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文章，因为国内曾经甚至现在还对是否有普世价值或普世制度一直有比较激烈的争论。当古巴决定裁减几乎 1/5的国有部门之百万员工并同步开放民营经济、朝鲜也多少允许一点自由市场和私人汽车时，这样的写作冲动就更为强烈。
先看看现实吧。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以法规或政策的方式反对搞市场经济了。公认的几个反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古巴、越南等也许在宪法上还没有明确，但法规或政策层面已经在大力或悄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再比如，最为反对市场经济的朝鲜，笔者看到的资料是：由于平壤市民的特别待遇难以为继，平壤调整行政区划，面积缩小一半，市民减少 50 万；目前朝鲜已基本废除配给制，只有金贵的平壤新市民 200 多万与 120 万军人维持配给制，其它两千多万人只能靠市场（《参考消息》2011 年2 月 16 日 3 版）；根据金正恩于2012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朝鲜式的新经济管理体制确立》，从 2012 年秋天开始，朝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已经改为把收成的 70%缴纳给政府，剩余的 30% 可以交给合作农场或农民自己；目前的朝鲜虽然多变，甚至回退，但私人经济、私人汽车等市场经济的事实上的发展和一定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参考消息网 2012 年 8 月 11 日）。
至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深入民心，1993 年的宪法修改已经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条款列入其中。从经济结构看，一个国家只要向市场性、市场化方向改革，其结果必然就是国有经济比重大幅下降，至少下降一半。笔者完全可以断定 : 世界各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应该而且必须是市场经济。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应该是多样的，有市场经济也应有非市场经济，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制度。笔者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特殊时期、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非市场经济制度，但从长期看从基本面看，市场经济是唯一的不二选择，是普世的。为什么？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内涵决定的。下面一一道来。
首先，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自由经济。人类社会本来就应该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是 160多年之前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过的关于自由的观点。当然这也并非马克思的专利。几千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是一部追求自由总量不断增加的历史。但同时，人类追求自由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因为这是一场既得利益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在利益上的博弈。从历史上来看，一千余年的欧洲中世纪，被叫做黑暗的中世纪，多数人是没有自由的，异端者是要被绞死的。后来的最近五百年，经过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各种各样的斗争，才最后取得民主的和自由的胜利，这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付出成本的过程。在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有色人种还没有选举权，90 多年前的女性还没有选举权，50 年前的马丁·路德·金还说，我有一个梦想，一个种族平等的梦想。但是现在，有色人种和女性都有选举权了，甚至有色人种都已经成为总统了，并且还是连任总统，这就是自由或来自自由的平等，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已经高质量的实现了。
亚洲地区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 ? 森所以得奖就是由于他深入地研究了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主程度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的程度成正方向关系，而且他还研究只要自由民主达到一定的程度以上就不会发生粮食饥荒这样的灾难，即使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事实和理论都充分说明了自由的重要程度。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渴望自由。
关于自由和民主、解放的关系。自由与民主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描述，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民主侧重于宏观或社会，自由侧重于微观或个体。类似于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其实也就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描述，只是观察角度的不同。市场经济侧重于社会或宏观，自由经济侧重于个体或微观。因此，市场经济实质也是民主经济。
至于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些时期不直接把市场经济叫做民主经济或自由经济，这里不做分析了。此处再说说自由与解放的关系。与解放一词比较，解放是手段，自由是目的。
把一个人解了、放了，不就是自由吗？在反映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故事片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当解放军夺取一座城市的政权后，常常握着老百姓的手说，你们自由了。所以，自由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自由。从这个角度说，解放军也许更名为自由军更为确切；解放思想更名为自由思想更为确切。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正是此理也。可惜。现在的人们似乎很少谈自由，应该不是自由太丰富而不需要谈论，而是自由很受限，谈自由都有限制。比如，匪夷所思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在 30 多年以前的 30 来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本身的自由被逐步限制，基本扼制了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中的每个人在相关的行政框架下被强制规范成一模一样的个体，并且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因而在这基础之上的整个经济当然也就没有活力，更缺乏发展的动力。看看 1978 年安徽小岗村的 18 户村民所签订的协议，其本质就是为了自由，自由是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原因，从表层看从直接角度说是因为穷，但从根本上说，从主动和积极的角度去解释，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自由，都要做社会的主人。所以，在不穷以后、小康以后当然也还继续需要自由，自由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极其短暂，在短暂有限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把有限生命充分发挥出来，当一个体制不允许自由从而不允许个体充分发挥体力和智力的时候，这对于个体来说是最大的痛苦，而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是滞后甚至落后。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此理也。
当然，只要存在国家，也许永远必须和应该存在国家，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是有国界的，这里的市场或自由就是全国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
其次，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
市场经济本来就应该是交换经济。交换是分工的起因，而分工又可以充分发挥原本不同的人所存在的不同特长，每个人都扬长避短就使得社会的整体生产能力得到尽可能的提高。经济学鼻祖亚当 ? 斯密曾经在开山之作《国富论》中指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是一种人类的本能。举例来说，一个人有 100 个苹果，另一个人有100个桃子，如果不进行交换，它们在每一个人的手中就仅仅是物质而不一定是财富。当一个人只能或只需要吃掉 50 个苹果或者 50 个桃子的时候，另外剩余的 50 个水果就可能被浪费、被腐烂、甚至会给他带来负的效用。但是如果使用剩余的 50 个苹果和 50 个桃子进行交换，那么两个人各自就可以吃到不同的 50 个水果，这样他们的各自效用或舒服程度就都可以提高了，社会总体效用也就得到了提高。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物质不等于财富，但交换可以使物质变为财富，也就是交换创造了财富。正如学者茅于轼老先生所说，交换创造财富、交换创造价值。也可以说民谚“要想富先修路”是有大道理的，没有这样的路所创造的交换，物质与非物质就无法成为财富，也就不能完成马克思所讲的“惊险的一跳”。一个社会只要有交换，就一定有分工，就一定能带来效率，有效率就一定能带来效益，带来丰富多彩。这样，经济就能建立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之上，分工越来越细，产出的品种与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需求和新的需求不断被满足、被创造。交换和分工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整体的不断最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也许有人认为非交换的奉献很好，可惜它不可持续，不可能做到公平，更不可能做到有效，交换关系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形式，是目前已知的其他关系所不可替代的。
其实，换个角度，交换关系就是互补关系，相对于权力关系的强制分配或平均主义的强制统一，是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是自由的、民主的、可持续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自愿的，都是交换关系。爱情关系就是交换关系，男女之间在交换“爱”；朋友之间往来，比如吃喝、送礼，其实就是不用现金的交换关系，包括现在的送卡也是一样的，又比如交谈，其实也是交换，是信息的交换，显然，这样的社会交换关系是平衡的、均衡的、守恒的，是互利的，是公平的，只是我们不愿意用交换这个词，似乎说交换就是低俗，总是用一些其他的词来替换，比如交流、交心、交情、交杯、交道、交付、交割、交互、交好、交欢、交际、交配、交融、交往、交恶、交谊、交易、交账等等。
特别的，非物质产品，比如各种信息产品、思想等，交换之后谁都没有失去什么，交换之后各自只有信息的增加，如此，何乐而不为？
再次，市场经济就是分散经济。
关于投资或经济，民谚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相对于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恰恰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分散经济或分权经济，是人人做主的经济。过去我们的计划经济是集中经济、集权经济，相当于全国所有的人都坐在一条船上，基本上相当于泰坦尼克号，只听一个人的，风险巨大。如果实行市场经济，大家就不会也不可能不需要都在一条船上，而是在千万条船上，可谓千船竞发，就算这个时候有一两条船翻了，根本不影响整个宏观局势。
所以创造利润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分解风险分散风险，只要分解了风险，利润就自然得到了。所以一定要分散，分散创造价值。集中或从众，其实这是最大的风险。17 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全民投机、18 世纪英国的南海股票全民炒作、20 世纪日本的房地产全民炒作、21 世纪 2007 年中国的股市炒作等，全民为之必然共振，如此岂能没有危险？
可惜，今日之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不分散，笔者很沉重、很纠结。举例来说。北京每年 3 月开人大与政协两会，大家知道中国有将近 3 千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团里最大的代表团是解放军代表团，占整个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7% 以上，大概有 200 多人。在这200 多个人大代表里面，许多都是将军，几乎所有的军委委员和大军区司令全部是全国人大代表。想一想，在公开的时间、公开的地点把那么多的将军同时集中在北京（京西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开会，这不是很危险吗？这不是违反了最基本的孙子兵法吗？这难道不是对军事秘密的最大挑战吗？本来，军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秘密行动，怎么能让这么多的上将中将同时在公开的时间集中于公开的地点呢？在随时可能有恐怖发生的条件下，把军队的人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这实际上是对军人生命的极度不尊重，这是对军队代表生命的最大威胁。
军人特别是军官绝不可以公开行动，更不可以公开统一行动。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召开任何公开会议，根本不能所有常委或所有主官全都出席，因为一旦有恐怖事件，则全部高层领导能幸免吗？看看世界吧。比如，美国。其最重要的会议或之一就是总统就职典礼，按理说，所有高官都应该参加，但美国的规则是国防部长决不参加。
在法治国家，从来就没有领导集体全部出席什么公开会议，这就是为了安全，为了以防万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分散之精髓。类似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分散的，企业的外销和内销有一个比较恰当的比例，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怎么可能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很多、行业很多、市场很多、城市很多，一切都很多，也就是很丰富很分散，或者不断有创新带来的分散或广大的蓝海，还会有多大风险呢？还能有多大风险呢？没有最好，但有更好。相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怎能没有风险？没有最坏，但有更坏。市场经济内涵如此，市场经济怎能不是普世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