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学界共识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一是以马克思经典范式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基于唯物辩证法科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基本原理;二是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以西方经济学方法、成果为借鉴,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范式。”
这三条原则既从哲学基础、问题导向和方法借鉴三个方面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概括,也为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建构要求。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性应该源自理论范式的自洽性
马克思曾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理论的彻底性不仅要求自身能够反映事物的根本即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过程,而且也要求与这个历史过程相统一的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性。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的理论范式,并以此为坐标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则不难发现,这一哲学基础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方式正在面临考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在不同层次上都存在着范式冲突。
1. 生产关系的四环节模式
这种模式是“按照马克思 《资本论》 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
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论、流通论、分配论、消费论在内的理论内容。这种建构模式流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现在依然有很多学者钟情于此,原因在于此模式与 《资本论》 的研究范式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使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体例上保持了一致。但这种体例上的一致只意味着在生产关系四环节这一简单结构框架上实现了统一,因为从 《资本论》 或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来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框架,而是从社会矛盾入手,以商品为起点,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到分配,建构了一个辩证也是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架构。其实,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逻辑结构上的差异,早在苏联教科书范本时期就已经固化下来。
2.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模式
这种模式将政治经济学扎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尝试解读经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就是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目的和手段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决定了这一模式的各种表现形式都具有相似的面貌。如果对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难发现这一通行模式的研究体系和问题域与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从历史过程来看,都包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部分;在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研究上,除了时代性和国别差异外,也都包含了所有制、分配制度、世界社会主义等基本内容。从体系结构来看,这一模式没有根本性地跳出苏联教科书范本的框架,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部分在逻辑架构上缺乏连贯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当然,这种模式的优点也是必须肯定的。
3. 西方范式借鉴模式
这一模式在宏观调控、体制运行、微观分析等多个层面上广泛借鉴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因此以西方范式借鉴模式定位这一通行模式的方法论特征应该也是合理的。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利于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也使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突破。但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借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也出现了自身的整合困难。从整体上来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部分之间在逻辑架构上的差异更加明显。首先,在苏联教科书时期固化下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部分逻辑架构上的二元性特征没有得到改观。其次,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部,研究方法的条理性又有所降低。因为在原苏联教科书的架构内,社会主义部分以 《资本论》 所开创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这一方法论体系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联系紧密,虽然存在着理论体例上的跳跃性,但是基于批判与建设的理论差异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体系的补充作用,因此也构成了一个较易为人接受的逻辑体系。但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借鉴,不仅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等理论基础上产生冲突,而且更进一步带来了不同部分在理论范式上的整体性碰撞。
二、一个例证:在乡城劳动力流动制度研究中的范式冲突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主流经济学个体主义范式之间的冲突是诸多范式冲突中的焦点。从这两种范式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来看,两种范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转型经济理论中,蕴含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辩证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将个体主义方法完全排除在外 (比如,刘国光 1979;苏星 1983),但从解读市场运行起步,作为一种新古典的方法论倾向,个体主义就开始以非形式化的方式夹杂在转型理论中 (比如,林毅夫 1995;樊纲 1996)。几乎在同一时期,在新制度经济学逐步成熟并引入中国之后,个体主义方法借助新的理论形式迅速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分析方法 (比如,林毅夫 1992;杨瑞龙 1998;黄少安 1999;周其仁 2004)。而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研究来看,无论是悲观的“产权陷井” (Jeffrey Sachs1994),还是较为客观的部门困境分析 (Martin Raiser1995;尼古拉斯.R.拉迪 1999),或是更为积极的对政府干预的经验总结 (斯蒂格利茨 1998、1999、2010),以及建设性地提供一个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 (青木昌彦 1994、2010),虽然源自于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都体现了鲜明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研究中的削弱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转型经济理论的欠缺,使转型过程中出现“大量应用性或对策性的经济研究在理论基础选择上的混乱” (林岗等 2000)。从具体制度变迁来看,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尽管卷帙浩繁,但整体上是应用个体主义方法并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内。而从坚持马克思整体主义方法进行的理论分析来看,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乡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说明乡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杨思远 2005),从劳动力所有权出发分析农民工的权利实现问题 (孙晓军 2005),这些研究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和有益尝试,但制度分析与体制运行的脱节现象还是十分明显,即对农村劳动力权利实现的基础理论分析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在具体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中又容易重新回到个体主义方法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而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的有益借鉴,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时的理论脱节,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往往都被吸收到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部,在增进政治经济学解释能力的同时,也加重了体系自身的范式冲突。
三、范式综合的前提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位
从产生的原因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的范式冲突产生的首要原因就是理论定位的模糊。对政治经济学性质的理论定位,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定位为自己划定了理论范式比较和选择的范围,也确定了进行范式综合的可能形式。当然,这样的定位还是比较笼统的,所以进一步的理论定位也成为政治经济学范式综合的必然选择。
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位,目前的工作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从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部建构出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定理论边界。在这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从核心命题出发划定理论边界,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一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二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三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四是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五是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
也有学者从前提假设出发,提出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研究的开创性工作。”为政治经济学设定了分析的路径。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学科划分的角度从外部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位,这样的理论定位有三种不同的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经济学学科划分的视角定位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中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都使用理论经济学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政治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当作同义语,这只能说是狭义的理论经济学。广义的理论经济学除政治经济学外,还应包括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所以,政治经济学不等于理论经济学, 更不等于经济学, 因此,不能把理论经济学的任务,特别是整个经济学的任务,都压到政治经济学身上。”
第二种视角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视角定位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来说,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是无产阶级制定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是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也是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早有过深刻的表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恩格斯说过: 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第三种视角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并进一步定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语,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种认识的危害性表现在:人为地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应用学科之间的逻辑联系,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对应用经济学科的指导性”,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在内的完善学科体系。”
政治经济学分科的三种不同视角事实上为政治经济的范式综合提供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理论要求。其中,第三种视角可以视为前两种视角的综合,这种观点切合篇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遵守的三个基本原则,以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界共识,以分层方法规定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综合的限度。这种视角的综合性特点保留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综合的弹性,因为理论分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在区别与联系中使政治经济学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 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
[2]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中央编译局,2009.
[3]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创新[J]. 教学与研究,2007(11).
[4]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J]. 当代经济研究,2000(6).
[6] 程恩富.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假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07(2).
[7] 洪远鹏.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维[J]. 探索与争鸣,2010(2).
[8] 列宁.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8.
[9]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