值既然是由劳动决定的，那么直接用证明生产各种商品所需工时的“劳动货币”，即可取消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从而使工人避免破产和贫困。当时，由于马克思还是在李嘉图理论基础上批判“劳动货币”论的，因而还不能彻底克服这种错误理论。但是，由于他这时已经明确将作为商品的“劳动”( 这时马克思尚未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的价值同“劳动”作为一个过程所创造的价值区分开来，已经完全明白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由于劳动而从资本家手中所取得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成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财富。这就表明，马克思已发现在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资( 劳动的自然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就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径。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 “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它与现存的阶级对抗以及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等分配是一致的。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 1847 年《哲学的贫困》和 1847 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 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 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可以得到证明”。
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相同。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关于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同步上涨、工人贫困加剧的论点时指出，工资和利润都包括在商品价格中，彼此处于相反的依赖关系之中。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是因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揭示出资本家利润的秘密，从而也就对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作出了回答。
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又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它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不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 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 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而且明确地运用了“生产关系”这个科学概念来说明资本生产的社会条件。
更加深刻的是，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基础，并揭示了社会形态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他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的提法取代了过去“市民社会”的提法。
当然，马克思这时的经济思想还不可能达到完善而系统的地步。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述的某些基本观点，在 1847 年已经有了萌芽，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它的经济思想中的某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在《哲学的贫困》、《关于自由贸易》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着作里提出来的。马克思的这一组经济论着较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说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中还交织着人本主义的评价，那么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经济学着作，则是直接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本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基本联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在《哲学的贫困》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进而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更精确的表述，这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最终完成。
恩格斯在 1847 年 3 月 9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
正是由于获得了这种对唯物史观的更精确的表述，马克思才有可能走向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
当 1847 年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并使唯物史观的表述得到了进一步的精确化。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指出: “本书是 1846 年到 1847 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自己评价《哲学的贫困》这本书时说: “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 1847 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着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