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争成为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争鸣问题和理论难点问题。由于我们只是从某个层面在谈价值观是普适的或是特殊的，没有遵循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的考察，从而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得出合理结论。鉴于对这一学术问题在当前理论界的相对混乱局面，我们打算深入马克思考察现代社会的文本——— 《资本论》中进行文本学解读，并按照马克思分析考察现代社会的主要研究方法思维抽象法对这一问题展开学术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 “抽象力”这一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展开剖析，先通过思维抽象找到了经济的理想状态，然后逐次加入现实 “中介”，使得经济由理想状态运动到现实状态。马克思认为分析价值观问题应该进入经济层面。在马克思通过 “思维抽象与思维具体”研究方法 “抽象”到的经济的理想状态对应于价值观的理想状态———普适价值观; “具体化”出来的经济现实状态对应于价值观的现实状态———特殊价值观。下面我们一起按照马克思对经济的分析路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观运动规律，以解决价值观普适性与特殊性这一焦点性争议问题。
一、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 经济理想状态的普适性价值观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谈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 “抽象力”是 《资本论》的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现实的抽象，剔除非本质的有差异的表象，从而发现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实体”。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抽象的对象呢? 对于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马克思用 “庞大的商品堆积”来概括，“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从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二段，马克思开始对商品这一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抽象。直观看来，“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因而马克思从纯粹的物质规定的层面进行抽象，此时商品根本性的规定就是 “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抽象到这一步，出现了商品属性、人的需要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那么，需要的性质算不算根本性的东西呢? 马克思认为 “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所以它也被抽象掉了。并且 “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所以，商品怎样满足人的需要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接着他谈到，发现物的质和量 “是历史的事情”，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事情，其也被 “舍象”了。在去除这些 “与问题无关”的规定后，马克思找到了 “物的有用性”，即 “物的使用价值”。
通过对商品的初步抽象，马克思达到了内含在商品中的第一个层次的本质———使用价值，并认为使用价值是 “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在这个层次上，商品间的交换就是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转移。但是，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而交换遵循等价原则，因此，它不能成为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所以，必须存在一个不同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规定，作为一个共同的基础使得商品的交换能够顺利进行。所以，马克思下一步的抽象是为了找到这个共同的东西。因为在初步抽象中只达到商品 “有用性”的层次，作为 “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寻找交换的共同基础必须抽象掉构成使用价值的物质的差异性。所以，马克思认为，如果对 “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
进行抽象，“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
在去除“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亦即 “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后，商品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从而商品 “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在完成这些理论任务后，马克思从商品中挖掘出了 “相同的人类劳动”，也就是抽象劳动。接着马克思开始考察 “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这里所谓的 “剩下来的东西”，就是 “价值”。
所以，通过对商品的抽象后，马克思达到了 “价值”的层次。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没有重视马克思在 《资本论》开篇的这一极富智力含量的抽象 “游戏”，没有领悟马克思的理论深意，从而很容易造成将不同层次、不同抽象程度的问题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 《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如果我们仅从结论的角度去看待 “使用价值”与 “价值”，而未与马克思 “一起运思”，难免将陷入教条的怪圈。更重要的是，只是表面地将 《资本论》认定为经济学著作，从而人为地遮蔽了 《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关怀。
马克思发现了价值这一经济的本质状态，并提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抽象劳动，即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所以，其他非劳动要素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拿走的部分都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资本、土地，甚至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拿走一部分价值是天经地义的，不然要素所有者就没有必要拿出要素参与生产了。所以，不了解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用经验的具体问题来 “反对”超验的抽象问题。马克思经过思维抽象发现抽象劳动这一过程，从逻辑上说属于逐渐舍弃有差别的现象层面而直达绝对的事物本质，从历史上说体现了人类历史进入人类共同体的终极发展阶段。马克思所抽象出的这个理想状态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各种要素归劳动者所有，因而并不存在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劳动者既是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所有者，又懂技术、懂管理。在对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抽象后，社会分工失去了历史基础，从而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差别，每个人将向着全面发展迈进，此时历史与逻辑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终极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全面的人，人不因占有要素的不同被具体化为劳动者、资本家、地主、技术人员、管理者等具体社会阶层，各个阶级的独特利益、独特价值观的被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所超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谈到了普适价值观。但是，这一理想状态无法进入现代人 “实在感”强烈的思维体系，学界也并未从马克思的抽象运思中领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一直不能理解现实与理想的辨证统一的关系。由上文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的 “普适价值”并非迎合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在去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表征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演进目标。
所以，《资本论》中的抽象并非单纯的思辨方法，它代表了人类现实运动的方向。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 “抽象”是一种按照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所进行的分析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理想经济状态是现实经济状态为之运动的方向。在逻辑与历史、理想与现实的交替中，现实经济状态通过从经济上逐渐消灭各要素所有者对劳动的剥夺，从价值观上逐渐消灭其差异性向理想经济状态演进，从而彰显价值观的普适性的过程。
二、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经济现实状态的特殊性价值观
通过对财富的表现形式———商品的抽象，马克思找到了价值这一财富的最高抽象状态，同时也找到了人类现实状态的运动方向以及理想状态。正如前文的分析，这一理想状态的前提是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都归劳动者所有。但这样的概念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运动，所以马克思通过加入一系列的现实中介，使得 “价值”由理想状态向现实状态运动，正如恩格斯在 《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谈到: “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规律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这一思维运动过程体现在从 《资本论》第一卷货币章一直到第三卷结束的整部著述之中。
“价值”这一思维抽象经过现实层面商品 “交换频繁”这一中介之后，某种特别的商品的价值就固定下来成为一般等价物，从而将价值具体化到某一种商品上。经过市场交易的逐次选择后，金银就充当 “第三物”的角色，成为货币。在现实层面中，随着商品交换次数的增多，交易的速度加快，又出现了信用卡、网上银行、礼品券等 “非实体”货币。价值形式规定的扩展以及信用制度的产生，又衍生出股票、债券等 “价值符号”。紧接着在 “生产资料产权私有”的基础上，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一部分人占有劳动。生产资料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获得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劳动作用于生产要素创造了价值，但却只获得可怜的生存所用的部分，其余部分则被资本所有者拿走。所以，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亦即无偿占有价值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出资本和劳动两个利益阶层。
在更加具体的价值流动层面上，马克思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表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在论述相对价值生产的时候，马克思引入对分工和大机器的研究，其实是引入管理和技术两种生产要素中介。这进一步造成生产关系上劳动者、资本家、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对立关系，由此构成了 《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第二卷展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篇中，当资本阶层内部分工之后，资本这一一般形态进一步具体化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
在出现劳动时间由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后，资本不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之后讨论的重点转向资本主导下的价值流通速度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家加快流通速度的研究考察了资本家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对剩余价值的剥夺的次数问题，进一步考察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
如果说，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思维抽象，那么第三卷就是前两卷的思维具体。其中第三卷的第一、二、三篇是第一卷的思维具体，第四、五篇是第二卷的思维具体。第一篇，当我们的思路进入现实层面时，马克思直接引用现实层面的一个经济术语———成本价格。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相应地具体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具体化为利润率。
第二篇，现实层面中不是只有一类商品，而是丰富的商品世界。各类商品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积累使得不同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由此，利润进一步具体化为平均利润。
此时，一个工厂内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在社会层面呈现为整体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利益与缩短劳动时间的劳动利益的对立。第四篇对第二卷中的资本形态 (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进行具体化研究，第二卷中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出现资本的专业化分工之后，其具体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第五篇专门谈论当出现一个专门的追求生息资本阶层，平均利润就进一步具象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此时，资本阶层进一步分化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三个利益集团。第六篇引入 “土地私有”这一中介，创造的价值在资本、土地、劳动三个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使得整个社会分为三大对立的利益阶层———资本家、地主、劳动者。
由于人类当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远没有达到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水平。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需要进行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产权私有，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而我们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学分工就是把人分为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尽管社会分工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效率，但是差异性使得要素所有者各自独立，因而人与人之间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对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理想层面开始，每加入一个现实中介就分化出一个独立的要素所有者，进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从而构成了的现代社会的真实景观。
从逻辑上说，向理想经济层面加入中介，使其具体化，就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阶层，从而出现各利益阶层的特殊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说，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每一次分工都产生出一个利益主体，同时会产生出一个特殊的价值观。马克思对 《资本论》的研究本来有六卷计划，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是由于其去世而不能全部完成，所以他没有完成对资本的国际运动的研究以及对价值全球化运动的经济批判工作。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价值在全球化这一中介的作用下，一国范围内的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对立关系。发达国家凭借比较优势占有资本、技术、管理等优势要素，从而拿走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加工制造，凭借弱势要素分得较少的价值。逐渐地，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但分割的利益最少，所以其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就此而言，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得发展为代价的。这也使得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对立关系。因此，从现实性的角度看，在一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存在利益特殊性也就存在价值观特殊性。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地位产生的强势话语权对符合其特殊利益的价值观进行的普适化并不能够使其真正具有普适内涵，所以，现实中通行的 “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披着普适价值观外壳的特殊价值观。
三、理性与价值的统一: 价值观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保持张力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价值观的普适性只存在于经济的理想层面。在现实层面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回避利益差别，因而不同人、群体、国家之间的价值观是有其特殊性的。那么，研究到这里，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价值观普适性和价值观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改变”与 “环境的改变”要统一于 “革命的实践”。
这体现了马克思分析 “理想与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理性与价值统一方法论”。马克思这一方法论生成于其实践哲学革命中，并很好地在 《资本论》中进行了展现。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是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逐渐生成的。
马克思哲学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展开批判。他认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旧唯物主义只从客体的形式，只从 “环境的改变”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唯心主义却只从主体的形式，从 “人的自我改变”的角度，来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也就是只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把握对象。所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抓住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不能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改变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时的 “偏执”，追求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从而在 “革命的实践”
这一环境与人的双重维度中完成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全面把握。
“实践”的 “人的自我改变”———主体方面和 “环境的改变”———客体方面，构成了实践的两个尺度，因而实践哲学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视角。实践的客体维度反映的是环境被改变，也就是财富创造的情况; 而主体维度反映的是人的自我改变，也就是人的发展的情况。从环境被改变、财富被创造的角度看，主体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外部世界，这样的实践是合规律性的，可以称其为实践的理性尺度; 从人的自我改变、人的发展的角度看，被改造的外部世界应符合人的发展需求，切实使得人得到发展，可以称其为实践的价值尺度。
如果主体改造的客体的活动不符合人的发展的需求，或者没有用于人的真正的提高，这样的实践缺乏价值规范而成为纯粹的物质改造。而为了人的发展的需求不尊重客观规律将使人类生活缺乏理性规律的指导而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在思考和评价社会发展问题时，要在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实践哲学这一发展观的萌芽，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发展观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并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完成了对理性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方法论的阐释，这一方法论最终进入到其对现代社会进行细微考察的 《资本论》中。在马克思分析问题的这两个尺度中，理性尺度是物的尺度，价值尺度是人的尺度。从人的尺度，马克思抽象出了商品的价值的概念，按照这一理想模式，每个人同时又是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所有者。哲学话语就是说每个人是全面发展的人，不存在人对人的剥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价值观的差别，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照是人类共同体的普适价值观。从物的尺度，马克思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征，认为其是价值的物质担当者，是商品的物质形式，从这个角度，我们主要思考 “环境的改变”问题，就是如何使得自然界这一环境对象化，从而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为我之物，在其现实层面也就是商品。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就是如何最佳配置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分工，一种要素专属于一种人，然后按照市场进行配置，能够物尽其用，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量，也就是更好地改变环境。如此更好地改变环境，就存在分工，就存在利益差别，就存在价值观的特殊性问题。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矛盾的，只关注理想，不关注现实，其只是一种空想，同时只关注现实，而不关心理想，将使人沦为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认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也就是要保持使用价值运动与价值运动之间的平衡，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平衡。就是在效率不足时，我们应该注重分工，进而提高财富总量，不应该过多地区分各种利益阶层的特殊价值观，应该注重价值观的普适性; 当存在公平不足的时候，要强调差别，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强调价值观的特殊性，只有如此才能使得绝大部分人都得到发展。在这一对立统一的动态的辩证运动中，使得人类进入这样的状态: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根据经济发展现实，价值观普适性和特殊性是交替引领，从而牵引人类向美好状态演进。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在价值观普适性和特殊性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只有在这种张力中，才能既保住我们的特别利益，使我们不至于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同时又能跟发达国家保持合作关系，不至于存在过分的国家利己主义倾向。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能保持价值观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只注重价值观的普适性不注重价值观的特殊性，我们称之为价值观普适主义; 只注重价值观特殊性，不注重价值观普适性，我们称之为价值观特殊主义。
这两种倾向当前都存在着，并都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