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孕育于破解现实问题需求，发展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依据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矛盾、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批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消论”，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物质技术基础、公有制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夯实物质技术基础、发展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构筑新发展格局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列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价值;
Abstract： Lenin'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s bred in the need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and developed in the summary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Lenin refuted the “theory of abolish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apitalism,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proletariat,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oviet reg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These thoughts of Lenin have important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s of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new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developing high-level market economy,building a dual cycle development system and innovating development methods.
Keyword： Len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value;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为迎接国内外各种严峻挑战和攻克难题做出积极回应和提供理论支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迫切任务。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也遇到了国内外各种风险和危机，但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俄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了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功解决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的各种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回顾学习研究他的贡献，对思考现实矛盾，揭示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列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需求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领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P212）的理念，顺应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现实矛盾需要
19世纪末20纪初，俄国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次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沙皇占统治地位，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矛盾空前复杂。当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也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时俄国社会流行着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有小农生产思想的民粹主义和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永久发展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为批驳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的两种错误言论，列宁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产生，并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但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积累，导致农业部门中“各个农业企业的个体性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P283），工业部门中“大工厂发展得越快，工人的罢工就越频繁，越猛烈，越顽强”[3](P77）。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判断产生这两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4](P330）。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带来的灾难，列宁看到俄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号召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俄国社会矛盾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为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本前提，并为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解决俄国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需要
无产阶级贫困化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动因。无产阶级贫困化是指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在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同时，自身生活水平和资产阶级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扩大，日趋困顿。俄国无产阶级贫困化，一方面源于资本家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大批工人失业，而且竞争加剧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甚至使一部分小业主或中等资本家破产加入了失业大军。在经济危机期间，这种贫困化尤为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俄国社会中存在着只讲经济罢工不讲政治斗争的经济罢工主义者和只讲政治斗争不讲经济罢工的孟什维克派。这两派的言论在社会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列宁依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和资本本质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只有团结，才能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获得更多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单独一个人在资本家的压迫下随时都会被害死”[5](P275）。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进而起来进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他还驳斥了经济罢工主义说和孟什维克派反对经济罢工的言论，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纲领和策略时，必须考虑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始终把解决无产阶级贫困化列入党的奋斗目标之中。列宁对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解决方式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认识，为他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动力。
（三）解决苏维埃俄国巩固新生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新问题的需要
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苏维埃政权为打败国内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了三年卫国战争。对于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派“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6](P166），提出俄国应当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等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批驳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派的言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7](P88）。列宁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相反是这些原理在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反映。他强调，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结论解决了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前提条件。
卫国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为适应现实斗争需要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措施。1919年1月《关于国家收集各生产省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公布与实施，国家强制把农民的所有余粮甚至部分必需口粮收集起来。虽然这在战争和极度贫困下是不可避免的，有其重要历史作用，但是以为这可以将旧的经济直接过渡到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国家生产和分配则是错误的假定。实行余粮收集政策引起了广大农民和部分小生产者的不满。面对实际问题，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以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于1921年完成。这一实践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初步经验，领导苏维埃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做过多次重要报告，并撰写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总的任务》《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伟大的创举》《论粮食税》等重要着作，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认识。
二、列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列宁创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学说，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批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消论”
在苏维埃俄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消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多是过渡时期的结束，政治经济学便终结了。因为只有在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相矛盾的社会中，理论经济学才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将消灭经济的商品形式，由此也将消灭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的矛盾。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资本主义理论，或者一般商品理论。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内容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仅仅在篇章末尾加一点“苏维埃经济理论”。1923年10月，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经济学〉一书的评论》一文尖锐批评了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布哈林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8](P275）的观点，比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倒退了一步。列宁指出，即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经济规律，从而存在政治经济学。因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学。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之后，绝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很快承认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为这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前景。
（二）划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先导。十月革命前，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未来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俄国当时存在着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这决定了俄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存在着过渡时期。为此，列宁提出：“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9](P265）在论证过渡时期同时，列宁进一步思考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1918年3月，列宁首次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俄国过渡期结束后，经济状况决定了俄国不可能立即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首先进入到新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提出，在剥夺地主资本后俄国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920年4—5月间，列宁把未来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从表面来看，这三个阶段是为共产主义划分的，但是从他前期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大体是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列宁还强调，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创造性地使用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形式”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等范畴，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性思想。
（三）分析社会主义需要物质技术基础
物质技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以及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做出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思想。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10](P202）。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政权把银行、铁路和大工业迅速国有化，掌握了俄国最先进的生产力后，觉察到旧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滞后，小生产占有很大比重，难以承担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任。几经思考，他创造性地提出电气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思想。第一，确定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是电气化。列宁根据世界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当时代表先进科学技术的电气化，把电气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他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1](P30）的着名公式，而且还确定把发展大机器工业，以及在电气化基础上实现生产技术革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第二，阐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重大意义。列宁认为，要战胜经济落后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新生政权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放到首要地位。“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9](P20），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物质技术基础。他认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不仅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第三，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有效途径。列宁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有效途径在于：一是要重点发展重工业；二是恢复、改善和发展交通运输业；三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大机器装备农业；四是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
列宁在实践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思想，并阐明了物质技术基础思想的内容、重要性和实现的具体路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里程碑。这一思想不仅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而且对后人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四）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不同形式
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思考的重大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指出，俄国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途径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3](P81）。此时，他第一次把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称为全民所有制，并把这种所有制形式视为国家所有制。十月革命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占优势的实际情况，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为此，列宁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措施：第一，实行土地国有化。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签署毫无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法令。第二，实行银行国有化。列宁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革命胜利后就着手实行银行国有化。他指出：“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12](P300）第三，无偿没收资本家大工厂。苏维埃政府不仅把资本主义大企业没收变为全民所有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把中型企业和部分小型企业也收归国有。第四，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列宁指出：“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13](P371）即合作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为此，列宁先建立流通领域的各种合作社把农民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联系起来，进而再建立生产领域的合作社，最后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计划。第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14](P342）。为此，他主要采取了租让制的办法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一种突破和贡献。
列宁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肯定了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资本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贡献，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同时保留多种经济形式的新课题，而且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
（五）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判断相同，列宁在早期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15](P111）。基于这种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领导苏维埃政权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并提出要把银行作为统一的核算机构和调节机构，按社会主义方式来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由于这种认识不能适应当时俄国国情，1918年春，列宁开始探索由国家垄断制交换转到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但三年卫国战争打断了这种探索。为保卫新生政权，列宁领导国家实行余粮收集制取代商品货币与市场。虽然余粮收集制对保卫新生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利益。1921年，列宁再度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即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16]阶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经济基础，“主张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17](P518）。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有两种形式：一是代购代销；二是商业形式的合作社。其中，商业形式的合作社是主要形式。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13](P267），适应了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与发展的需求，私人市场和货币交换相当活跃，导致国家实行的实物交换已经满足不了商品流通的需求，客观需求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列宁在1921年新修订的新经济政策提纲中指出：“在所有的商品交换业务中，第一，我们不应受地方流转范围的限制；第二，……只要有利，我们就应当最坚决地改用货币形式的交换。”[8](P439）他领导国家开始从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在国家调节下，放宽商品交换的范围，全面实行货币交换。列宁告诫全党，商业是国家生活的“试金石”，国家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和链条，国家必须学会经商，学会用新的商业的方法管理经济。同时，他也注意到商品货币经济存在着弊端，要求“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05)
从当时的实践看，列宁关于存在商品货币的思想主要是针对过渡时期的，没有来得及明确回答正式跨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的情况，但是毕竟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的设想，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首次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乃至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阐明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
物质利益关系到工农群众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1921年前的一段时期，列宁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他指出：“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5](P192）当然，这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思想是与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相适应的。只有把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努力夺取国家政权。三年卫国战争期间，保卫新生政权成为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列宁把整体利益摆在重要位置。此时，列宁也认识到必须考虑工人个人物质利益问题。为了鼓励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他采取了以实物形式进行奖励的措施。但总的来说，此时期列宁没有把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但卫国战争期间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严重侵犯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挫伤了他们生产积极性。1921年后，列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重视个人物质利益问题，形成了依靠关心个人利益来发展生产的思想。他强调，要解决关系全局利益的农民问题，就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物质利益需求，“得到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经济的刺激”[10](P81），推动他们发展经济，增加播种面积。此时，列宁已论及如何让农民从个人利益角度关心农业生产。此后，列宁把解决农业问题所取得的经验推广，指导解决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经济发展问题。他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17](P201），并承认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存在着物质利益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同时，列宁也重视精神鼓励和思想教育工作，让劳动者正确平衡好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增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重视个人利益，特别是肯定不同劳动部门之间劳动者利益差异性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思想，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发展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七）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必要一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俄国能不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相脱离，如果不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原则来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为此，他作了努力探索。第一，对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他指出，俄国处在帝国主义经济关系包围中，且经济又十分落后，应当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10](P177）。列宁指出，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想扼杀苏维埃社会主义，不愿意与它发生经济关系，但战后各帝国主义家都陷入混乱与经济困境中，它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与俄国发生经济关系。第二，探索对外经济关系方式。列宁认为，租让制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最好的方式。他指出，租让制能弥补电气化和开发边远地区所需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能增加产品数量和改造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能获得世界无产阶级和部分资本家的同情。为此，他采取对北方边远地区的森林租让、粮食租让、西伯利亚矿山租让的三种形式。同时，列宁也告诫，租让制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保持着私有制和资本家，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存在的“异物”，存在着外国资本控制俄国经济命脉和资源，产生黑市和资本主义习气等风险。第三，探索对外经济关系原则。列宁认为，对外发生经济关系，获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机车、机器和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使经济落后的俄国变成工业国，必须实施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原则。但他不反对国家与外国资本进行贸易合作，成立合营公司，以便有机会学习对外贸易，只是要在坚决遵守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的条件下，根据实际需要，经相关部门批准授权，才可以与外国谈判并签订合同。
列宁就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可能性、性质、贸易方式及原则，以及租让制等方面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外经济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对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需要看到的是，列宁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还不长，受当时处于过渡时期的限制，他的认识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毕竟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可贵探索，从而使他成为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列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列宁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距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发生剧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新的丰富发展，硕果累累。尽管如此，我们重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及其历史贡献，对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运动和发展的，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18](P95）。他根据俄国过渡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9](P10）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敏锐把握世情国情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所做出的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新判断。认清我国所处历史阶段，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国正处于从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跨入到信息化时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能力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治理水平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总体水平不是很高，而且仍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需求尚待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满足。依据列宁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状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20](P252）因而，新时代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和更多逆风逆水外部环境的冲击，风险凸显。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扬列宁依据国情的创新精神，从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状态的实际出发，创新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夯实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
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9](P20）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取决于物质技术基础，即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努力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但在前进征程中，国内各种潜在矛盾与问题不断凸显，国际挑战不断出现。因此，要战胜国内国际各种风险与挑战，必须创造更高水平的物质技术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去。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当代，创新是包括科技、理论、制度等在内的综合创新。大力推进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以科技创新带动理论、制度、文化等的创新，并使之相互促进，充分发挥各种创新要素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第二，深度协调经济结构。构成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结构是否协调合理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推进经济结构各组成部分协调发展，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支撑作用。第三，快速推进绿色发展。“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1](P209）良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在协调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前提下，坚决把“两山论”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源要素，为人民享受幸福生活提供优美环境。第四，有效增进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消费提高和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2](P157）在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经济总量的同时，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明确肯定了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存在”[23](P554），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的惠及民生、改善民生。这样既能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他们后顾之忧放心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点，又能提高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主体力量。第五，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践证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是发展国内经济的外在动力。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的国际市场萎缩，必须在原有开放基础上，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着眼于依托“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全球性视野谋划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防范各种风险，维护我国利益。
（三）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列宁为了更好地发展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建立全民所有制经济外，还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并保留了商品货币关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除了社会所有制（在苏联，也就是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之外，还可以有其它形式。”[24](P58）同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需要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激发和释放生产力潜力。实践证明，现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活跃生产要素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现实也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还没有充分发挥它对生产力应有的促进作用，还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要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在把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家战略目标领域时，还要通过资本化和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盘活存量资本，提高资本收益。第二，深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和提高效率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进一步营造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破除制约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障碍性因素，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构建完善的亲清政商的政策体系。第三，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需要政府界定好政府与市场边界，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积极构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第四，构建更加公平、完善的市场体系。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立市场要素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城乡统一、开放、同权同价、流转顺畅、竞争有序的具有国内大循环的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四）构建新发展新格局深挖国内外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因素
列宁强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发展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关方式和原则。新时代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对于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但国际疫情对世界各国商品需求量发生冲击，以及美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进行恶意打压，双重因素导致我国发展对外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因而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对破解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有着战略意义。这就需要：第一，扭住扩大国内需求这个战略基点。国内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群众需求多元化，品质消费和个性消费持续增长。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不断创造创新适应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产品供给。第二，打破国内地域、市场分割。取消人为设定区域限制，实现生产要素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公平流动，促成全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相互衔接和畅通有序的内需循环体系，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三，全力打造主循环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重要战略枢纽。既要在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下，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规划协同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向“深、实、高”方向发展，又要把“一带一路”在国内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叠点作为主循环与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面向国内大循环，培育链接国内更多行业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硬核”资源；面向国外循环，建立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新型贸易中心，面向全球进行产能合作，形成与国外连通的生产和服务大通道，以及对外开放新高地和高质量的“双循环平台载体”。第四，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既要加紧培育更多高精尖人才，瞄准和引领国际前沿领域的先进技术，积极把国际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以提升我国产业链在国际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为实施国外循环强筋骨；又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引进高端生产要素，创新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为我国探索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借鉴。
（五）运用科学理论与方法分析新问题揭示新规律
列宁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前人经验借鉴的情况下领导苏维埃俄国克服重重困难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并创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如以唯物史观指导划分发展阶段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看待个人物质利益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合作社经济、发展租让制等。我国当前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国际外部环境冲击，也必须形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破解困局，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第一，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新时代中国的现实关照。人民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只有在经济发展中切实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5](P956）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才能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出谋划策和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辩证看待当前面临的挑战。“危机”体现了“危”和“机”的辩证统一，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6](P22）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确实给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主动从“危”中寻“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深入践行主循环与双循环相互促进战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新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形成适合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思路、途径、方法和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承担好这方面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要求，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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