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业内专家在解读这一表述的进步意义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党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 当然，这里说的“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是相对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言的。 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何理解这种转变所包含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历史性梳理，并借助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市场发挥作用变迁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演变
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载体，是以交换的变迁记述了自己的历史。 交换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这种自然的差别，在互相接触时引起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 这个阶段的商品交换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这也称之为显性市场的交换。 在这一时期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这个时期的市场非常少。 因为交换并不普遍，各个家庭、氏族、公社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多是自给自足的，剩余比较少，因此，主要用于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也很少。 其次，这个时期的市场所发挥的作用是被动的。
因为交换并不是人们必需的， 人们可以控制交换，因此， 市场只是在人们需要交换时才发挥作用，它还没有形成一种控制人们的力量，只能被动地发挥作用。 最后，这一时期市场的主要作用并不在配置资源上，而是为了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 而在那里，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做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 市场在早期具有的这些特点或作用，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换不发达的现实。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 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后，市场实现了一次彻底的转型，由过去经济运行中的被动地位转变为经济运行中的主导者。 其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从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扩大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简单协作取得了自己的雏形，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建立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基础之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雇佣工人为主要特征的， 而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会强加于整个社会， 即商品生产才普遍化。 商品生产普遍化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会发生根本改变，交换不再是处理生产剩余或调剂余缺的一种手段， 而成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生产的目的、选择和方式。 作为商品交换载体的市场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市场多角度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 首先，市场通过影响分工决定了配置资源的范围。 亚当·斯密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市场越大，人们就可以终生专务一业， 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随着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拓展，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动员并配置资源。 其次，市场通过价格和竞争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找到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 而且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必须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交换关系中，这需要交换关系中的双方彼此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者，为此，这种所有的性质必须由某种力量加以确认，最有效的形式就是法权关系。 由于拥有所有权的个人被假定为“经济人”，因此自利的动机左右着这种“经济人”的行为。 当这些逐利的“经济人”在市场上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会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 他们盘算着自己的利益， 并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但最终却发生了一个并非他们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最大程度地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实现。 这就是说，市场运行借助的价格和竞争机制可以把进入市场的“经济人”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而且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秘密，也是市场被赋予唯一有效配置资源使命的主要根据。 最后， 市场因为在某些方面存在失灵而走向其反面。
如果市场能够不折不扣地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市场唯一配置资源的地位应该是牢固的。 但是，任何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市场机制在自发地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其缺乏效率的另一面，如囚徒困境、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垄断等。 因此，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不再是唯一的，而变成了一种基础性作用。
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确实提高了经济效率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逐步改变了经济发展的逻辑，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一直受较低生产力水平约束， 而存在的供给不足问题发生了一个机制上的转变， 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表现为生产的相对甚至是绝对过剩。 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过去受到的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 这一转变对市场发挥作用带来的变化是仅仅依靠市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顺利运行，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框架必须调整， 市场虽然要继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应该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因为在此基础上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节的作用， 也就是对资源进行再配置，从而形成了资源配置的双层框架。市场作用或资源配置作用的这一演变表明，任何对市场作用的单一方面肯定都无法在一种历史视野中加以证实， 市场的作用随经济发展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表现。 这不仅适用于对市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 也适用于对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市场作用的理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市场作用变迁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市场化取向下逐步推进的。 虽然改革是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保持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因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就变成能否处理好计划与市场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对计划与市场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这个过程体现出市场的作用是逐步嵌入的，从改革的目标来看，市场是要最终取代计划的， 或者说在资源配置方面取代计划。
然而，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这一目标更多的是一个逻辑推理，即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发挥调控市场的功能。 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便成为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目标。 不过，这一目标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也是逐步推进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时的国情决定了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只能是渐进的。 计划经济体制在长达 22 年的运行中，由于决策受“左”倾错误影响导致的失误，以及计划执行中的激励不足，国民经济受到了极大挫折，“大跃进”期间和“文革”时期，我国的经济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穷则思变”的反应。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接受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 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有着很强的信念，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对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难以接受的；在上层建筑方面，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依然显示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并可以继续领导中国的改革；在经济基础方面，人们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尽管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有所期待，但并不清晰，如果这种调整使人们联想到过去的折腾，那么人们宁愿接受较小幅度的调整。 既然在改革时不放弃计划经济体制，那么计划还主导着经济运行，市场只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或边际上发挥作用。 改革之初，我们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时选择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案。 不过，一旦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性被打破， 或者为市场留下一些空间，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局面，即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竞争。 而计划实施的效益边际递减，市场引进的效益边际递增， 决定了这种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即市场的活力会大大高于计划的活力。 不过，这种竞争并不是自然竞争，计划背后的政府会控制市场进入的节奏，因此市场的作用强弱决定于计划退出的程度。
政府在控制计划退出的程度时，一般要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市场化取向改革需要确立的理想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另一方面是发展经济的现实要求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 我国并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历。 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按照自然的演进确立自己的形态，而是作为一个目标需要建构。 这就决定了我们首先会按照主流标准去理解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系。 概括主流的市场经济观点，市场经济被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它属于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借此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简单说来，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机制完全引导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 这虽然在我国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仅仅作为一个目标，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改革的进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人员，都会在改革的设计中把这样的一个目标考虑进去。
当然，这样一个约束具有外生性，它更多地作为一种影响选择的因素，而政府在决定计划退出程度的更根本的约束还是发展经济的现实要求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的现实以及我们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决定了在选择发展方式时会受到“赶超”的影响，因此，即使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也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始路径去发展经济。 “赶超”一定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然要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这又难以避免计划向经济运行的渗透，或者由政府掌握一定的资源并加以配置。 此外，改革引起的利益主体分化和多样化，势必引起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或冲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政府才能算是真正的利益主体，其他任何群体，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属于附从者，因为他们都不能独立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能受政府的支配。 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开放的利益空间允许除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也可以借此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社会的利益主体开始分化，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利益。 这一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和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不会坐视这种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肆意放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种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以使各利益主体间的潜在冲突不至于现实化或扩大化。 政府在受到以上两方面约束的同时，通常在控制计划退出的进程中，形成有些矛盾的两种取向，一是在设计的层面上努力扩大市场的作用范围；二是在运行的层面上又不愿放弃计划的便利性和“有效性”。 如此形成的政府退出计划或市场作用扩大的轨迹是，在对市场认同度越来越高的同时，计划依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进程来看，市场的作用确实是按照改革的节奏不断被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之上。 改革之初，市场只被赋予计划的辅助地位，也就是在计划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来调节不太重要的领域或一些增量的部分。 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对市场认同度提高，再加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边际效益递增，市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一直到市场被确定为在政府引导下对企业具有唯一调节作用的机制。 这样的一种地位，实际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复制。 因为，现代市场经济超越古典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唯一的、也是基础性的作用。 而我们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框架。 这是我国改革进程中，对市场经济理想化追求的集中体现。 而在之后的改革中，我们最终选择了一种更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应该说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概括，确实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一种市场经济，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的理想目标。 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这种概括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全部内容。 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在这一实质性内容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本质性差异，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重要条件，即私有制。 这一个本质性差异，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一定有自己的特点，或者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机制。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决定了市场要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会遇到一个逻辑上的矛盾。 既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制，那么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不应该对自己占有的资源加以调节呢？ 事实上，在整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被认为应该退出的计划在经济运行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难道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吗？ 恐怕不仅仅如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很难避免计划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而且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不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而是在同一层面或微观层面二者发挥作用的关系问题。 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根本上是在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这应该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而市场从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化必须着眼于如何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努力完善市场机制上。
三、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保障
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体制机制上必须深化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改革。 在深化政府改革方面，主要是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介入，以及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在深化市场改革方面，主要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一）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市场能否很好地发挥这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 在理论上如何解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的结合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的结合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在实践上公有制经济的产权明晰困境使得市场调节作用遭遇到严重的惰性。 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关键是明晰产权和对产权的严格保护。 明晰公有制的产权，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而公有制经济的产权明晰问题并不是其所有权缺失，而是公有制经济在进入市场后缺乏一个负责任的主体来推动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经营。 当然，许多人愿意接受一种逻辑的结论，认为私有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体现的只是一种简单化倾向，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应该是找到一种连接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这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应该积极发展混合经济。 因为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公有制经济对市场的反应强度。 而增加公有制经济对市场的反应强度除了构建混合经济这样的实现形式外，还有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体制创新，就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这是改革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政府定价的制度保障。 从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到以管资本为主对国有资产监管，这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管理，意味着国有经济可以采取更灵活的实现形式，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控制不一定采取资产控制的形式，通过资本股权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而且给市场配置资源让出了更大的空间。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并不是要扩张国有资本的控制范围，而是要更加凝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方向。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和改善民生。 如果能够把握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行业和领域，并借助混合所有制经济收缩目前国有经济涉及的领域，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当然，要保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方向，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借助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条件
这其中包含的基本关系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一个难点。 所谓难点，不仅因为我们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要面对衔接好市场的微观调节和政府的宏观干预问题，而且还要摆正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地位。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是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逐步构建起一个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推进的程度都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条件。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掌握着改革的节奏。 这被实践证明是一条稳定而有效的改革道路。 但由此也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给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最终定位；二是如何保证政府把应该交给市场的权力顺利地让渡出去。 就前者而言，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标准，所有物品和劳务都应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 这样一种制度无需政府干预，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然而，现实世界中，还没有一种经济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相反，任何市场经济都会遭受其不完备性的困扰，如过度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都是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 为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么保守，都不会对经济袖手旁观。 现代经济中，政府针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肩负起了许多责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这三项职能。
如此进行的市场与政府职能定位，所遵循的是从市场到政府的逻辑，或者说是市场运行对政府提出了要求。 我国在改革后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用市场替代计划，因此市场与政府职能定位所遵循的是从计划到市场的逻辑，也就是由计划的逐步退出为市场让出发挥作用的空间。 而计划的退出实质上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政府要逐步放弃更多的权力。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定位意味着要放弃许多旧有的权力，这无疑增加了政府职能定位的难度，或者说增加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难度。 就后者来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改革的方向；但要保证改革的这一方向，政府必须不断地向市场让渡权力， 最终为政府科学决策定位。
在宏观上，政府应该执行宏观调控的任务，为此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在微观上，政府应该集中于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具备一个完备的现代市场体系
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市场的开放度。 在市场主体的自由度方面，企业要求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要求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在市场规则的透明度方面，必须使市场主体在进入和退出市场时有明确的预期，在进行市场交易时能保证平等、规范；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方面，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在市场的开放度方面，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的市场上配置资源，而且要打破国内一切阻碍市场交易的垄断、分割。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市场发挥作用的程度是伴随着市场体系的发展逐步提高的。 在市场只是起着补充作用的时期，只有个别的商品市场，能够成为市场主体的只有农村改革后形成的农户和城市形成的个体经济。 而且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并不明显，建立市场规则、形成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扩大市场开放度都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逐渐被确立，市场体系的建设开始加快，更多的经济主体被允许进入市场， 可以进行交易的产品越来越多，生产要素市场也逐步建立，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 因此，这是一个市场以其较高的效率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阶段，也是一个人们在市场中有更大获利的阶段。 市场的作用在这个阶段体现为不断扩张的趋势。 然而，市场体系建设在逐渐为市场的作用奠定基础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 民营企业要进入一些重要领域和行业的限制难以打破； 市场监管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严重滞后；一些重要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决定权还掌握在政府手中； 市场分割特别是城乡市场的分割还很明显。 这些属于市场体系建设难点，已经成为市场作用进一步扩大的严重约束。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遇到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的瓶颈。 如果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改变市场体系不规范、不完全、不统一的现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这三方面体制机制保障有着内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必须使这三方面的改革或建设协调推进。 因此，只有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改革，才能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有力的保障，并且为最终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找到一个重要的支点。
四、结 论
市场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是市场作用演进的唯一逻辑。 从市场作用的历史演进来看，古典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完全责任，即自由市场价格和竞争调节所有资源的配置；现代市场经济则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即因为市场存在失灵，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国家干预的职能。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理想层面上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发挥调控经济职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构架。 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使得国家或政府在资源配置发挥作用又有着现实的根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难以回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比起基础性作用更为现实，也更有意义。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或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有强力保障，从政府的角度看，要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来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基本制度前提和宏观调控保障；从市场的角度看，要使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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