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文系的说法，《资本论》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比《红楼梦》更宏大，胡适曾经批评《红楼梦》尽管写得很精彩，但是却没结构，平心而论，曹雪芹何来胡适那样的功利之心呢？曹雪芹并不是要教诲人们什么，他只是要向读者展示他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而已。《资本论》也是这样，马克思的真理就深深融化在他的哲学—经济学叙述中，且只有通过如此独特的叙述方式才能展示出来。在没有文学修养的人那里，《红楼梦》是不忍卒读的，而对没有哲学—经济学修养的人来说，《资本论》自然也不忍卒读，它无非等同于几个干瘪的教条而已。
《资本论》的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第三卷讲信用与虚拟经济。资本生产的场所是工厂，资本流通的场所是市场，信用发生的场所是金融机构，只有这里才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大脑”。
但《资本论》确实太长了，因此很少有人能够耐着性子看到最重要的第三卷，实际上，大家往往就把第一卷当成了《资本论》的全部。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 25 章的题目是“信用和虚拟资本”。这一章并不长，因为它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不过它体现的却是《资本论》最核心的东西———“信用与虚拟经济”支配着资本的生产与流通，马克思认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基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信用货币(票据)的流通作为基础的，信用的实质就是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互为债权人和债务人这种关系的成立，换言之，所谓信用，就是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互相预付”。这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
信用凭证支配着流通，因此，资本主义流通就不表现为具体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而表现为债务的流通，这种虚拟的货币（即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凭证）就是汇票。
到了这里，马克思才明确地回答了《资本论》的主题。
《资本论》要回答的是：资本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基础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什么。
中国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怀有敬畏之心，读马克思的书往往是战战兢兢地读，被上面号召着、逼着读，谁也不敢也不会倒着读《资本论》———从第三卷往前读，而那种完成任务的读法恰恰把最重要的东西———“信用和虚拟经济”这一部分给丢掉了。
那种“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完全全地写在了他的着作里”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尽管《资本论》深刻地显示着马克思复杂的思想脉络，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论》对马克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开头”。
万事开头难。马克思有充分的耐心通过浩繁的写作逐步展开他的思索，他的耐心和毅力是惊人的，这种耐心和毅力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对自己思想、知识、精力和时间的自信。但是，贫困、流亡、激情和创世纪般的工作却以泰山压顶般的速度摧毁了他的健康，《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在他的办公桌前逝世了，此前竟毫无预兆，他本来是准备稍憩片刻就继续精神抖擞地继续工作的，但是，却永远地睡着了。
恩格斯痛彻心扉地说：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不是什么，而是“巨大的空白”。
“这个伟人的逝世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被人们所感受到。”
阅读马克思，无非就是从马克思留下的巨大空白出发开始思考。
《资本论》的第一卷是从商品的“价值”开始思考的。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的回答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劳动时间”。马克思对这个说法恰恰非常不满，他认为，这种回答只是把“劳动”量化了，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劳动”，或者说，它只把“价值实体”（劳动）等同于“价值量”（一般劳动时间），从而把一个哲学问题数学化了，并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回避了那个哲学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是什么呢？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只不过是把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价值”问题）数量化了，作为经济学家，他们恰恰没有用经济的方式思考“价值”的问题，而只是采用数学的方法代替经济学的方法。
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弊端，今天依旧是经济学的弊端：经济学家面临的困境并不在于他们的数学工具不够，而在于他们总是以为可以用数学来代替思想。
马克思说：把抽象的价值问题数量化———这是 18世纪以来的欧洲知识界在哲学和宗教面临困境时，所采用的想象性的应对办法。尽管这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确实标志着人类自此由宗教的时代迈向了自然哲学的时代、科学的时代，但是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把抽象的价值货币化，这却是从自然经济向信用经济迈出的一大步，这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非凡的一跃。
在商品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销售者之间出现的那种“互相预付”的交往方式，标志着“信用”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当这种交往方式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时，一切都改变了。
生产经营者之间“互相预付”的交往方式推动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对“预付的流通工具”的经营则催生了一个独立的金融家集团，当后者为前者服务时，商品经济就会健康发展，当后者完全脱离后者，靠发明和经营“预付的流通工具”而自顾发财时，就会发生金融危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经济危机”。
比如说，通用电气公司早已经不必生产电器了，因为它的信用评级很高，便可以从银行以极低利率贷款，然后再把钱以高利率贷给信用评级低的企业。从这点来说，离开生产环节而直接赚钱，这固然是狂想，然而这却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
当资本主义经济完全脱离了生产和商品生产，并与生产和实体经济相对立，它就会堕落成为马克思所谓的“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基础的信用制度”。
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所陷入的困境，以及遍布世界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
与《国富论》的天真叙述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用经济学的语言叙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这种被称为哲学—经济学的方法是除了马克思之外，任何人都难以模仿的方法，即使恩格斯、列宁和希法亭，他们也并不能像马克思那样驾轻就熟地用一门学问的语言叙述另外一门学问。只有毛泽东也许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擅长用战争和政治的语言叙述哲学的问题，而且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他更有意识地追溯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方法。
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思考了将抽象的“价值”货币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发现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相预付”的交往方式，揭示了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绝不是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单地综合起来。马克思的方法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在他“之前”和“之后”，哲学家们并不能像他那样驾轻就熟地对抽象的价值做出经济化、货币化思考，而经济学家则总是像斯密一样，并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不能回答为什么资本是抽象的、虚拟的。因此，他们没有能力揭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知道这种联系就是作为信用而存在的资本。
要看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我们还是要重温马克思思想。
但是，要读懂马克思思想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