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体现出了经济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且其在经济学的争论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凡是了解经济学的发展规律，都会与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稳定作为经济与政治关联争论点研究，而在整个研究流程中需要将效率、公平作为研究的基本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来看，体现出了经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人类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不仅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以及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开展研究，而且人们对经济的研究目前主要追寻的是“公平与效率要兼顾”，这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核心。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从经济学的历史角度来看，经济学被广泛认可的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中提出的，从1776年开始到1848年约翰·穆勒提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止，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在当时的定义它的名称叫政治经济学。从名称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是正逐渐或立法局研究的学科，有两个深层次的目标：一是给人们提供必要生活资源和充足的收入，二是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最终达到国家和人们共同富裕的目的，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可以理解成讨论国家富裕的财富管理学科。
发展到19世纪，经济学家对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更加注重经济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资源分配效率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也引发了“边际革命”，在方法上很多学者也采用了当时认为最科学的物理学方法和数理分析法，使得经济学研究逐渐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当时也出现了经济科学或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杰文斯和马歇尔就是其中人员，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就明确的表示要放弃政治二字，而马歇尔更是彻底的将政治经济学变为了经济学，正是马歇尔的着作《经济学》的出版使得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主流的研究名词。
(二)经济学重新关注政府
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很多人开始怀疑市场的作用，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他主张通过国家这部强大的机器来纠正市场，填补缺陷，他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才具有一般意义，使得当时的经济学又重新开始关注政府，并由此产生了一项新的经济学理论，即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的人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反对理论提出者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反驳，并逐渐形成了货币学派。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工业国出现了大量失业问题，这一问题使得国家经济出现了滞涨和通膨现象，因此这个现实性的问题正好展示了凯恩斯理论的反对面，这为新古典学派体系建立提供了条件，卢卡斯等人进一步的进行了反凯恩斯革命，并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关于政治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和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之上去对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重新的审视了政治这个主题，这时的政治和曾经的政治有所不同，逐渐涉及到了制度、社会公众等领域，在对国内外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参考文献，加上对西方着名经济学代表作的翻译作品，可以知道目前对新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强调了政治因素在决定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作用已经体现在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之中。
二、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研究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
自从经济学诞生，经济增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和重点，从《国富论》中可以分析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竞争性市场，此后，马克思、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也对经济增长进一步的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在随后的古典经济学中，主要研究的市场竞争性，并提出了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在该时间段，除了熊皮特外，主要研究的是市场静态分析，对动态增长问题基本没有什么研究，虽然拉姆齐在1928年发表了后来认为最佳增长模型的论文，但是该论文中的模型动态分析观点和数理分析方法超越了当时的认知水平，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在凯恩斯理论发表后，多马、哈罗德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动态的扩展，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增长因素，利用生产要素之后代替所产生的函数进行进一步的经济稳定性增长分析，但因为选择的模型太过特殊，其影响力有限，然而他们的研究却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研究，随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为了一个专业的独立领域。自从1956年，索罗针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修订假设，并且独具一格的创建了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此同时，斯旺对增长研究和索罗得到了几乎相似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使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动态化，为增长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说的经济增长和现在的经济增长有所区别，当时的经济增长主要着眼于现实经济增长，即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
在这个时期，如何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研究也在进行，卡斯、库普曼斯等人将曾经拉姆齐提出的最佳增长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证实了最优增长路径可以在社会中实现，最优增长理论的出现为现代经济学动态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理论研究和现实之间并没有很好的联系起来，使得理论研究成果逐渐失去它的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了离开大家视野的情况，到了80年代，罗默、卢卡斯等人开始强调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开始复习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使增长研究成为了热门话题。简单来说，新增长理论主要克服了古都按增长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去研究和讲述了技术进步和持续增长推动的机理，并由此得出内生增长理论。
(二)增长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于政治因素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收入不稳定、政治不稳定、腐败、制度以及明主等方面的影响问题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制度因素被学者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该研究证实了诺斯与托马斯曾经提出的教育、创新、规模、资本积累等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体现。阿西莫格也提出了制度是内生的，由社会集体选择，当有利益冲突，权力是决定主体，并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增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仅针对经济的增长予以关注，而且还针对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增长也有所给予了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国家的对于贫困现象的解决并不是经济增长研究的最主要问题。西方国家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其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而不会存在着不同制度下的增长效率影响。我国政府部门在对经济增长研究中大力提倡包容性增长，其包含的内容首先要包含贫困阶层，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问题，必须在注重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还要对社会问题进行仔细的分析。因此下面将对我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和共性进行讨论。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新型政治经济学的差异表现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新型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差异表现，虽然政治对于经济影响的考虑很多，但是政治因素对于其影响尤其是在政策的决策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次则是我国对于公平经济效益的追求更加显着和迫切。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新型政治经济学的共性表现
1.研究内容上的共性
目前我国针对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以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然后针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政治因素等问题都进行了探究。由于西方国家多以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背景，现代经济学发展追求的是一种理论的普遍适应性。随着增长理论在发达国家之中的应用，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他们发现标准的经济理论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中西方对于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演变总结得出经济学的机构转变问题研究上逐渐对增长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而且还展开了深层次的讨论。
2.数理分析与计量分析的共性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数理分析与计量分析存在着普遍的适用性，虽然经济学的研究上存在着差异性，而且从来就未停止。但是这种争议的背后却是经济学与数学不断融合和发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中很多的理论都是采用数学形式来进行阐述，这就足见其融合性。
正如伽利略所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若经济学中存在着科学，则可以应用数学进行表达，因此在经济学中不应过多的去纠结是否应用了数学，而且应该注重如何贴切的使用了数学。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环境下研究经济学的关键点
1.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
对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实现企业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始终是社会的发展基础，若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则不存在增长的成果包容性。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运行的根本机制，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必须依据市场经济作为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机制，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最为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加强集约增长的同时还要扩大就业。
2.社会公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首先要倡导平等，公正，经济包容性增长要使得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要平等广泛获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穷人，因为他们占据的人数为社会最多。通过建立机会平等使得人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成果的分享，同时对于单纯的经济收入分配相比而言机会平等创造出的经济增长能力属于可持续发展以及参与权利的公平性。
3.包容性经济增长必须发挥出政府部门的职能
政府部门对于经济的干预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之下，政府部门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施行包容性经济增长，政府部门在创新技术、改变增长方式以及提升国民的经济水平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目前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形成的是一种多级政府体制，中央政府部门对发展目标与激励机制设定的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学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此之间存在着包容性增长。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很多的新视角、新方法被用于描述审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择取不一样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从深层次的达到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问题研究。将包容性增长放到整个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正适合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在中国式经济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探讨时下中国和谐发展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关联，特别是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和效率关联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范轶琳.产业集群背景下中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内在机理研究[D].浙江大学,2014.
[2]白云龙.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D].南开大学,2013.
[3]杨玉珍.后发区域的路径选择:非均衡突破抑或包容性增长[J].改革,2012(03):78-83.
[4]薛友丽.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学思考[D].山东师范大学,2012.
[5]叶琪.基于包容性发展视阈的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6]宋娟.由城镇化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13(10):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